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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陈秋实：如果因为说话被枪毙，我也无怨无悔 2019年11月8日 09:36
中国律师陈秋实 华盛顿 — 2015年1月，北京电视台《我是演说家》节目半决赛现场， 璀璨的舞台上，一位清瘦的，书卷气十足的男子口若悬河，语惊四座： “中国今天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富不富？富。但是作为中国的国民，你们觉得自己强吗？国富但民不强，这不配称之为一个大国；炫耀历史功绩而没有创新能力，这不配称之为一个大国；固步自封心胸狭隘，这不配称之为一个大国。” 那一年，他赢得比赛亚军。全中国有上亿人听过他的演讲。 2017年5月，夜晚街头，这名男子一边踱步，一边对着手机滔滔不绝。昏黄的路灯照得他的脸忽明忽暗。他的话语依旧犀利，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组织： “咱今天就把话挑明白了说 ，共青团，我讨厌你们……你们挑选出来的是这个时代最不关心（政治）的一群年轻人……唱歌跳舞了，歌舞升平了，这盛世如我所愿了…… 他们有多么可悲；我们有多么可悲！ ” 他愤怒，因为共青团中央在五四青年节那天表彰了一个知名的女子流行音乐团体。 2019年8月，香港维多利亚港湾， 还是这名男子，穿着一件印有红色惊叹号和“此内容违规无法查看” 的白T恤， 外面套了一件黄背心，对着手机侃侃而谈： “我不是大陆的特工，我也不是记者。我就是个普通的中国公民，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律师。我一个人带着我的手机自拍杆，带着我的身份证、律师证，还有港澳通行证我就来了。我希望亲眼来见证这里发生的事情。亲耳来倾听当地人的心声。” 在香港，抗争者和建制派的集会上都有他的身影。通过社交媒体，他向防火长城内的民众传递未经审查的信息。三天后，迫于中国大陆当局压力，他被迫离开香港。 他是陈秋实，1985年黑龙江生人，北漂十余年，有着律师、演讲明星、网络大V等多重身份。 星期一（11月4日），陈秋实在北京通过电话接受了美国之音访问。他说自己不久前做了一个下颌骨矫正手术，说话有些困难，但他还是愿意聊一聊。 VOA：很多人关心你从香港回去以后经历了什么，当局是不是找了麻烦？你在社交媒体上还能发声吗？ 陈秋实：我只能说人身安全是没有受到威胁的，也没有失去人身自由。 有一些组织谈话啊、问询啊，我就不方便说得特别多了。 从香港回来大概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吧，我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全都不见了。我以前曾经在微博两次被禁言半年，不许说话，最多只能发私信，但是这次微博也是彻底地不见了。我也不想去开新的，因为知道开新的也会被删掉。 VOA：你的律师资格证有没有被吊销？ 陈秋实：律师资格证还在，因为从法律上讲我没有违反中国的法律，也没有违反中国的律师管理相关条例。我本身也是一个比较自由的职业状态。我在一个律师事务所，接下来可能要调转到另外一个律师事务所去。现在在想办法办理这些手续，因为我对我原来的律师事务所确实带来了很不好的影响，至少是遭受了批评。 我在律师行业还能干多久，未来会有什么样的问题，这些我都不知道，就该怎么工作怎么工作，该怎么过日子怎么过日子吧。日子还要继续过嘛。有困难就面对困难，有挫折就战胜挫折，我还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 VOA：现在你的人身安全有保障吗？ 陈秋实：在北京是人身安全的。我前一段时间被警察带走也不是因为香港的事，而是因为9月30号我发了一个照片，所以被警察盘问了一天，然后也就放回来了，这就是大陆经常所说的被请去喝茶。 我知道我会被带走，但是我当时只是想着不要当着我父母的面被警察抓走。只是那天抓走我的时候刚好就是当着我父母的面。 10月1号，我正好在青岛的家里跟父母一起看国庆阅兵。刚刚开始，习总书记刚在那讲话，警察就敲门进来了，说：“你是陈秋实吗？”那时候我爸开的门。我说：“我是”。“你涉嫌寻衅滋事，跟我们走一趟。”我说：“稍等稍等，我把鞋穿上，把身份证拿上”。然后安抚了父母，因为父母会很紧张，很害怕，我就很配合地跟他们走了。 一天的时间不停地被盘问，10个小时在派出所跟警察聊了很多东西。刚开始他们会对你很凶，很严厉，要求我打开手机， 说你把密码告诉我们。我说我没有义务打开手机。他们说你必须配合，我说我一定配合，你问什么我们就聊什么，我也不对你撒谎。 其实我也经常跟警察打交道。我是个很瘦弱的人，也不是一个多粗鲁的人， 一点一点跟他们聊，慢慢气氛就缓和下来了。隔壁就有小年轻的警察过来聊天了，说：“陈律师，我以前就是您的粉丝，看您的视频，我上大学的时候老师还在教室里给我们放呢。”我说：“客气了，客气了。”然后别的老警察说：“哎呀，陈秋实这个名字我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刚才去网上搜了一下，你就是那个演讲家是吧。我当年还给我的朋友们转发过这个视频呢，你讲得多好啊。”他们只是地方公安局派出所的警官，接到上级命令，传下来要他们去抓人，他们就去抓人了。 白天我妈去派出所门口转。我妈是信佛的，回去又拜佛，在佛像面前跪了一个多小时，保佑我平安。早上10点钟把我带走，到晚上8点钟送我回来。回来的时候我妈就一直在哭，我爸就很气愤，也很紧张，训斥我。他觉得我做错了，很严重的事情，都被警察带走了，觉得很丢人。 我最大的烦恼就是让我的父母很担心，很牵挂， 很害怕。至于别的，我自己遭受什么，我觉得自己既然想出来说话，这些就是必然承受的代价。 VOA：你觉得你是被监控的吗？ 陈秋实：有一些事情我没有证据，比如说咱们现在的通话啊，我的微信啊，是否被监控了，有这种揣度，或者有朋友告诉我，说你有可能或肯定被监控了。但是我没有证据证明确实被监控，所以我不能乱说。 我相信我的事情被中国的有关部门认认真真地、反反复复地看过、检查过、我的身份背景、我的资金来源、我的社交圈子肯定也被反反复复地调查过。 你要相信中国国家安全机构办事的能力。 事实上我也不太在意这些东西。我有时候跟朋友开玩笑，我说这个国家安全机关的人如果真的认认真真地看我的视频，认认真真地看我微信的通话记录，就会了解我真正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也许比这些国家安全机关的人还要热爱这个国家。 VOA：你“翻墙”吗？ 陈秋实：我现在也买了一个翻墙软件，从香港回来以后，也加上这段时间手术以后比较清闲，不方便出门，每天在家看看书，看看视频。但是我英语不好，看不了英语资料，看一看港澳台的，还有海外华人的，包括你们美国之音的视频节目，在YouTube上也会经常看到。 从香港回来之后，我会“翻墙”看一看香港的，包括你们境外的媒体怎么报香港，我也会点开微博看微博热搜，微博上面这些大号，《人民日报》、新华社是怎么报道香港的事件。同一个香港议员被打了，被砍伤了，《人民日报》的报道方式和你们美国之音的报道方式肯定是有着巨大的差别的。 这些信息我都想去获取。 VOA：“墙外”最近出现了不少陈秋实的社交媒体账号，都是真的吗？ 陈秋实：不可能都是真的，有一些是我的朋友在管理，有一些我都不认识他是谁，经常把我在“墙内”的视频搬运到墙外，应该是我的微信好友。 我自己的微信群里会进来一些大家通常会叫作“五毛”、“小粉红”的人。他们在群里吵架，说要把哪个“小粉红”踢出去，我都不介意的。我的社交圈子里，其实这种左翼，极左翼，“五毛”、“粉红”，这种词有点贬义啊，我都愿意听听他们的想法。 我在微博上也会关注《环球时报》，关注胡锡进。现在听说“学习强国”有监控功能，不然以前我也会看看“学习强国”，会想知道非常官方的中国主流价值观在说什么。我不想只听哪一方，有句中国话叫“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我对这个世界很有好奇心。 VOA：中国大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政治看得很通透，但他们选择不说话，选择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你为什么要站出来？ 陈秋实：我觉得这个和性格还是有很大关系的，再有就是家庭环境。我没有妻子，没有结婚，没有孩子，也没有固定资产，没有房子，等于说没房没车无儿无女，所以可能没有太多的牵挂。我是个独身主义者，也不打算结婚，也不打算买房子。很多人都有太多的牵挂了，这我都能理解。有些人需要躲在后面照顾好自己的妻儿，需要有人冲在前面。我的顾虑比大多数的成年人，中国大陆的同胞们少一些。我也没觉得我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或者我做了多反动的事情。如果我做了多反动的事情，你现在也联系不上我了，对吧。 VOA：你不断地出来说话，是想达到什么目的吗？还是出于一种使命感？ 陈秋实： 很多人也问过我这个问题，我的目的，我的企图，包括我回来以后很多领导也在问。其实很多人都把我做的这件事当作手段，认为我是想通过说话、视频达到某种目的。对于我来说，不管是写文章、做视频还是说话，其实本身就是我的目的。 我不是想通过说话达到某种目的，让我说话，让我行使公民的言论自由的权利，这就是我的目的。言论自由其实也是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只是在具体执行层面上，中国的言论自由环境和西方国家是有着重大差别的。 我呢，也有我的目的，我要认真地学习。我的基础教育并不好，我只有一个黑龙江大学的法学本科学历，一个地方学校，不算好。我其实也是在进行自我的教育。我发现给别人讲解一个知识点，如果你讲得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甚至还能幽默有趣，别人能听懂，你自己的知识也变得更加扎实了。这个过程中，教学相长。 我今年34岁，希望我到了45岁的时候，可以被这个世界当作是一个学者， 人家会觉得这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年轻的后生们会心安理得地，很服气地说一句：“陈老师”。我觉得就挺好。 至于说我一个人说说话，录录视频，能对中国产生多大的影响，能改变什么，其实我不敢奢望。浑身是铁打几颗钉子啊，就一条人命而已，100多斤嘛。我只是一个是喜欢思考，喜欢说话的人，至于说在说话的路途当中，能帮助多少人，能改变多少人，能为这个国家做出多大的贡献，这些东西都不敢奢望。 VOA：因为说话惹上麻烦，会让你困扰和恐惧吗？ 陈秋实：困扰肯定是有的。但其实我骨子里是那种很传统的中国教育。我爷爷当过兵，参加过抗美援朝。我父亲当过兵，曾经差一点去参加越南战争。当时他们每个连队都要写请战书。他们那个连队没有被选中。我爷爷如果死在朝鲜战场上就没有我爸，我爸如果死在越南战场上就没有我。我们从小受的教育都是为这个国家能够做一些什么。 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北京电视台《我是演说家》这个节目有一个辽宁舰的女兵去演讲，很热血沸腾。她说作为一个军人，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只能为祖国牺牲一次。 有的自由国家、民主国家的人听着可能会觉得毛骨悚然，觉得这不是法西斯吗，怎么要为祖国牺牲生命呢？但其实今天中国的改革、发展、进步有着漫长而艰难的路要走，需要很多人付出艰苦的努力，甚至要准备做出牺牲。 我在香港的时候就有人问我：秋实，你觉得你能为祖国牺牲多少？ 我的回答就是：我能够牺牲的就是这条命了。我只有一条命，如果说未来我成为中国第一个因为说话和录视频被枪毙的人，我也无怨无悔。在中国历史上，因为说话、写文章被杀掉的人其实很多，凭什么在今天就不可以有人因为说话、写文章、拍视频被杀掉呢？ 目的不一定能达到，但是你一辈子在努力地行走，努力地向前，至于你在路上的哪一处，是死在10公里处，是死在80公里处，那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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