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信发出时，我和丈夫准备离开这个世界了l丰县派出所副所长罗烈，教育局丁攀，这个世界的恶，你们占了一半
    From：李秀娟 徐州民声 Today
                   
   亲爱的老师同仁，全国网友，各级领导：
   当您看到这封求助信时，我和先生已经在准备离开这个世界了。
   我叫李秀娟，我的身份证号是320321198009102249，电话号码15950651168，我们夫妻都是徐州丰县周楼小学老师，我们有一儿一女，女儿今年10岁，儿子今年2岁。在女儿失去左眼之前，我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女儿失去左眼前，我们的全家福
   9岁女儿嘉嘉被徐州丰县实验小学同学无意伤害致失明后，女儿哭了整整一年，而我经历了民警暴力殴打，扇耳光，莫名拘留，行政处分，长期监视的噩梦；我的丈夫被多次批评谈话，被撤职。我和丈夫永远忘不掉派出所副所长暴力殴打我的场景。我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孩子也得了恐惧症。
   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们把这一年多来的遭遇写下来，我们再次请求有关人员不要再屏蔽我们的文章了，你们的心也是肉长的。
   
   带失明女儿北上看病遭徐州副所长罗烈暴打，被拘留
   2019年2月底，新年刚过，此时，距离女儿眼睛被同学无意伤害致残已经快10个月了，女儿的左眼一天天黯淡，我们抱着一线希望决定到北京复诊。我定了3月3日和孩子去北京的火车票并预约了同仁医院的眼科挂号。
   意外发生在我们出发之前，这成了我们全家人祸的开端。
   3月1日晚上10点，四个人走进我家：徐州丰县教育局信访办公室主任丁攀、梁寨镇中心校领导陈晨、张超和王会计。
   我忙着给几位客人端茶倒开水，洗水果。教育局丁攀主任突然厉声要求我退掉3月3号晚上去北京的车票。
   “孩子的眼睛不能耽误，3月份去北京的票也不好买，怎么突然要我退票呢?"我迟疑了一下。我回答丁攀：既然领导要求我不去了，肯定有其他工作安排，那我就下次再去，我退了票。
   张超和丁攀借故离开我家，并留下陈晨校长和王会计继续监视我！
   在我被拘留后，我才明白，两位领导是去派出所叫民警了，两位教育工作者，为了完成所谓的维稳任务，不惜给一个平民家庭带去灾难。
   半小时后，四位民警突然冲进入我家，他们以我涉嫌寻衅滋事为由要将我带走，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我和丈夫工作十几年来，勤勤恳恳，本本分分，我们也教育孩子诚实做人，好好学习，我们怎么可能涉嫌寻衅滋事呢？
   没等我反应过来，两位民警称“去一趟派出所半小时，最多一小时就让我回来”我的儿子和女儿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他们被吓地大哭了。孩子坚信警察叔叔是抓坏人的，妈妈怎么也成了坏人呢？
   我问民警我究竟犯了什么罪要把我带走，此时，丰县城东派出所副所长罗烈破门而入“你挺牛逼，叫你走，你还不走”。他将我拖拽下楼。
   我穿着衬衫，光着脚，在寒冬的深夜，我大哭着问他们为什么抓我？
   我被罗烈摔倒在地，我双膝跪在地上，罗烈薅着我的头发，不由分说，疯狂的扇我的脸，我不知道自己被扇了多少巴掌，那是我一辈子不能忘记的屈辱，他那双硕大的黑手出现在我每一次噩梦里。
   
   被拖拽后受伤的膝盖，直到出了拘留所还只能瘸着行走
   罗烈将我塞到车里。迷迷糊糊中，我听到孩子在我丈夫的怀里喊着妈妈。我却怎么也睁不开眼。
   不知过了多久，我被带到丰县城东派出所，我的手脚被拷在审讯桌上，刺骨的冷，我的手腕和膝盖还流着血，我请求穿衣服，他们狂笑着，用着本地难以启齿的脏话辱骂着我，吃着带着热汤的外卖和水果，他们看着我淋血的右手，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被关进一间狭小的铁屋里。那是一种只有在电视里才可以看得的铁笼：狭小，冰冷，防止自杀的软墙。
   
   在这幢威严的大楼里我度过了滴水未进，被恐吓辱骂逼供的一天一夜
   我清晰地听到手机在派出所接待室响了几十次，这一定是我家人打来的电话，我请求罗烈所长帮我报一声平安，他没有理我。手机就在那里兀自响着，响了一夜，手机的响铃像极了孩子喊妈妈、丈夫担心妻子的哭声，我哭了一夜。
   我等待着他们快些提审我，给我一些饭吃，给我一口水喝。
   第二天下午，副所长罗烈来给我录口供，他要我承认我3月3日去北京是上访的。
   我对罗烈说：我女儿的眼睛被同学甩失明了，我带女儿去北京看病，况且我也在北京同仁医院给女儿提前挂好了号，挂号记录可以在我手机查到。
   罗烈狞笑着说：“你看你哭的死样，像条狗一样，你这样的犯人我审的多了，我有的是办法让你招供
   随后罗烈要求我签字承认上访并接受行政处罚，罪名是寻衅滋事。
   我在纸上写到：我没有寻衅滋事，我要复议和诉讼。我几乎以哀求的口吻问他：我到底滋了什么事？
   罗烈称如果我再不签字，就从重处罚我。我固执地问罗烈：我认罪可以，可是你得告诉我到底犯了什么罪。
   罗烈说：如果你签字，我就给你喝水。当时我极度虚弱，已经一天一夜滴水未进。我还是拒绝签字。
   罗烈命人将我塞进车里，对看守民警称“一口水别给她喝”。随后，我被送往徐州拘留所。
   
   在拘留所得知被抓原因：疑似上访
   到了拘留所，管教问我身上和脸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此时我才知道，自己的脸被罗烈打变形了。管教看我一直在哭，他仿佛明白了什么，他摇了摇头，叹了口气离开了。
   在拘留所的七天，那是我永生不敢再回忆的日子：逼仄的空间，多人拥挤的板床，无法吞咽的餐水，解手时被多人围观，被圈养的屈辱。那些经历，每次回忆我的心都在颤抖。
   我年幼的儿子看见我被罗列副所长拖走跪在地上时恐慌的眼神，一直在我脑海里。
   在拘留所的七天，我一直摇晃着铁门，呼嚎着请求找律师，没人理我。一位大姐见我一直哭喊，便问我为什么喊冤。我将事情一五一十的倾吐出来：
   2018年3月12日，丰县实验小学放学排队期间，我的女儿嘉嘉两位同班同学发生冲突，一位李姓同学的衣服拉链甩进我女儿的左眼，女儿眼睛受伤后失明，后被鉴定成八级伤残，一年多来，学校一直未妥善处理孩子的伤残赔偿问题。孩子眼睛看不见了，迄今为止，我们仍然无法就赔偿问题达成一致。我和丈夫开始走法律程序。
   
   女儿的左眼永远看不见了
   随着女儿视力恶化加剧，2018年7月，我带着女儿去了北京同仁医院，医生告知我们女儿的视力基本为0无法治愈了。我蹲在医院楼道哭了起来。一位同情我的大姐带我和孩子吃了一顿饭，并建议我去国家信访局咨询。
   在我从北京回家的前一天，我到信访局反映了女儿眼睛被伤害一事，希望社会可以关注学生在校安全。
   在我走出信访局大门后，我被丰县一位赵姓官员拦住。他说：有问题好解决，你女儿的问题，有学校的责任，该赔偿就赔偿，你先回家。
   后来我才知道，他叫赵才柱，是我们当地专门安排在北京负责截访的。
   第二天，我带着女儿离开北京回家。
   拘留所大姐听完我的陈述，她告诉我：我是因为有信访记录才被抓的。
   我问大姐：我带女儿去北京看病，顺便去信访局反映在校学生安全问题。我也没做坏事，抓我做什么？
   大姐叹了口气，没有再理我。
   走出拘留所，被围堵，被监视，被撤职
   3月9号我终于走出拘留所。我瘸着腿，头晕眼花。在拘留所小门，我等着接我的家人。
   意外又发生了。
   丰县实验小学校领导渠敬衡突然出现，强制把我弄上车，车牌号为（车牌号苏CC900U）的超大面包车，我看到了两个民警和几个校领导。我立刻感到了危险。
   他们启动了车辆，我大声呼救。我的丈夫和我妹妹听到了我的呼救，我妹妹拼死趴在面包车的引擎盖上，他们才把车退回了拘留所大门内。僵持近两个小时，我们报警，徐州本地民警来后，他们才放开我。
   重获自由后，我立刻去了徐州中心医院办理住院手续，我的身体衰弱到了极限了。
   
   他们派来监视我的人，幽灵般的盯着我
   在我住院的第二天，病房门口出现了多名我熟悉的面孔，他们带着口罩，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总共有五六个人，我认出来那是丰县实验小学的老师。
   我入院的第三天，他们增加了人手，总共超过十人。监视我的人将车子紧停在我家车子旁边。
   就这样，一双双阴森森的眼睛，在楼道里，在我家车旁，在我病房，在医院走廊里，跟着我吃饭，盯着我上洗手间。他们像幽灵一样，看管着一个重刑犯人。孩子问我：妈妈，怎么那么多人跟着我们？儿子恐惧的眼神让我心碎。
   我实在受不了他们的监视了，我冲过去问他们：我到底犯了什么法？
   他们用无奈的语气告诉我：自己也不想监视我，是领导安排的。
   无奈，我们只能选择忍受。我们全家生活在真空的世界里，年迈的父母在病房和我们一起抱头痛哭。
   从3月20日开始，教育局连续几天传唤我，要求我去教育局纪委谈话，我实在害怕他们再次抓我。我真的害怕他们再打我，再把我关起来。
   我病的头晕眼花，站都站不住，根本没法上课，我所有请假手续齐全，他们不准我请假，怕我反应他们的违法犯罪的行为，安排了多名领导到学校监视我。
   我实在受不了他们不停地传唤，批评和谈话，我决定为自己找说法，5月31日，我到江苏省公安厅反映我被派出所副所长罗烈暴力殴打拘禁一事。结果收到了民警给我送来空白的训诫书。
   6月25日，我接到教育局下发的教育局处分决定，我再一次遭受罚。
   
   教育局在文件在处分中称我两会期间筹备进京上访，被依法查获    
   他们继续跟踪，他们派了人手在学校监视我，更为可怕的是，他们把我学校去年新装的十几个高清监控全部毁掉，重新安装了只有张超有查看权限的十几个无死角的监控。他们不停地找我谈话，无休止的批评调查监视我。我长期为自己辩解，嗓子哭哑了，得了严重的喉炎，我去请假，张超校长不批准并称我请假需向教育局领导报备。我无奈，只能边监考，边挂水。
   
   学校全体老师同情我家的遭遇，自愿联名
   那些监视我们的人就像鬼魂一样游荡在我和丈夫工作的小学，他们总是随机的审查我，把我叫过去问话。我实在受不了这样的压力，几次在课堂上抱头痛哭。我们小学全体老师也实在看不下去了。
   7月放暑假以来，有关人员找我谈了很多次话，我希望依法赔偿女儿左眼失明的问题，一分不多要，一分不少要，我请求追究暴力殴打我派出所副所长罗烈的责任，哪怕是一个道歉。对于这些诉求，没有哪怕一个被满足。
   我和丈夫是本本分分的老师，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种暴力会发生在我们家庭。我们的孩子看到罗烈暴打我后，每一次在街上看到警察都会吓哭。
   
   我们全家实在没有办法了，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我也得了严重的抑郁症，如果我们再不被解救，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求求社会关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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