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茉莉

不止一次有朋友转告我，说高瑜曾笑着问他们：“大家都说我和茉莉相像，是吗？”虽然高瑜和我同是“八九”入狱的女人，但我们却至今仍无缘相见相识。从认识我们两个的朋友那里获知，高瑜和我确实有相似之处，都长着大脸庞，性格都有一点傻大姐。

流亡在自由而安全的北欧，我对留在国内顽强抗争的高瑜，对她一而再、再而三陷狱的命运，充满了一种姐妹般的忧心与关注。我钦佩她那无与伦比的勇气，自愧远不如她，因此总是要追问：高瑜的这种勇气来自何处？在众人退缩的时候，为什她能如此坚定不移地捍卫自己的信念，平静地接受命运？对这样一个始终站立着、大写而高贵的人，一个为社会做出很大贡献的人，难道连绵不断的厄运就是对她的报答？

◎ 如天外来人勇敢守护公民知情权

身为中国人，我们已经默认了一位西方传教士对我们这个民族的评价：“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和正直的纯正品性。”然而，高瑜却仿佛是天外来人，她身上奇异地存在着中国人最稀缺的品质：勇敢而正直，她就以这种罕见的品性，为中国公众守护真实和知情权。

自一九八九年至今，高瑜已是三次入狱了。第一次是在1989年6月3日早上，在大屠杀的前一天，积极活动人大常委会召开紧急会议否定戒严的高瑜，在上班路上被秘密绑架。第二次是1993年10月2日，她被当局以莫须有的“泄露国家机密”被捕，被判有期徒刑六年。第三次就是最近，4月17日，高瑜被北京当局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重判7年。

每一次被判刑，高瑜的罪名都和“泄密”有关。但每一次律师发表辩护词，都义正辞严地指出：判决不公，高瑜所涉及的文件不属国家机密，完全没有社会危害性。但无论律师的辩护如何有理有据，无论泄密的指控如何荒谬，高瑜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被那个野蛮践踏新闻自由与人权的政权监禁了。

其实高瑜只是做了她应该做的事情：做一个忠于职守的新闻记者，坚持报道真实。1993年，她只是摘抄了江泽民等人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写了文章在境外发表。最近这一次她被控为境外中文网站提供中共内部文件，那个“七不讲”文件的内容是：不要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

这些文件只是涉及中共中央关于意识形态的做法，它们不但不是什么“国家机密”，而且是属于公民有权知道的信息。知情权（Right to know）是公民的一种政治权利，按照中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所有公民对于国家的重要决策、政府的重要事务，以及执政党在意识形态上的新变化，都有了解和知悉的权利。知情权是监督公共权力的有效手段，是保护公民自身利益的需要。

◎ 东西方哲学解释高瑜勇气来源

勇敢，是人面对痛苦、风险、不确定和威胁的能力。尽管伦理学一般都把“勇气”视为德行，但中国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在谈勇气的来源时，说出了另一番见解：“只要是利益所在，人们就浑然忘却自己的嫌恶，害怕，而勇往直前。”

能为韩非子的观点做例证的，眼前就有一个典型。就在高瑜被判刑的同时，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周永康于4月3日被当局正式起诉。周被指控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等罪名。

像这样在利益面前充满巧取豪夺巨大“勇气”的政府官员，在当今中国如过江之鲫。盛传马克思曾说过一句这样的话：“如果能获得300%的利润，资本家就敢冒被杀头的危险。”在中国贪官污吏涉足腐败的惊人规模面前，西方资本家的冒险精神简直不值一提。

而高瑜的勇气却完全与利益无关，它来自另一个价值系统，属于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所论述的“善意志”，即好的动机。康德认为勇气属于人的自然禀赋，但也是人趋善避恶的自由选择。因为人确信能够达到至善，勇气才被极大地激励出来。

能给高瑜非凡的勇气提供来源说明的，还有中国思想家老子的论断：“慈故能勇” （《道德经》）。东方西方都有共同的智慧，老子认为勇气源于仁慈，他的观点与康德的善意志基本相似。

为什么说高瑜的勇敢来自她的仁慈，体现了善意志呢？我们可以从高瑜在六四以后对中国政治经济问题所做出的一系列新闻报道来看。按照康德的理论，一个具有善意志的人会选择为义务而行动。高瑜相信报道中国的真相是她的道德义务，选择这个行动是对中国公众有益的，她因此毫不犹豫地去做公正诚实的报道。

她不是不知道危险，她只是为了道德义务顶着危险前行。在一个充满谎言和怯懦的时代，高瑜跻身于世界女性英雄的行列，两次获得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的“新闻勇气奖”，她获得的奖项还有“自由金笔奖”和无国界记者新闻奖。在她身上，体现的是人类不屈服于强权的尊严。

◎ 命运会偏爱那些勇敢者吗？

“专制政体病菌”毒害了整个中国社会，一批批的勇者、义者被赶尽杀绝，人们普遍变得冷漠被动、恐惧无助只求自保，对权势者唯命是从。像高瑜这样勇敢的人，在中国已经是快要绝迹的珍稀动物。

然而，命运是如何对待如此优秀的人呢？我们知道的是，高瑜长期过着清贫拮据的生活，近年来她的丈夫病逝，儿子失业，自己到了古稀之年，身患高血压、心脏病等多种疾病，还再次陷入囹圄遭受磨难。连绵不断的厄运追着高瑜，她似乎就像古希腊悲剧所描写的：“人不是因其缺点而是因其优点而被拖入更大的悲剧之中。”这令我感到困惑和绝望：为什么最勇敢者往往成为最不幸者？

就在高瑜被判刑这个四月，著名六四学生领袖熊焱的母亲处于弥留之际，为回国探母熊焱在香港被拒入境，只能在海外大声疾呼。而我这个同样有国有家不能归的流亡者，也在遥远的北欧点燃蜡烛，追忆悼念刚在家乡湖南逝世的老父亲。正是父亲的去世，让我意识到，是我们这一代面对死神的时候了。

意识到自己也要面对死神，我对高瑜的命运就容易理解多了。正如契诃夫所说：“我们只有生活一回的机会。人需要勇敢地过他的生活，过得清醒，过得美。人要做强有力的、独立的、高尚的人。”一句话，向死而生。

难道命运没有偏爱和报答高瑜这样的人吗？比起那些营营苟苟只知谋私利的人，高瑜活得多么自由而生动，多么坦荡与磊落！她从容而平静地接受命运，当局只能关押她，却不能让她屈服。难道命运没有给高瑜幸福吗？她得到的不是凡俗平庸的幸福，而是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界定的幸福：一种与美德相一致的行动。美德的报偿就是美德本身！

不信神灵的作恶者逃不掉历史的审判。那些迫害高瑜的中国专制统治者，他们残酷的恶行会留在史册上，被今人和后人痛恨唾骂。而高瑜，人们会永远铭记她闪闪发光的品质---真诚、勇敢、忠实，仁慈，以及她热爱人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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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5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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