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安伟 (Edward Wong)

北京——中国上个月公布了新的《国家安全法》草案，其中没有多少地方着墨于军事实力、反间谍或保卫边境这样的传统安全问题。

让这里的很多人感到惊讶和担忧的是，它读起来更像是一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文件，一篇旨在捍卫中共掌握权力的檄文。该法连同另外两部近期公布的法律 草案，构成了迄今为止对习近平主席国家安全理念的最全面的阐述。对于中共及其政权所遭受的威胁，它们也做出了自毛泽东时代以来最宽泛的解释。

采用过去的民族主义语言已成为习近平执政期间的一种标准做法，《国家安全法》也是如此。草案中表示，必须维护各领域的国家安全，从文化到教育到科 学技术，以“实现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分析人士认为，这些法律的目的是让安全部门和法院获得更大的灵活性，以便封锁被习近平视为威胁的中国民间团体和西 方制度及理念的影响。

“这部草案的重点集中在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上，”曾在上海华东政法大学任法学教授的民权律师张雪忠说。

其他两部法律草案也可以说涉及到“意识形态安全”。一部是《反恐怖法》，另一部则旨在控制境外非政府组织及其中国合作伙伴的活动。

一些学者认为，自从中共1949年掌权以来，用法律来为意识形态服务、维护中共存续的做法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频繁。

张雪忠说，这几部草案“看起来很像是体现了某些党内领导人的保守政治思想，而立法机关只不过是在把他们的思想变成法律。”

最有趣的问题也许是：为什么习近平认为他需要这样的法律？现有的法规已经把共产党的权力奉为不容质疑，将任何它认为鼓励“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归为刑事犯罪。

不过一些学者表示，这些新的法律构建了一个更加强硬的法律框架来控制民间团体和西方组织。

这三部法律中最雄心勃勃的是《国家安全法》。通过让一个中央机关——很可能是习近平创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全权负责安全问题，巩固习近平在国家安全方面的权威。中共党报《人民日报》4月23日发表的一篇文章称，这部法律的草案贯彻了“习近平总书记的精神”。

有学者认为，习近平希望制定这些法律的另一个原因则更加抽象。在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中，中共的意识形态不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发挥核心作用了，所以党 需要采取各种方式来宣扬这种意识形态，将其制度化，包括把它定为成文的法律。这一点在习近平当政期间尤为明显。自2012年上任以来，习近平推动旧式中共 意识形态的方式，是1989年6月天安门广场一带的亲民主抗议活动遭到镇压之后所未有过的。

“这种意识形态现在要淡薄多了，民众对它的关注大不如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Stanley B. Lubman)研究中国法律的陆思礼(Stanley B. Lubman)说。“因此，中国共产党就需要获得比以前更多的制度支持，而且可能还需要更多。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法律受到了重视。”

《国家安全法》明确提到，要让中国13亿人了解党和国家的安全及意识形态需求。其中一条要求各机构“加强国家安全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

“国家安全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草案中写道。“每年4月15日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法律分析人士称，这部法律预计最迟将于明年3月通过，届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在北京召开。该立法机关的常委会同样拥有批准法律的权力，因此它也可能在那之前通过。

“我认为《国家安全法》的框架符合中国当前的需要，因为国家安全的概念已经扩展到了更多领域，”上海华东政法大学的法学教授童之伟表示。“但我不赞同草案中的一些措辞——例如‘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

意识形态和文化不会威胁到国家安全，童之伟补充道。

民权律师张雪忠则表示，这部法律“注定会被滥用”。有了它的规定，“那些想要遏制言论自由或限制外国出版物进口的执法人员，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就会更有底气，”他说。

在控制民间团体和西方机构方面，另外两部法律草案有着更为具体的规定，而它们均有望最早于今年夏天通过。根据《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的规 定，此类组织需要在公安部进行登记并受其管理。对此，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中国组研究员倪伟平(William Nee)认为，这一举措相当于将非政府组织当作“潜在罪犯”。

这部法律将适用于所有的非营利组织，包括学校和艺术机构。即使那些无在华业务、只在中国举办一次活动的组织也必须取得警方的许可。

在登记之前，境外非政府组织需要找到一个业务主管单位。为了获得主管单位的同意及公安部的批准，非政府组织需要放弃或者严格限制一些官方认为在政治上可疑的行为，例如旨在帮助中国建立独立司法制度的活动。

此外，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研究员王松莲(Maya Wang)撰文指出，对于那些“较为直言不讳的”中国非政府组织，来自境外非政府组织的资金将会“迅速枯竭”，从而导致很多类似的组织无法运行。王松莲表 示该法将会影响其团体的活动。

《反恐怖主义法》草案则要求外国科技和金融公司向中国机构备案密码方案，并在其科技产品中安装安全“后门”。对此，奥巴马总统等美国官员正在向中国领导人施压，希望放弃这些要求。

在习近平任期内，他屡次引用2300多年前战国时期法家思想家韩非子的观点。法家认为，集权统治应融入法律之中，而非受到法律的约束。

去年10月召开的一次党代会为利用法律手段来维护和加强党的统治奠定了基础。会议呼吁通过政策来弘扬“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法律学者表示，共产党在借用“法治”这一术语进行宣传，但无意容许法律约束党的权威。

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法学教授孔杰荣(Jerome A Cohen)表示，“习近平的法治似乎是一种工具，还用于加强中央对不受管束的下级政府的控制，以及强化对地方法院决策的种种不良影响。”

在更宏观的层面上，孔杰荣认为，“习近平加强了将立法和司法实践作为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工具的使用，从而展现出中国自六四以来压制力度最大的一个政权。”

黄安伟(Edward Wong)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

Adam Wu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来源: 《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