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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4-21经济观察报书评
作者=周冰心
来源=左岸文化网
流亡是一个世界性话题，它的在全球普遍性发生是一个巨大的文化、政治课题，一部欧洲流亡史应该是世界正史的补充，这样的世界史才能被称作展现全面风貌和立体完满。世界史如此，世界文化史、哲学史、科技史、文学史、教育史、政治史、艺术史更是离不开浩浩荡荡的流亡者带给它们的杰出贡献。我们回望一下，一战、二战期间，没有流亡巴黎、美国的众多俄罗斯、德国、东欧的哲学家、作家、学者、科学家们的贡献，这些国家在上述领域上会逊色不少，反过来，那些大名鼎鼎的学者们又为自己深受封闭、内耗和侵占、专制、独裁之苦的祖国逶迤出一长串荣誉。现在，这些伟大的成就至今都被人们所忽略，当作理所当然的必然之事。今天看来，没有他们身体上的流亡到美国和欧洲，世界科技史、文学史、哲学史都得改写。但如果他们没有选择流亡，他们不过只是他们祖国千万集中营受迫害者中的一员，早已被“消身”溶化掉了，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看看苏联时期的鸿篇巨制《古拉格群岛》，谁都会明白那些倔强的流亡者如果留下来面对的普遍下场。
欧洲流亡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的去国流亡，折射了世界演变过程中欧洲独裁政治力最为阴暗和丑陋、狠毒的一面，“这个极权制度的一个明显特征在于，它把败坏人类道德和群众的非政治化奇特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同这一制度进行斗争……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流亡在二十世纪以前是以被动性的流放、放逐来面向世人的，至少在中国、俄罗斯这样庞大的帝国，流放命令都是由皇帝直接下达的，正如维柯(vico)指出的那样，这种古老的法理学是“一套完整的诗学”。流放惩罚的是人的灵魂深处的尊严，对信仰真理予以毁灭性打击，但它得借助对身体、生命的折磨达至对灵魂的打击。这是法国哲学家福柯(Foucault)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总结的所谓的“惩罚景观”：“人的身体是被控制在一个强制、剥夺、义务和限制的体系中”。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东西方世界开始由大规模流放转向更大规模流亡的转捩点，这与上面提到的19世纪初现代文明加速，远洋航海技术、蒸汽机的一一问世，以及海外冒险、扩张、殖民主义观念的甚嚣尘上有关。世界第一次连成一片，土地的疆域得以飞速延展，国界变得模糊难辨，“从1815年到1914年，欧洲直接控制的区域从地球总面积的35%扩大到了85%左右。”、“一直持续到1955年万隆会议时，整个东方才都从帝国主义的控制下获得政治上的独立。”
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
1917年，沙皇帝国崩溃前后，也有不少俄国文人学者陆续流亡欧洲和美国，原先居住在圣·彼得堡的俄罗斯贵族后裔，日后成为二十世纪著名作家的纳博科夫家族也在流亡之列，小纳博科夫随家族流亡德国。但直到1921年为止，大批的苏联流亡者才正式到来，这还不包括日后被政府强行驱逐的流亡者。1921年，新政权尚未顾及到在文化领域施行全面清洗，以至于像日后流亡到法国，写出不朽名著《俄罗斯思想史》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别尔嘉耶夫（N.A.Berdjajev）等，还能在1919年在苏联国内建立“自由精神文化学院”，举办公开的哲学讲座，听众甚至包括红军官兵和工人。1922年，新政权突然逮捕了全俄一百二十多位著名学者、文人和科学家，其中包括别尔嘉耶夫、洛斯基（N.Losskij）、弗兰克（S.Frank）等世界著名学者，将他们（连同家属）一并驱逐出境。 此时，流亡文化的意义才第一次彰显出来，他们不再是清一色的政治诉求者，他们只是思想家和文学家、教授、科学家等等知识分子，他们甚至都没有选择1917年帝国崩溃时流亡，因为，他们都是吟唱俄罗斯文化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土地选择他们。但他们除了思想和声音外，一无所有。唯有坚持自己的自由主义信仰，但无力抵抗刺刀和大棒下的驱赶，只好流亡欧洲，或者自动流亡，成为“流亡者”，自由主义信仰让他们都付出了不能在故土生活下去的“惨痛代价”。他们也为以后要流亡的知识分子确定了一个标准：为了普众的福祉，为了维护独立的信仰尊严，宁愿担承亡命天涯的厄运，也绝不作顺民和沉默的“大多数”，颂扬暴政就更不可能了。
人民不需要自由
令人深思的是，在苏联时期颂扬暴政、沉默的大多数，后来成为“古拉格群岛”上的岛民，都被那个政权最终消声掉了。而那些流亡海外的俄罗斯精英无一例外地活着，并有许多成为世界经典作家。他们甚至还有像索尔仁尼琴那样在苏联解体后于1994年光荣地被迎请回祖国，历史证明他们是对的。
丹麦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在其遑遑巨著《１９世纪文学主流》中开篇即是“流亡文学”。他说：“流亡者不可避免地属于反对派。但反对什么却因人而异，有的反对恐怖统治，有的反对帝国专制，要看他们从哪一个暴政下逃出来的。”他们发出异质的声音，付出的往往是一生幸福甚而生命的代价，一生要漂泊离散祖国以外，永不能回转。
流亡的产生是建立在一种清醒的质疑、诤言和不从精神上的现代结局，它是人类从无言、默语、顺从生存几千年后，演变的有声产物，文明的产物，进化的产物，是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精神”概念被世界普遍认知的结果，至少在信仰层面上，也是全球化视野带来的勇气，它为“流亡者”质疑不公褒留有前现代社会不可能有的出走机会，采取远观和思考的方式进行冷静化处理，西方成了“流亡”“新的流放地”，但这次他们是为人类普适真理而遭受的“自我遣放”，而不是前现代只是为了维护某种传统价值观。流放和流亡都是距离上放逐，但后者却有着：“在被迫远离的情况下，与故土间形成一种距离的美感和惆怅之情，在文学和意识形态上形成双重视角。”前者却没有。
俄罗斯诗人布罗茨基
现代性流亡的产生还透射了世界所谓多样性政体和多极世界互为制衡的巨大谎言，它是现今世界普遍公正和政治良性的试金石，因为，二十世纪的流亡者全部都出自那些维持上述与人类普适公义、自由平等相悖行驶秩序的国度。
现代性“流亡者”早已经历了百余年的历程，已经成为一种“抗拒、不从”的现象，他们是人类社会最后的、最纯粹的一群“理想主义者”，同时，他们/她们也是最易受“仇恨”和“漠视”的漂泊者。
造成二十世纪流亡这一现象大面积扩展的无疑是政治迫害的结果。世界上所有的极权政治都有意识形态话语强加癖嗜好，甚至想在民族性、宗教性、政治性、文化性、思想性、历史性信念上用整齐划一来归化，用意识形态全权话语来控制、吓堵国民，使之“犬儒一生”，成为“沉默不语”的羔羊。流亡现象就是这样孕育而生的，二十世纪产生的三个主要的流亡文学形态（俄国〔苏联〕、德国、东欧——以波兰和捷克为主）的形成和发展，无一例外地与反抗这种“单行道式”强加性全权意识形态话语相关，反抗的结果就是大批知识菁英被国家放逐和自我流亡，行使这种勇气的都是一批本国最出色者。
“流亡”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悲惨的命运，流亡者逃离困厄不前的现状，逃离专权独裁的国度，身体虽然是释放了，但却也被完全切断了和故国的关切联系，原乡已经在地理意义上与他毫无关系。这是所有“流亡者”面对的集体境遇，这对忧愁伤感的流亡知识分子们是一个最大的精神打击，他们被割断了与母体脐带的精神联系，他们会为这个噩梦背一辈子的“游乡梦魇”枷锁。和遥遥无期的归途相比，梦醒后只有面对“流亡异国”的现状，他们要在白天与黑夜之间找到各自的栖息地，这是两种文化的纠缠，原乡和流亡地文化的黑夜与白天。这也是两种文化压迫，流亡者的文化命运是难以遗忘和难以进入。两个文化世界和两种文化压榨就横亘在他们面前，让他们炼狱后才能重生。萨义德说“流亡者存在于一种中间状态，既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全与旧环境分离，而是处于若即若离的困境，一方面怀乡而感伤，一方面又是巧妙的模仿者或秘密的流浪人”。布鲁克·罗斯进一步指出：“流亡应该是指被放逐到异地的政治性活动和文化性活动……文化的部分则是指由于从祖国被流放到异地所形成的心灵落差与震撼，使流亡者产生不同的视野与观点，并借此来重新反省祖国家园文化，因此‘放逐’经常与批判、富创意的见解有某种程度的关联。”
“流亡”基于一种“流亡者”无奈、失望、悲伧的逃离，但动因却植根于对祖国热爱而痴诚的执念。我们看到，“流亡”最本质的动机是对现状的无可奈何，而不得不选择形式上的离开来逃避某种心灵和精神、信仰上的困境、困厄、煎熬。然而，“流亡者”决意要踏上“离开——逃亡”之路时，流亡知识分子们难以想到这是将要作一场噩梦的开始，因为，他们已成为被控制母族事实上的“他者”，无论对谁而言：自己即将要逃离的祖国/母国与要前往流亡避难的他国/他乡。在“离开”后，他们都因内在根性文化的呼喊和情感上的牵拽而无不思念回归，即使身体上因现世政治拒绝而难以实现，但思绪和梦魇却时时飘散回到故国上空萦绕，切割不断。二十世纪影响巨大的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写过唯一一个传世话剧剧本：《流亡》（Exiles），其主题即是流亡者归来，流亡是为了归来。
流亡是一项事业
这对于那些文明、文化极为自信的国家：前苏联等大国流亡者们来说，尤为如此。如果要让“流亡”成为一种情感绝决的事业，几乎是对流亡动机本身的挑战。因为“流亡”缘于一种炽爱，而流亡是流亡者祖国对他们“爱”的单方向褫夺，所以说，“流亡”是煎熬和无奈、悲怆、情感的险峰旅行，没有人比他们更为理解“家国”咫尺在望，不可亲近的痛苦，这一切却都是他们坚守理想和信仰所付出的情感代价。会有一种声音盘旋在流亡者上空：“你是在流亡，你的家乡其实并非那么遥远，当代生活的正常交通使你对故乡一直可望而不可即。”
犹太背景的德国流亡知识分子阿多诺（Adorno），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纳粹掌权后即离开祖国流亡美国，在他的形而上流亡者视野里，他把自己和与自己有同样命运的人再现成永恒的流亡者，以此来回避旧文化的羁绊。阿多诺是普遍蔓延忧郁愁绪流亡者之外，极少数几个还在此寻找流亡乐趣的流亡知识分子：“流亡有时可以提供的不同生活安排，以及观看事物的奇异角度；这些使得知识分子的行业有生气，但未必减轻每一种焦虑或苦涩的孤寂感。流亡这种状态把知识分子刻画成处于特权、权力、如归感的这种安适自在之外的边缘人物。”阿多诺认为流亡情境的产生，使得知识分子可以在依附权力和意识形态方面大大地拥有自主性，边缘性身份的催生反而能让现代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得以保全。“知识分子有如遭遇海难的人，学着如何与土地生活，而不是靠土地生活。”
边缘性身份是流亡知识分子所面对的最直接的心理创伤，于母国、于他乡而言，他们都绝难成为两种社会的精神趣味和标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流亡意味着将永远成为边缘人，而身为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必须是自创的，因为不能跟随别人规定的路线。”这就注定流亡是一股“逆向”的旅行，他们不甘于被“驯化”，更不同于犬儒者的沉默不语，他们要成为一种照耀犬儒者的镜子，萨义德说：“对于受到迁就适应、唯唯诺诺、安然定居的奖赏所诱惑甚至围困、压制的知识分子而言，流亡是一种模式”。
世界上所有的极权邪恶国家都有其两面性，一方面体现在表象上鲜花般的美好歌颂赞词，另一方面则却是相反，无边的黑暗和残忍的地狱实质。这就像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大多数人只能被鲜花美好歌颂一面所迷惑，而不了解黑暗残忍地狱的另一面。俄国流亡哲学家N.洛斯基说：“恶魔不是以魔术来征服人的意志，而是以虚构的价值来诱惑人的意志，奸狡地混淆善与恶，诱惑人的意志服从它”。只有流亡知识分子能具天眼的同时看到两面，这是他们特有的感觉，但流亡者要为这两面性的两极痛苦所搅扰，他们几乎都有在地狱中浸入黑暗的人生经历，是从地狱尸体堆里爬出来的一息生命，此后的一生永不能平静、安谧的用田园心境来写作，他们内心充满着恐惧和泪水，以至于没有办法再享受人间的乐趣，即使在流亡的自由途中，他们还在流亡的自由异乡孤独着。
流亡是叛逆者的事业，摆脱迫害、追求“自由表述”是东西方流亡知识分子们出走的一致原因，他们有着惊人的某种偏执性，他们执拗于一种真理般的信仰：“流亡的知识分子必然是反讽的、怀疑的、甚至不大正经——但却非犬儒的。”
事实证明，流亡知识分子换来的自由表达是人类普遍追求的“人格的文学”，有尊严的反映一个民族在极端国度里生存本相和苦难的文学。
“流亡”在二十世纪的跃现，本身是世界在走向多极的象征，它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巨大的符号，是全世界人民对“流亡”运命充满着同情和叹息，并对流亡者背后的“他者”表现出极大的愤慨与憎恶。因为，“流亡”总是与独裁、极权、野蛮的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这些人类社会的极端思想紧密相关，希特勒法西斯纳粹主义之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知识分子流亡；斯大林共产教条主义之于二十至七十年代苏联知识分子逃亡，等等。这些人类巨大的“人祸”灾难，有的至今未得到全面认识和真相大白，大多属“东方主义”阐述范畴（苏联的亦东亦西），可见人类灾难与“东方”有着多大的联系。
二战期间，美国早就扮演了“拯救者”的角色，它庇护了前往流亡的一切艺术家、科学家、学者、作家，以助他们逃离欧洲法西斯主义迫害，前往新的西方帝国中心。流亡美国的德国犹太学者、苏联、东欧的科学家、艺术家也是如洪流一般，出色的流亡知识分子包括基辛格（Henry Kissinger，1923—）、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Brzezinski，1928—），两人均曾担任美国总统行政体系中的国家安全顾问及国务卿，可谓流亡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1875—1955）、历史语言学家史毕哲（1887—1960）、奥尔巴赫（1892—1957）、武器科学家和太空学家泰勒（1908—）、布劳恩（1914—1957），他们甚至在随后到来的冷战中帮助美国战胜苏联。
德国作家托马斯·曼
“流亡”效应同样对“流亡知识分子”精神意念上也是一种折磨，有的几乎影响“流亡者”一生的心情。已故美国著名后殖民学者爱德华·W·萨义德可谓是“流亡者”的代表，他一生的研究就是吟咏“流亡者”的哀歌，他的母国是领土被以色列侵占至今不还的巴勒斯坦国，他身上被负着三重身份（生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15岁以后接受西方教育并归化美国的美国人，以讲授英美文学的学院东方知识分子）。东西方血液、思想、文化、宗教、信仰复杂矛盾交织的现实，促成了他思想运用上互为作用，将每一个身份都影响、作用于其它身份，并且协调暗含于他自己生平中的各种张力和矛盾，伊斯兰世界的宗教虔诚调以当今世界最为多元、自由、叛逆的美国精神，使得他现今留存下来的一大批文化、思想哲学批判都留有这种调和烙印，其中以《东方学》、《知识分子论》、《文化与帝国主义》最为闻名遐迩。萨义德用来自第三世界东方知识分子的勇气和流亡洞彻精神，在东方主义/后殖民研究（东西方阐述与被阐述）和文化哲学（帝国扩张文化及自由独立的知识分子人格）两个领域拓展上，显示了他犀利透彻而锋芒毕露，不被驯化、豢养的独立人格品质，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对于“流亡”、“放逐”，萨义德有着与流亡作家黑塞、茨威格、韦弗尔、马尔克斯、昆德拉、哈维尔、奈保尔、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米沃什等东西方流亡知识分子一脉相承的的感同身受。萨义德不同于昆德拉的是，后者母国和流亡地都身处欧洲，虽是流亡时意识形态暌隔，但地缘亲近，文化差异不大，所以昆氏很快就同流亡地法国融为一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写出了《缓慢》、《身份》、《无知》等无根性法语作品，这与他的《为了告别的聚会》、《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玩笑》、《笑忘录》等根置于母国，用母语写就的代表作，关注视境早已大相径庭，可以说昆氏现在的作品已完全脱离了母国、母语的根系，这是他与萨义德及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同之处。另外，萨义德来自亚洲前殖民地，至今领土都被占领，文化差异同美国天壤之别，民族内心伤痕累累，少年时代远游美国接受美国教育，虽受美国学院独立自由思想浸染，却不敢相忘母国，相忘东方，所以他的毕生学术成就都在此展现，而他的身份在两边却都是放逐人和边缘人，这使得他具有双重视角用来思考问题。他说：“大多数人主要知道一个文化、一个环境、一个家，流亡者至少知道两个；这个多重视野产生的一种觉知：觉知同时并存的面向……流亡是过着习以为常的秩序之外的生活。它是游牧的、去中心的、对位的；但每当一习惯了这种生活，它撼动的力量就再度爆发出来。”
流亡与归来
流亡也是锻造独立自由知识分子（free-floating intellectual）精神的最佳熔炉，流亡者的边缘身份可以保证不被任何国家意识形态驯化，并能清醒地看到另一面，有两个视角，而许多意想不到的奇迹就产生于此：流亡的知识分子（exilic intellectual）响应的不是惯常的逻辑，而是大胆无畏；代表着改变、前进，而不是故步自封。对于“流亡”，萨义德有此定语：“流亡是建立在祖国的存在、对祖国的热爱和真正联系上的：流亡的普遍真理不是一个人失去了家园，失去了爱。每次流亡都包含着并不期望的、不甘心情愿的失落。”“你必须达到这样一些人的独立和超脱：他们的祖国是美好的，但他们的实际状况不允许他们体验祖国的美好，更无法从幻想和信条中获得满足，无论是从自己的遗产中还是从对自我认同的肯定中，都无法获得满足。”这在极权国家采取“骑墙”立场，被意识形态“雇用”、“豢养”而过着衣食无忧生活投机知识分子们所无法遵循的。
流亡者无疑都是这个世界最值得尊重的一群人，他们携带良心、真相出走世界，被祖国放逐，在西方世界过着流浪游牧化的生活，结局往往也很凄然，内心的痛苦无人能知晓。但他们依然不妥协，担纲起面向祖国的独立自由流亡知识分子“边缘状态”角色，萨义德推崇这种立场：“知识分子若要像真正的流亡者那样具有边缘性，不被驯化，就得要有不同于寻常的回应：回应的对象是旅人过客，而不是有权有势者；是暂时的、有风险的事，而不是习以为常的事；是创新、实验，而不是以威权方式所赋予的现状。流亡的知识分子回应的不是惯常的逻辑，而是大胆无畏；代表着改变、前进，而不是故步自封。”
“流亡”是为了“归来”，在最初的时刻，“流亡者”们都憧憬着有“归来”的一刻，然而，很少有人能在有生之年回到故国，索尔仁尼琴、米沃什等都是幸运的，许多流亡知识分子等客死他乡后，想将骨殖带回故国都难，“流亡”往往成为一阙绝唱，一种与故土的永远撕裂，即使他们到了那个世界，还得忍受流亡的境遇，不能魂归故里，成为最大的殇痛。
流亡知识分子当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一群数量庞大的流亡小说家、诗人、文学研究专家，他们的写作人格和信仰、资源、经验、面向构成了世界流亡文学样式的基本面貌，这在东西方精神领域惊人的一致。流亡文学之所以能在二十世纪成为话语样式的最突出表征，与他的巨大的隐喻力量和悲剧力量、寓言力量、现实力量有关，我们可以看到，巨大和经典的文学都是一出大悲剧。这种思考先哲流亡命运的悲剧，在远古时期人类精神文化的第一个高峰期就已经奠定下基础。荷马史诗《奥德赛》以流亡为主题，旧约全书整个来说是流亡话语的结集，屈原的《离骚》可视为第一部汉语流亡文学作品，而孔夫子则把流亡视作一条在道不显的时代的生存之道——离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流亡文学伴随着人类精神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正如流亡伴随着世界的独特存在，直到今天，不仅未曾减少，反而更显突出。
流亡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维度，一种独特的话语形式，以至一种人的生存方式或临界处境。流亡在中国的表现无处不在，瑞典文学院院士、中国文学研究专家马悦然为一批中国流亡作家精神状态画像时写道，“流亡通常是高高在上的当权者强加在作家头上的。在中国历史上，有些作家，比如传奇的诗人屈原，为了表明自己的高洁和清白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还有些作家，比如柳宗元、韩愈和苏东坡，以坦荡胸怀接受‘流亡’的命运，而继续创作出有永恒价值的文学作品。还有伟大的学者顾炎武，以及杰出的画家八大山人，选择内在的精神流亡，使自己能够继续著述和艺术创造，对有些作家来说，流亡是生活的一种方式。”
流亡文学在世界文学大家庭里有着别样的特色，它的话语叙事样式、节奏有着最迷人的语言和最悲怆的细节之道，我们为其氤氲出的强烈出走气氛而感伤，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其小说《为了告别的聚会》里传神地勾勒出流亡作家“离开”、“出走”、“告别”的谢幕词词链，作者在一个个巧合的玩笑和玩世中让欲望参与进来，重叠，沉重，逃离，游戏，毒药，无奈，伤感，错位……在那个极权国度的一幕幕，逶迤在边境小城上演。书里那句著名的话很准确地讲出准流亡者的心声：
“在这个国家，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有这种需要。另外，这也是一个原则问题，我认为每个人在他或她成人的那天，都应该得到一片毒药，并且还要举行庄严的赠送仪式，这不是为了引诱人们去自杀，相反，是为了让他们生活得更加和平，更加安全，为了让每一个人带着这种确定活着，即他们是自己生命的君王和主宰。”
丹麦文学评论家乔治·勃兰兑斯在《１９世纪文学主流》中意味深长地总结“流亡文学”：“是一种表现出深刻不安的文学……而我们仿佛看到流亡文学的作家和作品出现在一道颤动的亮光之中。这些人站立在新世纪的曙光中……”。流亡文学是漂泊在西方的祖国语境漂流瓶，中国文学专家马悦然在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上祝辞对流亡文学作家说：“你不是两手空空离开祖国的，你带着你的母语离开祖国，而从此以后母语也成为你的祖国。”
特殊的境遇造成特殊的“流亡文学”属性，它是反映人格光亮和人性尊严的，它赋予作品苦难深重与英雄骑士双重气质，流亡文学是代表时代真声的，它因为要连同作者流亡，就已经证明了它的价值观所在，它让极权统治者恐惧这种“真声”的核裂变力量，就像鲁迅说的那样，所有人都被关在一个铁屋子里，万万不可让他们找到窗户。这正是专制者需要的情景。
纵观20世纪以来西方流亡作家们，他们都在作品里为了发出本时代、本民族的真声，揭露时代本相而身陷绝境，他们大多都有被政体关进监狱的历史，有的甚至遭到死亡的威胁，昆德拉借小说主人公说出的“每一个人都得带一片毒药，随时随地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的言论是作家用实际生命感受说出的，它表现的是对无边无际黑暗的绝望般恐惧，流亡作家为了表达真相置自己于达摩克利斯之剑之下。东西方流亡作家对真相的追求，但悖谬的是，总是这些为了精神自由、呈现真相而斗争的人首先失去人身自由，精神监狱在以后的日子里时刻笼罩着他们。
流亡作家在某种程度上都往往显示出与自己所处的现实不相融、不妥协的立场和趋向，因而，他们不得不忍痛含泪告别他们熟悉的故土家园，踏上漂泊流亡之漫漫路，文学也伴随着他们流亡的孤独身影而漂泊。流亡作家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人，他们也是心灵最脆弱的人，但同时也是最不容易被伤害所摧毁的人。 “在苏俄，成群结队的苏联文学艺术家宁愿流放、监禁，绝不与当权者合作。”
流亡：文学之幸
二十世纪早已经过去，但在百年里却产生了三个时段的流亡，却是观照二十世纪全球史的最好镜子，它极好地用身体流亡带动声音流亡来直陈政治的强力和暴力，给世界文化史留下无数的意外财富。
在二十世纪初的流亡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群人是俄国流亡者，这是流亡浪潮中的第一波。1920年，流亡巴黎的哲学家别尔嘉耶夫作为俄国流亡知识分子的代表，先后组建了“哲学——宗教研究院”（1922年，柏林）和“俄罗斯宗教哲学研究院”（1924年，巴黎），创办了思想学术杂志《路》和《东方与西方》，在其身边先后聚集了舍斯托夫、布尔加柯夫、弗兰克、尹林（I.A.Ilin）、拉扎烈夫（Lazarev）、卢雷（Lure）、雷米佐夫（Remizov）等著名思想家。布尔加柯夫也组建了“俄罗斯正教神学研究所”，领导其研究直至去逝——后由申科夫斯基（V.V.Zennkovskij）继续领导学术研究计划。文学家、神学家梅烈日科夫斯基与其妻子、象征派诗人吉比乌斯在巴黎主持“文学与宗教哲学”沙龙多年，亦创作甚丰。从二十至四十年代，俄国流亡知识分子的国外学术活动惊人地繁荣（法国巴黎斯拉夫研究所编撰的从二十年代起的俄国流亡作品，仅目录就已达六百余页）。除上述学术机构外，还有巴黎的“俄罗斯科学研究所”、布拉格的“俄罗斯大学”等短期机构和学术杂志《俄罗斯沉钟》、《俄罗斯之声》等。语言学家雅柯布森（R.Jakobson）、社会学家索罗金、作家蒲宁（俄罗斯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纳博科夫的贡献亦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这一时段流亡的以哲学家为主，他们思考、忧患俄罗斯民族的前途，在研究俄罗斯思想史方面作了在祖国根本无法完成的成就。
波兰流亡哲学家科技柯夫斯基（L.Kolakowski）注意到：恶魔声称他们是出于大爱才对你们行恶，他们要解放你们，给你们提供心灵的帮助，给你们带来伟大的学说让你们灵魂开窍。施迫害者这样声称时，他们并没有说谎，他们相信自己是天使般的，并早已打算为自己的崇高事业献身，但事实上却是正好相反。
第二波流亡浪潮产生自二战期间的纳粹时代，德国、匈牙利大批犹太作家流亡美洲、欧洲，小说家威茨格、黑塞、韦弗尔，诗人许勒等，没有出走的大批作家，如E.Barlach和J.klepper选择“精神流亡”（Geisies Exile）、“在祖国的流亡者生活”（Emigrantenleben im Vaterlande），选择内在流亡（inner exile），与外在的流亡相比，内在流亡要广泛得多。 哲学家布洛赫、戏剧家布莱希特（B.Brecht）都既经历过外在的流亡又经历过内在的流亡，对此，他们深有体会。
赫·黑塞，德国作家，1933年流亡隐居瑞士乡村，在流亡途中创制了“流浪汉体小说”文体，他的小说主人公多是有漫游、浪游、神游、漂泊习性的人，但他们在路上时总是不断思念故乡，在贫病交加和深陷绝境时就更加希图漂泊的灵魂回到故乡，动荡的灵魂能得到抚慰。小说流浪的隐喻与回望故乡的凄切已经再明显不过。
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
斯·茨威格，奥地利作家，在20世纪欧洲文学史占重要地位的作家，他的流亡命运代表了许多正直、热爱自由德语作家的普遍命运。面对法西斯惨绝人寰的暴行，只好远走他乡，被迫流亡。1934年流亡伦敦，后经美国到巴西，1942年，在心灵煎熬和归国无望的绝望中服毒自杀于巴西。他的代表作颇多，如《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等，其中，以他去世后发表的遗作《象棋的故事》最接近他的流亡体会，小说从独特的维度描述了一个饱受纳粹残酷迫害，而对他心灵与才智双重摧残的天才棋手的故事，用象棋——二战——寂寞——监狱——麻木这一组词链，串起对故国沦陷的哭泣，其中B博士的既饱受折磨又精神分裂，不得不流亡的迷惘，更见对法西斯的控诉力，小说叙事场境就放置在流亡途中的船上，现实生活中，作者也是以那种方式流亡的，包括路线，小说主人公B博士也许就是作者的化身，流亡成了可以演绎的国殇之旅，埋葬了对故国美好的爱。
弗兰茨·韦弗尔，奥地利犹太作家，是法西斯种族灭绝主义追杀的对象，1938年流亡法国、西班牙，最后定居美国，同流亡者到处流亡一样，他们的命运就是四处漂泊，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没有终点。与其说韦弗尔用小说来叙述无数流亡者的悲惨状况，还不如说他自己就曾经亲身经历这样的流亡之途：偷越国境、秘密小径。《复原十字架的真实故事》就是这样一篇小说，通篇弥漫着“流亡者们”的不安和恐惧、怀疑，怀疑是魂魄俱失的“流亡者”最大的毒药：“每个流亡者都怀疑别人，有时简直要怀疑自己，因为他们已经精神错乱，六神无主了。”流亡者在途中对同是流亡者的同胞充满着不信任，但他们都在一种民族的宗教虔诚故事中找到了感动，消除了彼此的怀疑、猜忌。这就是一个辗转流亡法国、美国的神甫讲的故事，一个犹太经师在流亡途中用生命保护并复原被亵渎的十字架的故事，生命在面对危亡悬崖面前，也不容玷污上帝。流亡在小说里被更大意义上延伸，政治与宗教迫害之余，还有流亡者本身对自身的伤害，它是迫害症的延伸，到流亡地的噩梦重演，阴影加重，这篇关于宗教虔诚和不容亵渎的小说，很好地再现了流亡者动荡的内在世界，不出场的法西斯极权和残忍愈加被无边放大和深度谴责。
第三波流亡浪潮从二战结束到苏联、东欧崩塌的1991年近半个世纪里，流亡从未停歇，震惊世界的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事件，让东西方所有生活在极权制度下的知识分子，清醒认识到这种制度的残忍性和魅惑性，昆德拉、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米沃什等享誉世界的伟大作家等都在这一时段先后流亡西方。其中，上述四人中有三位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可见四人的国际影响。
在东西方的每一块土地上，到处都有流亡者跋涉出境的足迹。东西方地缘临界点上的俄罗斯，更有一种神奇的魅力，它促使种种现象时时回流，流亡就是回流的现象。一代又一代的流亡者秉承着流放、流亡的血统，歌天吟地的四处漂泊，只为了对俄罗斯传统信仰和人类普适信念的坚持。大规模的流亡成为一种悖论性现象，二十世纪最大的极权国度同时也有着最强大的反极权信仰民主传统。
被驱逐的异端
当第三波流亡浪潮袭来时，从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到自由主义的美国，到处都有苏联流亡者的身影，规模毫不逊色于第一波流亡潮，他们都被国家放逐着，内在与外化的流亡。几百年间，俄罗斯作家都逃避不了流亡的命运：沙皇时代的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苏维埃时代的高尔基、蒲宁，一直到后斯大林时代的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
索尔仁尼琴是第三波流亡浪潮里，发出俄罗斯时代真声的代表性作家，他于1970年10月以“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缺乏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索尔仁尼琴具有当时大多数苏联知识分子一样的命运，1953年前，仅仅因为在给友人的信里批评了斯大林而被人出卖，他在劳改营里呆了整整八年，出来后，又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可谓命途多舛。那时，他已经在苏联国内外出版《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癌症楼》等小说，1973年12月在巴黎出版惊世之作《古拉格群岛》，将苏联比喻成由“劳改营和监狱之岛组成的国度”，引起世界震惊。1974年被逐出前苏联，被迫流亡德国、瑞士，1975年最终停泊在流亡终点站——美国。同索尔仁尼琴一样流亡命运的还有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诗人布罗茨基，他在1972年被驱逐出境，并流亡美国。
1976年10月，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的索尔仁尼琴，辗转来到美国东北部一个叫卡文迪什的小镇。索尔仁尼琴在这块异国的土地上建起了俄罗斯乡间建筑式的小木屋，卡文迪什镇成为索尔仁尼琴最后的流亡地，他傲慢地声称：“我是绝不会比我的书更早回去的”。此后，在这个美国世外桃源般的小镇上，他平静地等待着，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被恢复俄罗斯公民身份，并于1994年回到俄罗斯定居，整整18年，索尔仁尼琴都在此居住，现在，他的书也早已解禁。在这流亡的十余年中，他的作品《癌症楼》、《古拉格群岛》已经成了流动的俄罗斯民族现世悲惨命运的象征与再现，是对独裁国家人民被内部殖民和无声奴役、残酷镇压的深刻写照。
索尔仁尼琴
《癌症楼》、《古拉格群岛》这两部小说的区分之处在于，1963—1967年写就的《癌症楼》是一个寓言式的国族命运象征，一部充满了象征和隐喻的小说，“癌症”的隐喻和象征意味颇让人联想翩翩，这与他在6年后出版的《古拉格群岛》的意象如出一辙，癌症对于人体和邪恶对于社会，两者都是致命的，“癌细胞”作为社会肌体上的“毒瘤”在楼/国里到处蔓延，主人公“癌症患者”科斯托格洛托夫目睹了“癌症病房”里形形色色病人的遭际，一个个大大小小的优秀知识分子被捕、流放、劳改、监禁、死亡，使主人公陷入对这出大悲剧的沉思，诘问谁才是这出悲剧的制造者？谁才是肌体里“癌细胞”的制造者？小说一开始说：“癌症楼也叫做13号楼。”深刻而忧郁，有诗人激情的索尔仁尼琴似乎在说：“13号楼还叫做苏联”。《癌症楼》是对当时经历一次次清洗、肃反运动而对千千万万颗苏联心灵造成的损害作了直接的形象化转喻，所有的人都住在癌症楼里受着死亡的煎熬。
7年后的1973年，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在巴黎出版，同《癌症楼》的象征隐喻相比，《古拉格群岛》激情四溢，以最直接的报告文学形式，以个人访谈、回忆录、大量苏联文件、良心犯的信件和日记等等大量详实材料，直面1918年到1956年间，暴虐专制体系暗无天日的运作，赤裸裸地揭露“十月革命”以来苏联“非人的残暴统治”的事实，里面的“绞肉机”般劳改监狱震惊世界。这是20世纪俄罗斯最悲怆的国家史诗，它里面蕴含着的是俄罗斯现实世界一个接一个、重重叠叠的悲惨故事，更是作者本人在古拉格群岛做苦役的漂泊生活的真实写照。古拉格，是由俄语中的ГУЛАГ音译而来的，而俄语的ГУЛАГ是一个缩写词，全称是“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исправительно－труговых лагерей и колоний”，译成中文是“集中营”。古拉格群岛，实际上在苏联并没有这个地理名称，这是索尔仁尼琴的一种比喻性的说法。索尔仁尼琴把整个苏联比作一个群岛组成的国家，在这个群岛上处处布满了监狱和集中营，被称为古拉格。古拉格里的犯人们生活在严酷的条件之下，没有自由，但又无法逃离这个岛。作家借以来比喻苏联人民生活在失去自己的残酷制度下，从而抨击斯大林的极权统治。《癌症楼》和《古拉格群岛》都在着力描写苏联知识分子受“绞肉机”残酷“消身”的群像。索氏还有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千行叙事长诗《普鲁士之夜》等问世，前者描写地狱般劳改营日常生活，细节琐碎但将地狱般生活极有力量地呈现出来，让人不寒而栗，几乎是《古拉格群岛》的前世。后者则是对苏联红军1945年1月攻打德国普鲁士前线时的恐怖回忆，官兵被公然鼓励抢劫奸淫，索氏目睹红军在德国干下惨无人道的事情，用内疚之笔写下了长诗，谴责红军丑陋的无人性的一面，显示其超越种族、罪恶，而具有非凡的道德良心一面。
索尔仁尼琴的小说在于揭示苏联作为一个独裁国家的“地狱性质”，对整个“病重的现代”、“病重的苏联”时代作了批判。他认为“真实”、“真相”，是值得作家以生命去换取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索尔仁尼琴不但是“病重的现代的告发者，同时也是一位提出人类良心与生死问题的作家”。
英国作家奈保尔
对于流亡语境自身而言，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波兰诗人米沃什、英国小说家奈保尔都是不能回避的，流亡对于一个诗人和小说家而言，有时，竟能产生神奇的精神原创性空间，昆德拉即是一例。
昆德拉1975年出走布拉格，流亡巴黎，此前他用捷克语写作小说，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玩笑》、《为了告别的聚会》、《生活在别处》、《不朽》等，1986年出版第一部用法文写定的随笔集《小说的艺术》，从此以后，昆德拉用其1981年取得的法国国籍语言写作，这也使得他的小说进入另一种境界。此前他的小说细节总有着压抑感和放逐感的意味，政治与游戏、欲望交杂，有一种说不出的酷烈感，小说主人公几乎清一色的有内、外在流亡情结，《为了告别的聚会》里甚至有遭受政治迫害的心理学家雅库布想突破内在流亡，来到边境小镇准备流亡国外的细节。昆德拉在流亡前写的小说，对独裁制度和荒诞政治有着入木三分的游戏式讽喻，尤其是《玩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为了告别的聚会》，有最深刻的“在场者”痛苦，那个阶段的小说也发散着强烈的“出走”、“离开”、“去乡”的意念。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
九十年代后，那个当年极权的国家转变成了民主国家，总统由异议作家兼流亡作家哈维尔担任，极权制度已经在欧洲崩塌，苏联已解体，昆德拉也已经归化法国，他似乎已无用武之地，极权压迫经验的贩卖也就到头了。昆德拉用法语开始写作长篇小说《缓慢》（1994年）、《本性》（1996年）、《无知》（2000年），现在，这些小说却都是怀乡的，有的是展现“流亡者归来”主题，流亡对昆德拉已经失去实际意义了，他只是一个操着浓重外国口音的文化流浪汉，用小说细节来逶迤一阙流亡人的回望背叛之旅，返乡时一个失意人的青春回访，但现在，不管你在祖国还是流亡地，你都是陌生人，都赋有外乡人的无奈惆怅遗绪，流亡者变成了外乡人，这就是对昆德拉的嘲弄。同样，波兰流亡诗人米沃什也是这样的命运。他在1951年波兰外交部官员任上宣布自我放逐，尔后流亡美国，198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诗流露出对过去时光的追怀和对专制制度的谴责。米沃什后回到波兰定居。就文学而言，昆德拉与米沃什的流亡命运都已结束，他们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任务，历史已经给他们奖赏。
奈保尔的长篇小说《大河湾》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已经不是上述政治流亡下的放逐了，而是种族和商业、文化上的流亡。奈保尔长于描绘印度、非洲、南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文化流亡和差异冲突，他的大多数小说和随笔《印度三部曲》都是以此为基调的。奈保尔本身就是一个意义模糊的流亡者，他来至印度群岛，但在英国成长和形成思维，他不像上述流亡者比较贴近流亡本身，但他也是能够精确把握“流亡”的多面性意义，《大河湾》里的沙林就是这样，他要逃离东海岸，到非洲腹地丛林里去流亡，最后，战火蔓延，连本地人在自己的国家都沦为“流亡者”， 他就更不用说了。流亡在绝望的国家成了一个标签，可以到处贴上。
经济观察报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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