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 15, 2015 3:27 下午

文/潘晴:

文章提要：一个汉人，从小遭受专制迫害，在仇恨与屈辱中长大，从发誓反抗、报仇，到接受藏传佛教慈悲大爱的信仰，并最终成为了尊者达赖喇嘛的弟子和 追随者。这是笔者真实的人生经历，也是一个家族三代人的真实故事。它是百年历史沧桑的一个缩影，而且交织了汉藏民族交往中的一段民间回忆。

一、本文缘起

前不久，一位藏人朋友达珍女士（注1）给我出了一个题目：“汉人心目中的达赖喇嘛”，希望我能就此来写篇文章，谈谈自己的看法。众所周知，这是一个 大题目，这也是一个影响了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是非观念的大问题。由于中共多年来妖魔化的宣传，国人中，正面了解尊者的人不多，我也是在流亡海外之后，才开始 真正的了解了这位伟人。由于我是尊者的弟子，又是一个汉人，所以我答应了达珍，来谈谈这个并非简单的话题。

在中共统治下生活过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验：极权统治下，可怕的不仅在于剥夺人的生命、侵犯人的尊严；而且还在于因充满了对暴政迫害的恐惧，不太会有 人愿意公开地站出来，见证过去，还原历史。大多数国人在中共的洗脑之后，历史观往往是扭曲的。“帝国遗产”带来的“大一统”观念根深蒂固，十几亿人生活在 一种荒诞的历史说教中，久而久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也随之固化。对于国人来说，我们不光生活在大气雾霾的“穹顶之下”，我们也生活在心灵与思 想窒息的迷雾之中。

记得曾看过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一本传记，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世界上的道理千千万万，但归根结底都是些常识；现实中的困惑林林总总，但透过迷 雾总可以发现真相”。本着这个信念，虽然我知道谈好《华人看尊者》这个话题很难，一时也不知从何说起，但我认为：人性是相通的，并不分藏人还是汉人。因 此，我想告诉读者一个关于我们家三代人的故事。以自己人生的经历、思考、感悟为线索，来谈谈：我的佛缘，和“我心目中的达赖喇嘛”。

佛说：“一花一世界”，也许我的故事就是一个缩影，它会帮助您了解一位伟人，带您走入神秘的藏传佛教。

二、儿时佛缘

人生中总一些有些事情是难忘的，而童年时代的记忆，似乎更染上了一层天启般的神秘色彩，令人感怀。特别是在亲人间，总有一些特殊的画面、特别的印象留在了心底，这几乎是每一个人过了中年之后的共同感受。

我出生在上海“华园”的一幢法式洋房里，从小跟着外婆（萧氏奉琴）长大。爷爷、奶奶、外公均早已过世。爸爸、妈妈忙于工作，很少有时间来陪伴我们，因此，外婆就是我儿时最亲近的亲人。

“华园”是当年法租界里的一处花园别墅，我们家是2号，对面住的是京剧名旦严慧珠，电影演员白杨也住的不远，她很喜欢我哥哥潘明，一直跟我妈妈说要 收他做干儿子。还记得，我小时候很顽皮，有一次和严慧珠的儿子严青青打架，他砸了我一砖头，我一怒之下，把他扣在了花园里的摇船下，结果被妈妈罚站了整整 一个晚上。后来，严慧珠在文革中自杀了，严青青也因此受尽磨难。

和所有跟着老人长大的孩子一样，外婆是我童稚时期的启蒙老师。小时候，外婆经常给我们讲《西游记》和《希腊神话》中的故事，潜移默化地让我们懂得做 人、做事的道理。外婆给我起的昵称是——“孙猴子”，意思是：我就像大闹天空里的孙悟空，虽顽皮，但很聪明。我哥哥叫“唐僧”，倒霉的老三成了“猪八 戒”。当然，我们不论怎么淘气，也总是跳不出“如来佛”——我外婆的手心。从那时起，佛教文化就进入了我的记忆。文革前家中有许多藏书，因此，我从小就特 别喜欢看书。我对繁体字和文言文的阅读理解，也来自于青少年时期受外婆的影响。许多保持了一生的生活习惯（如阅读），就是在那个年代里养成的。

外婆虽然很疼爱我们，但对我们的教育却很严格，言传身教地为我们树立是非观念。但外婆从来没有打过我们，尽管我像“孙猴子”般的淘气，并因此老挨妈 妈的打，这时候，我的保护神就是外婆了。其实，我很爱我母亲，兄弟三个中，只有我是由母乳哺育大的。妈妈是外婆最小的女儿，从小受父母宠爱，因此个性好 强、孤傲，在文革中受了很多苦。因为年幼，在童年时代，我并不理解家世对自己的一生究竟意味着什么。

小时候，看到其他孩子们家里有爷爷或外公，而我没有，就总是缠着外婆问：“我的外公是谁啊？” 外婆拗不过我们，就给我们看了家里珍藏的一张外公照片，照片中的外公身着满清官服，怪怪的？我心里很好奇，留下了一种“旧社会”的朦胧印象。外婆说：“小 晴，记住了！千万不要在外面提起你外公！”

孩提时代，我对这句话似懂非懂，直到文革开始后我突然就懂了，原来我是黑五类家庭的“狗崽子”…… 不过在那时，我从未想过，外婆在民国时期，曾经是当年京城里的贵夫人，与许多历史名人都有过交往，包括许多政界要人和文化名流，如黎元洪、梁启超、汤化 龙、章士钊、孙文、李大钊等人，还有来自西藏的班禅喇嘛大师和许多汉地的佛教高僧。外婆的一生曾经历过许多历史事件，见证过一个时代的变迁。但在那个年代 里，长辈们对这个话题忌讳莫深，从不愿谈起。因此，小时候的我，并没有对此产生过特别的感觉。

1965年，父亲调到北京工作。66年，我和弟弟也去了北京，与父亲一起住在东单二条煤炭部的宿舍里。不久文革开始了，毛泽东在北京检阅红卫兵，各 国家部委机关相继被砸烂。父亲在被揪斗之后发配到江苏徐州，关入牛棚改造。而我的人生，也开始经历一个备受凌辱的少年时代。在被抄家、批斗、侮辱、殴打、 审查之后，父母均被抓捕关押。从那时起，我们弟兄三个就成了流浪儿，被社会所抛弃。在红色风暴的施虐下，人人都对我们避之不及。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只有 外婆来了，她老人家顶着“地主婆”的帽子，忍着被批斗、被殴打的伤痛来照顾我们，和我们相依为命一起熬过那些苦难的岁月……

有一天，我在凌乱和被洗窃一空的家中，找到了我母亲（范八维）写的交代材料底稿，开篇赫然出现了一行字：“我出生于一个大官僚、大军阀、大资产阶级 和大地主阶级的反动家庭……” 在当年的红色风暴中，我已懂得了这些文字背后的恐怖含义，并开始亲历那个腥风血雨的年代。也因此，我开始从外婆那里，了解到了外公当年的一些往事，知道了 外公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并开始明白，这个世界是黑白颠倒的，公义是非早已荡然无存。但历史真相在那个年代是无法言说的，只能将其深深地埋藏在心里。

外婆受外公的影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虽然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佛教文化已被“无神论”压倒，但外婆从未放弃过她的宗教信仰，也没有接受共产 党的改造。即使是在文革那个恐怖的年代里，她老人家也总是悄悄在家中，供上一张小小的观世音菩萨法相，焚香祈拜，诵经念佛，为我们祈福，祈愿大慈大悲的观 世音菩萨闻声救苦，保佑我们全家度过那段苦厄岁月。有时候，我也会帮着外婆点香，随她老人家一起念佛，但又害怕突然会有人闯进来，因为在那个年代，这是典 型的封建迷信和反动思想，一旦被发现即会酿成大祸。那是一段战战兢兢的岁月，但我的佛缘就此种下，并最终成为了我的宗教信仰。

三、文革劫难

由于出身“黑五类”家庭，在文革年代，我们兄弟经常会被“红五类”的孩子们辱骂和包围殴打，有时候会被泼上一身大粪。12岁那年（1967年）我被 一群成年人（红卫兵、党团员）毒打到昏死过去。黎明时，露水和来找我的兄弟的泪水将我滴醒，在我幼小的脑海里，浮现出了毛泽东的一句话：“触及皮肉就是触 及灵魂”！一颗仇恨的种子从此埋在了心里。从那以后，为了自卫，也为了报仇，我开始习武，学会了打架，有时被打得血流满面，身体也曾多处受过伤，但我知 道，也许如此我才有可能活下去。青少年，是一个人求知欲望最旺盛的时期，记得有一次，因为爬到文革时封闭掉的图书馆里看书，被发现后，我和弟弟脖子上挂着 大牌子，在学校大操场上接受万人批斗，受尽凌辱。这就是我走向人生的开始。

从不满15岁起，我就开始去砖窑做童工，去采石场敲石子，修马路和挖防空洞，直到后来去煤矿工作。在单位里，我是被批斗的对象，除了艰苦地劳动之 外，还要忍受无休无止的政治压迫。许多年里，我是沉默寡言的，因为在那个年代中，你没有说话的权利！只有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因此，我曾多次想到过去死！ 觉得活着毫无意义。自文革开始，我“狗崽子”的帽子，一直戴到1979年我父亲去世三年之后“被平反”时。追悼会上，文革劫后余生的张继恩老伯（1925 年入党，原中共中央机要主任，周恩来的机要秘书，父亲的入党介绍人）老泪纵横地握着我的手说：“你爸爸是个好人、是个好人、好人…… 就这么的没了、没了、没了……” 这位经历文革后已半残的老人泣不成声、难以自己……

是的，我父亲（潘文澜），一个华侨子弟——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的高材生，文理两科的双学士。四十年代后期，在上海的一家报社做编辑，受当时政治思潮 的影响，参加了中共的白区工作。因为投身革命，1952年，他拒绝了继承我爷爷在日本的遗产，勤勤恳恳地为中共政权卖命，但照样逃脱不了政治迫害的厄运。 在文革中，父亲曾被长期地秘密关押（不知被关在何处？后来才得知，在关押期间的刑讯逼供中，他被打断了三根肋骨，双臂粉碎性骨折，不到五十岁已是白发苍 苍。）饱受了他所追求的“革命理想”——无产阶级专政的残酷迫害和摧残。出狱后不久，就死在了河北唐山煤矿，尸骨无存。

而他受到迫害的原因无它，只是中共阶级斗争政治哲学的需要。由于他出生在华侨资本家的家庭，又娶了一个大官僚反动家庭的女儿——这在文革中，是逃不 过“血统论”的政治迫害的。当时的罪名叫做：“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里通海外的叛徒、内奸”，“资产阶级反动文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我父亲在文革前，最后一个职务是《中国煤矿工人报》的总编）。在“死有余辜”几年后，一张所谓的“平反通知”，便掩盖了那背后的所有血腥与罪恶！

经历了文革，父亲死了，母亲疯了。（文革中我妈妈受到了残酷地迫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最终被逼疯了！她的经历很凄惨，在本文中无法详述，一句 话：斑斑血泪、血泪斑斑！今后待有机会再写了，那是又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但外婆没能熬过那个恐怖的年代，最终被折磨致死。在那个黑暗的岁月里，我曾亲 眼目睹了外婆被批斗、被殴打、被侮辱，甚至连上街买菜，也遭受到“革命群众”的拳打脚踢，被推倒在大街上。因此我经常为外婆跑腿，出去买些食品和杂物，以 免她老人家遭受侮辱。外婆的去世，使我痛不欲生、伤心泪决！那一年，我年满二十岁，已经在“十年浩劫”中长大了。

这就是文革和“血统论”带给我们一家人的灾难。是文革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做共产党，什么叫做“新社会”。我从内心里恨透了这个吃人的党，恨透了这个毁 灭人性的制度。我的人生命运，在那个年代里就已经被决定了。父亲在文革开始后曾告诫我们：“要相信人民相信党”，等来的却是尸骨无存。由于他死的突然，未 能留下遗嘱，只记得父亲生前的家训是：“老老实实做人，清清白白做事。” 但父亲出狱后扔下的一句话：“永不从政！” 却使我理解了他的不幸与悲哀，也理解了他对这个吃人制度的醒悟和对我们的担心。未曾想，这句话竟成了他的遗言。

内心叛逆的我，没有按照父亲的遗愿去做，而是走上了一条反抗的道路。因为从那时起，我已亲身体验了共产党的罪恶，再也不会相信这个党，而是彻底地，从心里抛弃了共产党！套用中共高干于光远女儿于小康的一句话：“父亲死了，我便名实相符地和共产党没一毛的关系了。”

四、我的外公

佛门讲因果，凡事都有原因和果报。既然外公是“大官僚、大军阀、大资产阶级”反动份子，我也因此成为了“狗崽子”，从童年时代起，他就成了影响了我 一生命运的人。那么，我对外公的生平、事迹自然会格外关注，总想多了解一些。文革中，我从外婆那里，不光知道了外公是一个好人，是一位历史名人，当年曾追 随孙中山推动共和革命，而且还是国会议员和大学教授。也知道了我还有一个舅舅在49年去了台湾，已有多年与亲人生死相隔了。从外婆谈起的往事中，我发现： 似乎幂幂中有一种牵引，将我和西藏——那个神秘的雪域高原联系了起来。在真正了解了外公传奇的一生之后，我除了感受到外公那一代人，在历史上为追求共和宪 政所付出的努力外，我也慢慢体会到了佛教神奇的“因缘”关系和神秘地“传承”。看来，我之所以会进入佛门，而且不可思议地皈依了达赖喇嘛尊者，成为一名藏 传佛教的信徒以及西藏问题的关注者，也与外公的生平以及他与西藏的渊源有着某种联系。所以话题还要从外公的经历说起：

外公范熙壬，字任卿，号耘勤（1878-1938 ）。据湖北范正泽《黄陂范氏源流考察记》所录，外公是北宋范文政公（范仲淹）的第32代裔孙。16岁时考入《两湖书院》是晚清名臣张之洞的得意弟子。作为 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政治人物，他参加了“公车上书”，辛亥革命之后，在民初元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参与制宪，出任过非常国会主席。1924年孙中山在北京去世 时，他代表国会撰写了悼词，主持祭奠大典，为总理执绋。外公范熙壬早年曾赴日学习法律，是晚清议会和民国法政制度的奠基人之一。于此同时，他也是东方传统 文化的继承者。他自幼受佛教熏陶于襁褓之中，其生母刘韵梅太夫人，酷爱佛学，擅长五七言律诗。使他从小就受教于一个佛门世家。外公一生受母亲的影响，笃爱 佛学。在太夫人去世时，外公在泣悼《先母刘太夫人行述》祭文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母生平性极慈祥贤淑，待仆婢宽，而督子妇严。母酷嗜佛学，曾在陂邑杨 家集同学人设居士堂，年年资助，毫不少吝。莅北京后，无事即静坐参禅，时时礼佛堂修炼，言未来事，往往有神验云。” 外公的好友，前清进士翰林院编修李哲明，也专门为祭奠范母刘太夫人撰写了挽联：“已就佛作福田，奉释迦文，无生早证；甘毁家纾国难，为孟博母，没世犹 荣。”

由于外公从童年时起，即深受佛学熏陶，成年后，为求得佛学真义，他访游方外，师从谛闲法师（佛教高僧，精通三藏，为天台泰斗，对近代佛教有扶衰起弊 之功）谈经问典，参究佛学，于多年的参悟中，破迷知返，一洗尘襟。此后，他在多年为官的生涯中，与太虚大师（民国时期的中华佛教总会会长），法源寺住持道 阶长老等佛教高僧大德交往甚密，并常年在府中供设佛堂，参禅礼佛。太虚大师曾与外公有诗词唱和往来，禅机实足。诗稿不便在此一一详录，均已收入了外公遗著 《敬胜阁集》。2008年，【清黄石如注阴符经】附外公用大篆体作跋的《金刚经》等文物在北京拍卖。原件为双色套印，用卍字作标点，对于佛教界来说，这是 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物，它也从侧面印证了外公的佛学修养。外公在旅日留学期间，曾创办《新译界》杂志，在其撰写的《发刊词》中，外公从哲学、佛学的角度，论 述了“人与我”、“内与外”、“同与异”、“是与非”，之间的辩证关系。被时人誉为“大手笔”。外婆受外公的影响很深，也将她对佛教的信仰传给了我们后 人。外婆与外公的感情很好，当年外公曾专门为她赋诗《葵丑九月十七日萧氏奉琴来归–纪之以诗》，诗云：

盈盈一水望秋河，桃叶分明此夕过。
天遗黄姑迎织女，月教丹桂护嫦娥。
百年信誓山成砺，千里恩情海不波。
人比菊花容更淡，夜凉高烛照如何。

由于外婆终生信奉佛教，在我与她老人家共同生活过的二十年中，我深受外婆的影响。连我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喇嘛教"（藏传佛教）也是源自于外婆，那 是因为她老人家曾多次见过九世班禅大师，而且在"旧社会"中，多次受到大师的"法雨甘露"之教诲，结下了深厚的西藏佛缘。而中共告诉我们的只有电影《农 奴》，和一个被奴隶主迫害的"强巴"。

五、西藏佛缘

在外公身处的那个年代，由于满清皇室笃信佛教，自顺治年间起，就尊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为国教，满清历代的皇帝都是黄教信徒。因此，深受佛学熏陶的外公身为京官（内阁中书），在当年这样一种文化环境和宗教氛围下，他特别关注藏传佛教以及西藏事务也就不难理解了。

早在1901年，外公刚入朝为官，就曾随父上疏朝廷《新疆建立行省论》、《满洲形势考》、《唐平高丽百济水陆用兵考》等奏折，关心边务。1902 年，外公在其考入《京师大学堂》第一名的考卷中，以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与明代首辅张居正为例，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论述了民族与地缘政治之间的关系。 如今这份考卷已被《北京大学》收藏。

1903—1904年，由于英军入侵西藏，他开始潜心研究西藏问题，参与满清政府的西藏事务。据湖北作家蒂尕《湖北一个令人瞩目的舞台—辛亥》一书 中记载，作为满清官员（内阁中书，商部章京，1903年在颐和园受到慈禧太后的接见），外公曾随同大清国钦差大臣唐绍仪，赴印度参加了中英谈判。由于史料 的匮乏，我不敢确认作者记录的真伪（有待核实）。但范熙壬是晚清、民初时期的蒙藏事务专家却是历史事实，并已为史料研究所佐证。

中国作家裴高才在《为民喉舌，范熙壬传》一书中介绍，范熙壬是我国第一部《西藏语法》的翻译者，填补了当时国内的一项空白，在学术界享有盛誉。为开 发藏语宗教文化资源，推进汉藏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因此，外公也赢得了当年蒙藏领袖的尊敬。他留学归国后，一直以国会议员和法学专家的身份，参与蒙藏事 务。其从弟范熙绩将军，还曾出任中华民国驻蒙古的参军使（军务厅长），与苏俄军队作过战。

姨妈范亚维在回忆外公的文章中写到：“1915～1919年，父亲和同窗好友陈士可参加蒙藏委员会。陈北上库伦镇抚外蒙，蒙人内附，感情融洽，五叔 （范熙绩）也随同前往。后来段祺瑞另派亲信徐树铮夺权，而徐为人跋扈，促使外蒙亲俄反华脱离了我们。五叔从外蒙返京，来’采寿堂’，讲叙他沿途艰险情况， 有时还不得不以马尿解渴。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军人的艰苦……"

1907～1908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在蒙古避难之后的返藏途中，接到光绪皇帝的御旨从五台山入京陛见。外公范熙壬适逢从日本回国，在 随军机大臣张之洞入京之后，曾受命参与理藩院（注2）的接待事务，得以亲近达赖喇嘛，蒙受尊者的法雨甘露。此后，外公更与班禅大师（第九世）结下了深厚的 友谊。范家眷属及子女，也因此在京、宁、沪等地，多次受到班禅大师的接见和赏赐。这段历史，也在我们家族中留下了一段佳话，我母亲的姐姐中，二姨妈范亚维 才华出众，具有一种非凡独特的气质，令许多认识她的人肃然起敬。据二姨爹说，二姨妈的气质，那是与班禅喇嘛大师的抚头和加持有关。那年班禅大师在雍和宫讲 经，看到众大人中有一可爱的小女孩，特下坛，手抚二姨妈的额头为之祈福诵经，给予特别加持，因此二姨妈从小就聪慧过人，气禀非凡，长大后，又十分勤奋好 学，取得了较全面的发展，终成一代名媛，被世人所尊敬和爱戴。

谈到外公的历史，还必须做出一个说明: 中共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前夕，公布了民国时期的历史档案，介绍了外公范熙壬的生平，透露了他当年曾营救中共创始人李大钊的一段事迹。据中共党史网介 绍：由李大钊介绍，外公在二十年代初期，曾以国会议员的身份秘密地加入过中共。其实，这段历史外婆和母亲很早就告诉过我，但一直不为外界所知。作为范熙壬 的后人，作为经历了中共专制统治的见证者，我完全清楚，中共在今天公开这段史料，无非是出于对台统战的需要（因我外公曾是中华民国时期知名的政治人物，与 国共两党都有很深的渊源。）这更使我看透了中共政权的虚伪和无耻。

因为从小到大，在几十年的岁月中，外公一直是被官方当作敌人的形象出现的。五十年代，为了躲过中共建政后对民国后人的迫害，我姨妈范亚维曾找过中共 元老李书诚、张澜先、董必武等当年外公的故交，请他们证明外公的身份，为此费尽了周折，但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也许当事人在那时的政治气氛中已很难说话了 （因李大钊的去世，无人证明这段历史）。我姨妈还给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写过信，当年她在北京读书时，曾在我外公家中住了很久，教姨妈们学英文，外婆因此对她 很好，她离开时，外婆还专门送了一枚金戒指给她。但信发出后石沉大海，没有回音。只有李书城老伯还算念旧，为此专门写过一份信给姨妈。也许是这封信的作 用，范氏家族才得以生存下来，但在中共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照样有多人入狱劳改，无一家幸免，即使出狱后仍逃不过政治迫害。

多年来，没有任何一级中共的党组织证明过外公的身份。所以几十年来，我们一家人，始终是顶着“大官僚、大军阀、大资产阶级”反动家庭出身的帽子，非 常艰难地活下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外公从来就是“最最反动”的代表而不是“共产党人”，而且他的两个弟弟都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其五弟范熙绩（陆军中将， 蒋介石的中央军）还参加了对中共苏区的围剿，逼迫中共开始了“长征”，更是“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这就是我这么多年来，从不对外谈起家世的原因直 至花甲之年。今天，当我将一生遭难的家世写出来时，真的还要感谢加拿大的盛雪女士。是她给了我鼓励，使我有勇气面对这段历史带来的血泪沧桑。

六、流亡海外

八九年，我在逃离中国之后，曾在澳洲悉尼的Bondi Beach嚎啕大哭了一场，几十年的悲愤苦难一瞬爆发! 这本是人的自然情感，居然也只有在自由的土地上才能发泄出来！

“当时刚刚逃出来啊，飞机一起飞，我没有一丝兴奋感，眼泪止不住往下流。心里默默地只有一个想法：这是我的家啊，我一定要回来。” ——这是我接受电视采访时曾说过的一段话。如今，二十六年过去了，我还是未能回去，对于一个流亡者来说，这又是何等的悲哀呢？

思乡情怀虽然是我的锥心之痛！但追寻自由和救国之道则是我一生的理想，而皈依佛门更是我心灵世界的起死回生! 因为八九年的"大屠杀"，已使我"心如死灰"了。在迷茫徘徊中，我开始了海外的流亡岁月。

由于经历了那个“触及皮肉，就是触及灵魂”的年代，小小年龄就领教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因此，我对共产党的“魔鬼”本性，有着刻骨铭心的认 识。多年来心中一个最大的困惑，就是对待这样的暴政，这个如此嗜血的政权，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去做？七十年代中，我们曾秘密反抗过，八十年代里，我们也认真 探索过。为此，我曾几次靠近了监狱的大门，能够侥幸逃脱和活下来纯属是一种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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