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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失至亲频遭骚扰天安门母亲艰难走过30年
天安门母亲是「六四」死难者母亲成立的团体，图为成员举行追思。（图取自天安门母亲网页www.tiananmenmother.org）
痛失至亲、没了工作、骚扰监视、无理拘禁，这是六四难属「天安门母亲」成员30年来的处境，他们当中有些人已辞世，活着的也70、 80岁，而打压他们的政权却代代交棒，永远不老。
今年清明节，「天安门母亲」成员张先玲一如既往地在便衣的陪同中，前往万安公墓悼念在六四事件死去的儿子王楠。监视下的扫墓，在自由社会难以想像，更难理解的是，这样的自由在中国竟也要努力争取而得。
中国公安过去曾以墓园有大学生混入制造混乱为由，禁止张先玲及其他六四难属到墓园。即使现在可以扫墓了，往往也得在监视之下，并比一般人提早几天，以便错开扫墓高峰，避免引人注意。
「天安门母亲」是六四难属组成的群体，形成于1989年六四事件过后不久，一开始的成员包括丁子霖、张先玲、尤维洁。随着难属的自愿加入，「天安门母亲」成员最多时一度近200人。
「天安门母亲」丁子霖。（中央社档案照片）
丁子霖是「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之一，她与先生蒋培坤原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89年6月3日夜里，两人年仅17岁的儿子蒋捷连被枪杀在北京木樨地。遭遇丧子之痛后，丁子霖等一行人踏上寻访、救助难属的道路。
六四死难者人数说法不一，从几千人至上万人都有，广场上的学生、社会人士来自各地，「天安门母亲」寻访难属的足迹因此不限于北京，最北自内蒙古，往南至四川、两广，最终建立了一份202人的遇难者名单。
1995年以来，他们每年都向中国领导人及「两会」发表公开信要求对话，并藉由出版图书盼中共当局为六四正名、还家属公道，在寻访难属过程中，也透过文字、影像一一记录下对六四大屠杀的证词。
只是六四至今仍是中共的大忌，为六四发声动辄成为当局眼中钉。在这30年来，除了丧子之痛，丁子霖还因为接受外媒访问而被戴上「卖国」、「挟洋自重」的帽子，不仅被党内除名，人大教职也沦为有名无实。
便衣24小时盯哨已是家常便饭，丁子霖与蒋培坤也曾被骗往黑监狱秘密关押、审讯。蒋培坤1996年还遭校方要求提前4年退休。2015年9月27日，蒋培坤在江苏无锡市郊的老家中因心脏病去世。
「天安门母亲」走过六四30年，诉求当局公开「六四」真相，追究屠杀责任，迄今中共历经了数位领导人，从一开始将六四定调为「反革命暴动」，如今改称「政治风波」，而真相、问责同样阙如，难属无法心服。
六四30年前夕，「天安门母亲」于3月7日再度发表公开信。他们梦想，有朝一日，中国能为「六四」英灵正名，为八九爱国民主运动正名；定「六四」为国殇日，建立「六四」纪念碑及「六四」陵园，让英灵早日入土为安。
这封公开信共127名六四罹难者家属连署，还列上等不到平反就已经去世的55名「天安门母亲」成员。而今，健在成员的年事已高，在这敏感年、敏感时刻，他们受到的监控只有更甚以往。
「天安门母亲」年年的公开信石沉大海，以母爱为本的坚定信念，努力30年得到的只是一贯傲慢、无理的对待。在中共以「经济成就高于一切」为借口合理化镇压暴行的状况下，六四平反之路仍艰难地走着。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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