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丁子霖与丈夫蒋培坤教授2011年6月
作者Phebie Thum - 自己的作品。
2015年2月2日，天安门母亲群体举办了年度聚餐。聚餐前，家属举行默哀
怀念在六四镇压中失去的子女和亲人。（天安门母亲网页）
“八九”至今，已经二十六年了。二十六年，对个体人生而言，实在是个可谓漫长的岁月。在这二十六年中，我由为人子，进而为人父，肩负起了养儿育女的人生责任。
我深知自己是个平凡的人，也只想过一种平凡的生活。然而，仅仅因为历史的机缘，在1989年春夏那场反腐爱国民主运动中，自己本着良心，遵照多年在学校教育中老师及书本所教导的要坚持正义，要为社会承担责任，而与千千万万的学生一道上街悼念胡耀邦，为胡耀邦生前受到的不公正鸣不平，要求公正评价胡耀邦，进而由悼念上升到反对腐败，争取民主，维护人权。这些诉求当然也是胡耀邦先生生前未竞的心愿。结果竟遭到镇压，许多同龄学生长卧于长安街，而幸存下来的许多学生在二十六年中所遭受的一切，见证了一个自诩崛起、繁荣、强大国度背后的阴暗与懦弱。
我在这二十六年中所经受的大多数事，随着岁月流逝而日渐淡忘，但有几件与孩子有关的事却经常萦绕于心，挥之不去，还不时在某个不经意间刺痛我的神经。
2009年5月初的某一天，孩子放学回来。当我打开门迎接孩子进家时，孩子却没有如往常一样一冲入内，而是在门口停了一下，用眼睛瞪着我看。我当时并不在意，只是催她快进屋，并且自己转身就又回到房间里的电脑前坐下。紧接着，孩子转到了我的身边，靠着电脑桌站下，看了一下我在电脑上打字，就转身离开了。孩子在家中到处转了转，过了一阵，又转到了电脑桌前，并且迟迟地问：“爸爸，今天没什么事吧？”我盯着电脑的双眼没有离开，顺嘴答道：“没事。”孩子听到后似乎显得轻松地走开了。但过了一会，孩子又转到了我的电脑前，盯着我的脸看了看，又问了一句：“爸爸，今天没什么事吧？”到此，我这个呆笨的父亲，也听出了一点异常。于是我将盯着电脑的目光转向孩子，问她：“怎么了？今天有什么情况吗？你怎么反复这样问呢？”孩子犹豫地应答着：“没事就好。”我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劲，于是耐心地拉着孩子的手，轻声地问：“你感觉到家里有什么事吗？碰到什么事了吗？别担心，跟爸爸说说。”在我的追问、鼓励与劝导下，孩子终于说：“今天学校期中考试。第二节课考数学时，我忽然听到学校外面人声嘈杂，还有汽车声与警笛声。我当时想，可能警察又来我们家了，来带我爸爸走了。当时想出来看看，但已经开始考试了，无法出来。于是我仔细听着外面人声，似乎从嘈杂声中听到有爸爸喊我的声音，但又听不太清，不能确定。我当时真难过，很想出来看个究竟，但又害怕老师与同学关注我。过了一会，人声渐渐远去。我又想如果真是带走我爸爸，老师应该会有所反映。当我看看老师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于是心中想可能不是来抓爸爸的。就这样，我带着犹疑不定的心情，尽快考试完后，马上赶回来看个究竟。”听到此，我一下想起了孩子今天从回家来的一系列反常情形。我久久拉着孩子的手，竟不知如何跟她解说，只是在嘴上机械性地反复念叨：“别担心！孩子，不会有事的。……”
孩子产生如上错觉应该是因为2009年元月9日深夜警察上门抄家并将我带走，给孩子精神上造成的刺激所致。记得当晚孩子刚刚熟睡，一批警察冲进了家中，孩子从睡梦中惊醒，惊恐地看着家中发生的一切，看着自己的父亲被警察带着扬长而去。这在孩子心中留下了多深的创痕，从这次考试中孩子产生的错觉可以想见。
孩子上学原本是件开心的事，但是经常面临要填写一些表格，其中包括父母的身份、职业。每次填这种表格时，孩子都会回来认真地问我：“爸爸，你是什么身份？什么职业呢？”每每面对这个问题，我都不知如何回答。有几次我告诉孩子，身份就填公民，职业就填自由职业。但是，孩子回来说老师讲没有这个身份，只有干部、工人、农民、商人等。这真使我为难。有一次我就让孩子填上自由撰稿人。记得当天孩子回来还很高兴，说老师看到自由撰稿人后有些惊讶，说这是作家啊。过了几天，孩子回来又说，老师知道爸爸是作家后，让拿几本爸爸写的书给他看看。我当时一听头就大了。自己虽然写过几篇文章，也有几本书中选录过文章入内，但没有专门出过书，现在老师想看看这个学生的作家父亲所写的书，原本也是番善意，但我哪里去拿本书来？而我自己写的那些文章在国内网络转载都困难，常常被删除，想出书真是门都没有。当时面对孩子热盼的双眼，我真不知如何回答。从那以后，再填表时，我就不敢再让孩子填什么自由撰稿人了，只能让他写农民。但是，有一次孩子回来说，老师讲了，是农民就得写出详细的农村地址，还得有农村户口本。这一来，让我又无法说清了。我时常迷惑，自己究竟是个什么身份？该写个什么职业？在这种困扰中，孩子有一次很郑重地建议：“爸爸，你能否去开个小店？或者到什么单位去打工？这样也好填个职业啊。”
是的，我不是没有考虑开个什么小店，或者到什么公司应聘打工。我曾经就到公司打过十年的工，但是后来老板跟我讲的一席话，让我打消了继续打工的念头。记得有一次老板跟我私下聊天时说：“你的工资不能涨高。这是有关方面明确要求的。”当时我听到这个话，心里咯噔了一下，但转念一想也许是老板找个借口不加工资而已。但是，后来我在听到体制内一个朋友也说出类似的话：“对八九那批学生，当局早就定好的。让大家饿不死，但活不好。做生意的受控制，不能发财。打工的工资当然也不会太高。”再后来，我在一次与国保交谈中，听到对方无意间流露说：“你们还想过得怎样？饿不死就该知足了。”这种种的信息，让我相信那个老板所言并非胡编，于是我从此就放弃了打工的念想，当然自己开店做生意也就更不敢尝试。如此一来，就使得孩子每次填表时，都愁眉苦脸，宛如碰到无解的难题，面对表格发楞，不知如何下笔。每每这种时候，我的心真是在滴血，我经常锥心自问：“我这是造的什么孽啊？我让孩子跟着受这份罪。我究竟犯了什么错呢？”。
是啊，如我等从八九年过来的学生，不过是本着一份做人的良心，表达一份忧国的真诚，承担一份社会的责任，说了几句真话，难道这不是国家一再教育我们要如此吗？难道替胡耀邦鸣不平有罪？难道中国腐败不该反？难道中国民主不该落实？难道中国人权不应保障？这些诉求无论于法于理都没有什么罪错啊，也符合中国政府一再对外宣称的理念与对我们这些学生的要求啊，怎么就遭到这种对待，并长达二十六年，且未来还了无尽头。如此对待一代人，还连累到下一代人，这是个什么社会？这还有一点天理人性吗？
然而，苦难显然没有尽头，孩子的梦魇也没有结束。2013年6月9日，我妻子与亲戚在桂林合资建房，当局以绝不允许我到桂林居住为目的，强力推毁了房屋，并将我妻子绑架殴打致伤。记得当天我妻子回家痛哭着诉说所发生的一切时，孩子在傍边陪着流泪，并且一再哭着安慰劝导她母亲说：“我们别再参与建房了。”这件事过后不久，有一天早上起来，我看到孩子双眼红肿，十分困倦的样子，于是就问孩子：晚上怎么没睡好？结果孩子很沮丧地说：“昨晚我又梦到他们来推毁我们的房子了。我想拦，拦不住。我想跑，又跑不动。那真是痛苦。后来惊醒了，再也无法入睡。”
闻听此言，我长叹一声，……
二十六年了！说实在的，我的家庭和子女所承受的苦难，远不如刘贤斌、陈西、陈卫、赵常青、郭飞雄、杨天水等等同仁多，更无法与那些当年长卧于长安街头的英烈和天安门母亲们的家庭相比。每每我看到自己孩子面临的困境，想到那些身陷牢狱者的孩子们的痛苦无助，内心那种锥心刺骨的痛，真是无以言表！当然，那些当年失去孩子的老人，失去丈夫的妻子，失去父母的孩童，在这漫长的二十六年中，又是怎样的煎熬？！……
从我一家的遭遇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后极权统治对孩子心灵的伤害。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后极权主义就是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用二十多年前因车祸去世的苏联作家阿尔马里克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法制（注意：绝不是法治），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慌言。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
苍天啊，这个民族不能再如此在罪恶中苟延了！必须正视八九一代的诉求，平反八九事件，给死者以告慰，给生者以说法，恢复八九一代人的正常生活。否则，中国社会邪气弥漫，正气不彰，灾难不断，和解无望，危若累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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