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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的思想高峰
——陈子明思想试论
李咏胜
我本可以宽容黑暗，
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
——艾米莉.狄金森
绪论：我的“陈子明问题情结”
公元2014年10月21日，对每一个渴望走出专制极权铁笼，走向自由民主社会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大不幸的日子。这一天，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先觉先行者和政治活动家、杰出思想家和政治学者陈子明在北京潸然辞世了。消息通过互联网传出后，立即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震撼。于是在随后的十多天里，以各种文体形式悼念、追思、缅怀他的文字，顿时像一股股从深山密林中飞泻而出的清泉，汩汩流淌在世界各国的媒体上。北京、杭州、成都及美国纽约等地，还相继为他举行了规模和形式不同的悼念活动，并随之在网络社会形成一个“逢人说项”的祭祀奇观。由此见出在当今中国这个雾霾压城城欲催的政治氛围下，国民追求真理和正义的良知并被没有被暴力完全征服，权、钱通神的邪恶价值导向并没有把人们的善恶是非完全扭曲，中国重归人类文明主流的希望并没有被官腐民敗的极权政治完全灭绝。为此，本文拟顺势走近陈子明和他创造的巨大思想库，试图从中取其万一，以缅怀和彰显先贤，并寄望来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但由于本文开宗明义是探讨和言说陈子明的价值和意义的，因此话题只能随着陈子明倾其一生关注的中国民主运动和百年中国现代化问题而展开，或者说是围绕着中国自1842年开始，经“同光中兴”所走过的富强之路而展开。而所谓中国民主运动和百年中国现代化问题，其实又是与中国知识人在其中的精神引领作用分不开的。进而说到百年中国的知识人，我想不妨把他们分为这样几代人：以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为代表的戊戌一代人；以陈独秀、胡适、鲁迅为代表的辛亥一代人；以顾准、殷海光、王若望、李慎之为代表的一、二九一代人；而鉴于中国人以死盖棺定论的价值取向，故而提出以陈子明为代表的四五一代人。
然而，由于陈子明留下的巨大精神遗产，至今还是一座有待挖掘和开采的富矿，研究者尚少。同时，也由于世人对他的认识和了解，大多还局限在他投入中国民主运动那一方面。所以我的立言和言路，便只能从他先后投入“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高校竞选运动”，“89民主运动”，成为中国民主运动先觉先行者和民主政治活动家所“行”的那一面，而次第展开。然后，再以他89之后进入“监狱留学”到辞世的25年之间，在身心皆不自由的政治环境下，既坚持现代知识人“格物致知”的学术本色，又坚守践行民主政治信仰，成为中国杰出思想家和政治学者所“知”的这一面，去全面反观他关于百年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反思和求解过程及其绪论和结论。因此，我所试图言说和张扬的陈子明，其实就是他作为四五一代知识人知行并立的高峰全貌。
故而，我切入陈子明问题的视点和视线，难免会有与他终其一生的同仁挚友们所见不一之处，甚至是与之截然不同的地方。但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如是申明：由于陈子明至今还不是一个已经形成历史定论和定位的人物，所以，我对他的所见所言及其判断，只能是一己之见和引玉之砖，目的是引起更多的人关注作为思想家和政治学者的陈子明，而不致使他给我们留下的巨大精神遗产被社会的冷漠吞噬了去。
这里，有必要先叙说一下我的“陈子明情结”形成过程。本来对于陈子明这个人，在我们这代曾经为理想和信念燃烧过激情，甚至付出过牺牲代价的人中，已经是“天下谁人不识小平头”了。2013秋，我受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到该校作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由此而与旅美知识人，有了许多近距离的接触和了解。所以2014年春，当陈子明到美治病的消息传出后，大凡在美国的知识界人都被此事给牵动了。而身处其境中的我，自然为他遭受到厄运痛心。因为在我看来他的受难，并不是他个人的，而是与我情系的那个同样病态的祖国同病相怜的，同时也是我们这代人正感同身受的。因而关注陈子明的病痛和安危，其实正是所有海外华人关注极权政治下的祖国，而产生的一种正常心态和情愫。
随后的4月22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杨帆到美，作为杨帆友人的著名宪政学者陈小平在法拉盛的黑龙江饭店为他接风，我有缘作陪。席间，当我俩向他谈起到陈子明在美治疗的的情况时，想不到原本杨帆谈笑风生的他，听后竟然泣不成声，随之嚎啕大哭起来。这一情景，顿时深深地感染了我。实话说，在我的人生记忆中，亲见一个鬓发斑白的长者为一个朋友的不幸悲痛欲绝，还是唯一仅有的一次。记得当时的我，不知向饭店服务生要了几次餐巾纸为他擦去满脸的泪痕。同时，还记得他在不断抽泣中叹息说：“子明是我一生最崇拜的人，他还有好多闪光的思想没有发挥出来，不知道怎样才能抢救出一点点？”
当时据陈小平说，陈子明已经同意由王军涛陪同杨帆到麻省总医院去相见一面。但据我所知，此时的陈子明已经处于不能言语状态，要想把他潜藏心中的思想能源引发出来，谈何容易。另方面，我印象中的杨帆，是著名左派经济学家，也是重庆模式的理论鼓噪者之一。（注一）因而从价值属性取向上说，是与我们自由派学人格格不入的。但没有想到的是，他竟然对陈子明爱戴如此之深。由此使我敏悟到陈子明其人除了思想和精神上的魅力之外，恐怕还有道德和人格方面的魅力存在。否则，怎会赢得杨帆这类长者的由衷折服呢！由此，使我随之萌生了深入走近陈子明的意念。
而在陈子明辞世之前，我已经结束哥伦比亚大学的访学，在欧洲稍作逗留后，便匆匆回到了故国，并开始在国内外的各种等网站上，全面收集他以各种笔名发表过的文章。经过20多天的努力，终于收集到了他散发于各类网站的文章220余篇，以及关于他作品的评论、访谈和记叙文章50余篇,并开始整理、打印，逐一阅读。也就是说，早在陈子明10月21日辞世之前，他作为我们这个时代中最具有政治家禀赋和襟怀，又最具有思想家和政治学者理论体系的完整形象，已如高山仰止一般挺立在我眼前。所以当我获悉他的噩耗时，内心是能够释然面对的。
原因是对于他的不幸早逝，我只能责怪上帝的昏愦，竟然在我们这个最需要政治英才出场的时代，就把我们之中最有政治智慧，最有责任感和使命感，最具有道德感召力的栋梁人物给猎走了。但从理智上说，我倒是觉得陈子明作为一个个体生命的存在，他已经用毕生合二为一的知与行，为这片他赖以栖身的黄天厚土，无私无畏地献出了所有的聪明和智慧，赤胆和忠诚。而他的离去，就像米开朗基诺、达芬奇丢下画笔，离开《最后的晚餐》、《蒙面丽莎》而远行一样。至于他们的肉体生命存在与否，其实并不重要。因为他们留下的作品，已经是人类文明的骄傲点了。
当然客观地看，尽管陈子明与他们在价值层面上，是不能类比的。但相较而言，陈子明的作品对于眼下一方面在赶追现代文明主潮，一方面又饱受着专制极权政治蹂躏的中国人来说，其价值和意义是不可估量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陈子明的早逝，对他个人来说是不幸。但对整个国家民族来说，却是不幸中的大幸。因为只要细看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可以说披着各种圣洁光环的“大家”人物，已经多如过江之鲫了，却唯独没有产生出几个可称为人格导师和精神领袖的思想家和政治学者。
而陈子明的出现，可以说是填补了这个历史的空白。对此，清华大学著名教授秦晖在读《陈子明文集》之后，曾有一段非常准确到位的评述：“政治犯的生涯培养出政治家应该说并不特别少见，但政治犯生涯，特别是长达十几年的此种生涯能培养出杰出的思想家、学者，如果不是绝无仅有的话，也的确是非常罕见的了”。（注二）
尤其是，中国自1888年“戊戌变法”之后的近百余年间，像陈子明这样在中国当代民主运动中，始终处于领军地位的人物，89之后即身陷囹圄13年之久，随后又长期处于被监控状态之中，但在他出狱后的25年时间内，依然坚守自己的政治理念，潜心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反思和研究，特别是中国现代化道路和民主化道路、途径和方向的比较研究，且在各方面皆有独特建树和惊人创见，并在国内外知识界得到肯定和赞誉者，除梁启超外委实至今无出其右者。所以，无论是作为中国民主运动先知先觉者和政治活动家的陈子明，还是作为杰出思想家和政治学者的陈子明，都是青史永在的。
由此而说到陈子思想的高峰突进之处，使我想起了自己在马克思家乡特里尔小城驻足时，在马克思故居留言簿上信笔留下的话：“马克思思想中的向善面，给20世纪带来的灾难是深重的。当我们向马克思的伟大致敬时，不能忘却了他给后来的人类社会带来的善面之恶——极权主义”。而陈子明思想的深度和高度，其实正在于他认识到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所没有认识到的许多新东西。因而，当我们面对那些引领人类文明走向的伟大人物时，即便我们缺失他们那种自信自足的精神底气，但至少还是可以自慰说：“我们有个陈子明”，也就足以壮行了”。
同时，在陈子明辞世之后，我又通过国内外各种网站，把所有悼念、缅怀他的文字，都搜寻和打印了出来，其中包括那些以各种文体形式和风格在内的100余篇文字。然而，待我从悲痛中抽身出来，静心细读过这些饱含着人间真情与挚爱的文字之后，一种近乎无可言说的忧思顿时向我袭来，使我由惶惑到困惑起来。这即是：在几乎所有这些悼念、缅怀、评说陈子明的文字中，人们所认识和了解并真挚敬重与爱戴的，仅仅是那个作为民主运动先觉先行者和政治活动家的陈子明，而作为杰出思想家和政治学者的陈子明，却在沉重的哀思中被淡漠和忽略了。
这就是说，为人们所折服和仰视，乃至扼腕痛失的陈子明，只是1976年至1989年这13年之间，在中国民主运动中横刀立马的那个陈子明，而从1990年至2014年这25之间，在思想学术理论前沿为国家民族探求现代化富强之路和自由、民主之路的这个陈子明，似乎就随着他的肉身远去，而成为“昨夜星辰昨夜风”了。这中间，包括王军涛、胡平一类与陈子明同为中国民主运动领军人物所写的缅怀、评述文字在内，也是礼赞和高扬前者之墨浓于后者的。
而事实上，对于陈子明一生的精神奋斗历程，他们才是知之最多，认识和了解最深的人。因为当代中国自“四五运动”拉开帷幕的民主运动，是与他们之间互为支撑的奋斗历程联系在一起的。以致当人们回首中国80、90年代那些激动人心的人事物景时，便会油然闪现出这个“群星闪耀时代”的每个人。所以他们对他的盖棺评说，其实才是极为重要的东西。
但当读过这些感人心扉的文字之后，却没有让我看到更多对陈子明的知行并立之处有什么超凡之见，抑或与之同样重要的启示，从而激起人们去走近他创造的思想宝库。由此使我觉得陈子明对于他的同代人来说，可能不会愧歉什么，而人们对他来说，则是有所愧歉的。且对于那些与他生死与共的同仁挚友而言，至少是他们在高度褒奖他为中国民主运动“立功”、“立德”方面时，而忽视他为中国整个现代化和民主运动的“立言”方面了，以致没有能够从时代的燥动中转静下来，系统地读过他的文章。
所以，在陈子明已经分明不在世的许多天里，我的所思所想还是留守在以下对陈子明一生最有肯定价值的文字上：“浩浩荡荡，从五四到四五，是真革命之先觉，虽然不如意事常八九；寂寂默默，自先觉觉后觉，乃敢特立而独行，百川敦化于文明主流”；“ 四五英雄，北京之春，八〇竞选，求宪政不虚此生；八九‘黑手’，长街喋血，十三徒刑，问民间再无斯人”；“民运无公不成史，国家有难倍思君”；“扶危岩餐风露宿遗爱人间……”显然这些，在我看来都是十分值得珍爱与赞赏的人间文字。
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感到它们没有展示出陈子明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全貌和高度，而只是彰显出了那个曾经为中国民主运动立过“功 ”与“德”的陈子明罢了。所以，当我读了同为“太子党”的现任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上将所写的博文《一个当得起“不朽”二字的人》”之后,方才感到了一种强烈的震动和共鸣。或者说是在他对陈子明其人的价值判断话语中，我才找到了一个与自己所见约同，认识相近的说话人。
他在其文中是这样评说陈子明的：
“陈子明逝世后，很多人表达了对他的思念，也不乏一些评价。这些评论多从四五运动、西单民主墙甚至六四谈起。我个人认为，那是陈子明作为个体的经历点，不是陈子明的真正价值坐标。要评价陈子明，探讨陈子明的意义，至少要从中国士大夫2000多年的家国传统责任担当、近一百年来中国寻找自强道路的选择两个大的方面，进行比较与评价，既要超越目前的左右之争，也要超越党派之争。个人认为，近一百年来，在这两个方面，没人比陈子明做得更好，更富理性与建设性。
……
梁启超先生算是近现代以来的一座丰碑，但比起陈子明来，至少还有理性的差距，其他人可能更无法比了。与强大的理性、包容性比起来，陈子明的视死如归，只能退而成为他第二位、第三位的优长。
……
陈子明生前，有幸见过几次，但除生活话题外，其它没有深谈过。他的一些主张，我既无深刻理解，也并不完全认同。但是，作为一个践行信仰，理性求真的人，陈子明三个字是大写的，他是个大写的中国人。论人品与学品，在我接触者中，陈子明是最杰出的。如果一定让我对哪个死者说“不朽”，那一定是陈子明，也只有陈子明。”（注三）
由此而使我感到 ：尽管杨帆与刘亚洲在真知与实用的价值取向方面，只会与我们异大于同，抑或俨然不同之处，但在认识和肯定陈子明的价值和意义乃至作用方面，却与我们同大于异，甚至比我们还知他更多，体察更深。仅此见出在他们那个僵死的体制中，也并非没有明察世事的智者存在。而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却正是这个专制极权制度至今腐而不朽，死而不僵所难解的迷津之一。同时，也是值得我们去挖掘它何以能够残存下去的深层原因。
至此，我觉得自己的“陈子明问题情结”应该是趋于成熟，可以言说下去了。即便它的形成，是在与之不同的人事物景激发下获得的。但由此反而证实了陈子明作为中国百年思想高峰的存在，已经超越于党派和左右之争了。因而，即使我们有无深度走近陈子明的意愿，他提出的“百年中国问题”，都是一个存在的真问题，并将对中国今后的民主化进程产生影响和作用，直到中国真正融入当代人类文明主潮的那一刻。故此，无论从那个角度上说，我们都应该比杨帆和刘亚洲更珍爱陈子明，更进一步走近他创造的巨大思想宝库才是。倘若这样的话，或许我们真的就会日趋接近陈子明与我们共同奋斗的目标和目的地了。
注一：据我所知，杨帆曾几次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夫子自道：“自己是中左偏右”。
注二：秦晖《民主实践者 自由思想家——粗读<陈子明文集>》，见《共识网》
注三：见人大历史系教授米辰峰转摘刘亚洲2014.10.25.12.17的新浪博客《一个当得起“不朽” 二字的人》
——《纵览中国》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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