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了，我就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谈“六四26周年：留学生致国内同学的公开信”

陈闯创

首先介绍一下关于这封公开信的写作和发表后的情况。我和公开信的主笔人古懿同学早就认识，去年在华盛顿纪念“六四”25周年的活动上意外重逢。我事先并不知情他写这封公开信，他是写好之后立刻把草稿发给我征求意见。我仅就几处细节做了改动，并特别提醒他就相关细节向当事人认证及征求行家的意见。然后，我就立刻征集联署，半天内找到8个留学生签名。我们原想尽量多征集些签名，并认真再修改一下公开信，等到“六四”前夕，找个合适的场合发表出来，没想到第二天就有人把这个草稿在网上发表了，而且有些网站已经转载了。我们只好赶快把已有12人签名的公开信的正式版发出去了，匆忙之下还漏掉了一位徐闻同学的姓名。

从签署公开信至今，我都认为这件事的象征意义远比实际意义大，尽管我预料到最终不会有很多人签名。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年轻一代中第一批发表关于“六四”的公开信的，3年前（2012年）就有8位在美国的留学生发表了一封口气较为和缓的致胡锦涛和习近平的公开信，希望中共十八大可以平反“六四”，并呼吁中共遵循普世价值，摒弃一党独裁。大家知道，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前，很多人对中共进行政治改革抱有期待，所以他们这封公开信的平和口吻是可以理解的，但即便如此，当时也没有更多的人签名，而且也没有引起较大的反响。

没想到我们这封公开信发出去5天后，中共的《环球时报》就刊发了匿名社评来抨击我们。更出乎意料的是，中共在几个小时后就心虚地在网上删掉了这份社评，实际上，这对公开信起到了更好的广告效应。截至6月3日，我们统计有五十多所国内外学校的学生在公开信上签名，其中有国外的30多所院校，包括哈佛、哥大、UCLA等；国内有十几所，包括清华、中科大、复旦，甚至还有一些中学生；当然还有些香港、台湾的学校。虽然签名人数仍然不多，但分布如此广泛，还是让我们感到鼓舞。有些人说签名需要勇气，确实相比那些同意我们公开信但不敢签名的人，我们的勇气是大了一点点，但比那些在国内并在公开信上签名的人，我们这点勇气算不上什么。

虽然《环球时报》的社评为我们的公开信做了很好的免费广告，但我对社评中的内容坚决不同意。社评就我们公开信中对“六四”屠杀的事实描述避而不谈，却臆想公开信的出台过程，并且捏造出所谓“六四”亲历者的“共识”，最后还就如何看待历史问题自打嘴巴。

比如，社评第一句话就说我们的信像是被人手把手教着写出来的、充满民运味的极端观点。这个评论有错有对。古懿早就说清楚了，这信是他自己用3个小时一气呵成，没有任何人指教他。至于说信中充满民运味的极端观点，那就对了，我们对此感到光荣。中共习近平政权两年多来倒行逆施，变本加厉地推行集权专制，大肆抓捕民主人士和维权人士，我们当然不能再像3年前那封留学生的公开信一样口气和缓了。事实也证明，正因为我们在公开信中说到“刽子手不配为受害人平反，但是屠夫必须受到审判”，才逼得中共做出反应。

社评第二段说，假如这封信真是留学生写的，那就说明这些人在国外被洗脑了。这真是可笑，洗脑只能是在信息封闭的情况下才能出现，比如《环球时报》社评所承认的有网络屏蔽的中国。而我们来到言论自由的美国，又怎么能被洗脑呢？实际上，古懿和我都是早在国内时就知道“六四”事件是共军开枪镇压平民，但那时我们没有任何机会就此事进行公开或即便是较小范围的讨论，只有在来到国外之后，接触了幸存者，获得了更丰富的信息，避开了言论审查对人们思考的限制，我们才可以直接讨论这件事，从而认识得更加清楚了。所以，我们在国外经历的不是被洗脑，而是反洗脑、“去”洗脑。

《环球时报》又说，当年亲历“六四”的青年学生在反思之后大多改变了观点，达成共识，让这一页翻过去。这段话无耻到了极点，也和我的亲身经历完全不符。即便大多数“六四”亲历者口头承认这种“共识”，恐怕他们中间没有几个人会不清楚，这实际是建立在中共暴力专政和言论管制的基础之上的。所谓“翻页”，实际上是中共试图完全抹去人们关于“六四”的记忆。在国内，批评“六四”不被容忍；敢于挑战官方对“六四”的说法则会被抓起来，比如谭作人、浦志强、于世文等等；在公开言论中，就“六四”这个词也不能提。总之，绝少有“六四”亲历者会讲述自己的经历和观点，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

早在1990年，我刚识字不久，在地上看到一张旧报纸，其中提到“六四”事件，我很纳闷这两个普通的数字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就捡起报纸问家里的长辈，没想到他们严厉制止我询问，让我不要再想这个词。话说回来，在我出国前，我仅两次听过“六四”亲历者在只言片语中谈及此事，都是对官方的负面看法。2004年时，中共狂热地鼓吹邓小平百年诞辰，我那时虽然已经知道邓小平在“六四”事件中下令开枪，但这丝毫尚未影响到我对邓的好感。有一次，我正津津有味地看邓小平的电视纪录片，一位长辈拿起遥控器就换台了，还鄙夷地说“再怎么讲他也还是个屠夫”。这话当时令我非常震惊，是啊，我是知道邓在“六四”中的责任的，但此前根本就未想过亲历者没有忘记邓这桩罪行，而且历史也会对此做出评判。后来，另一位长辈私下对我说“开枪的帐早晚还是要算的”，其实他没提“六四”，但我知道他是在说这件事。这些都清楚地说明，如果不是中共严厉的言论封杀，所谓的“翻页”根本就不可能，这也是为何我们在公开信里说“真相随时可能大白、繁荣随时可能崩盘”。

社评还说现在的年轻人应该尊重这些现在50岁上下的“六四”亲历者，不应越俎代庖，狂妄地为他们代言，这只能说明《环球时报》的无知。二战后，德国人在对纳粹的反思中，恰恰是那些没有经历过纳粹的年轻人因为没有历史负担，更能积极地投入。中共的统治远比德国纳粹统治更糟，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害者数以亿计，又有多少亲历者讲述出来？所以这更需要年轻人努力去探寻真相。文革结束将近40年了，虽然官方彻底否定文革，但由于官方的压制，部分档案被销毁，很多亲历者已去世，文革真相已经不可能完全被揭开了。“六四”过去26年了，虽然中共肯定“六四”镇压，但却禁止人们谈论，所以人们对当年之事仍然没有充分的讨论和认知。“六四”惨案和“八九”民运亲历者众多，虽然有不少人讲述过当年的经历，但比起当年介入运动的人数仍然非常有限。我担心的是如果中共独裁长期持续下去，“六四”的大部分真相或许将被掩盖。

最后我有个感觉，《环球时报》在文中屡屡污化民运人士，这实际上表明共产党对年轻人接触国外的民运人士感到恐惧，因为一旦年轻人敢于接触民主运动参与者，他们就能感受到民运人士的理智、勇敢、正气和爱国之心，并且发现中共那些所谓民运人士靠“敌视中国力量的资助，讨些残羹冷饭”的说法完全与事实不符。所以，我既希望民运前辈能更多地接触、鼓励后来者，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勇于突破中共的限制，去接触民主运动人士。

                                    2015年6月6日 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