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政治制度的形态与转型

——兼论“专制1.0”及其升级版“专制2.0”

张清扬

2015/06/12

作者按：最近，同道的网友史伏初先生给我发来他的大作：《中国和平转型的前景》。读后，与他产生了一点小小的分歧。这促使我仔细思考起政治制度的转型问题，于是便从人类社会政治制度的形态说起，追溯了政治制度转型的历史。一路写来，不知不觉写成了一篇两万字的政治学术论文。当前，言论自由的形势令人堪忧，我不想给网站和自己添麻烦，所以我将此文当成我的封笔之作。由于文章过长，只提供给有兴趣并有耐心的网友阅读。

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形态划分的学说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提出了多种划分人类社会形态的方法，但他主要提出了三类社会形态划分理论：一是以所有制关系为视角的五种经济社会形态划分理论，二是以人的发展状态为视角的三大社会形态划分理论，三是以生产力为视角的四种社会形态划分理论。他主张的是一种多维的划分方法（从略），最终由斯大林敲定按经济社会形态划分为五种社会形态，即：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称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划分法便成了共产党专政的国家政治教科书中不容置疑的经典，笔者在学生时代都是接受这一理论灌输的。斯大林是二战后所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盟主，具有绝对的权威，中共的政治学者和历史学家都必须唯这位马列教父的马首是瞻，把中国的历史硬往这个框架里塞。他们拿着放大镜去寻找中国历史上的奴隶社会，并把中国的皇帝和地主作为封建社会的特征，将封建社会一直延续到中共建政时为止，只是略加改变，称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些御用学者闹出了不少笑话。

然而，在上述划分人类社会形态的原则中，唯独缺少从社会管理角度即政治体制来划分的社会形态。以致人类历史上非常突出的专制社会和当前世界主流的民主社会均不在其社会形态中，这无疑是马克思的一大纰漏。

原因在于，马克思本质上是一位经济学家，这位德国犹太人在英国君主立宪的民主体制社会环境下潜心研究自由资本主义，他提出的以公有制为核心的共产主义实质上是一种经济制度而非政治制度，尽管他又提出以阶级斗争的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剥夺资本家的资产、实行公有制的政治解决方案，但他并没有亲自去实践，他更没有认真思考，如果真的要将他的共产主义学说付诸实施，会引发怎样的政治后果。

由马克思来承担强制推行共产主义所产生的恶果有点冤枉

马克思研究自由资本主义的劳（动）资（本）关系，写下了鸿篇巨著《资本论》。其核心思想是，他认为资本掌握在资本家手中，就占有了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即利润），这是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造成了社会不公；如果资本公有（即国有）了，剥削也就自然消灭了。这是他在书斋里凭空想象出来的、十分浅薄的理论。如何将私有资本变成公有资本呢？这就成了一个政治问题。马克思给出的答案是进行阶级斗争，动员全体工人阶级用暴力革命推翻议会民主制的、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政权，剥夺资本家的资产，收归为国家所有，他以为这样一来问题就解决了。至于工人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后以什么方式行使国家权力和运作全民资本，政治上会出现什么状况，马克思就不去考虑或来不及深思了。所以，马克思算不上是一个政治学家。后来，他的半吊子理论被权力野心家用来造反夺权，复辟专制，并将原来相对温和的皇权专制发展到了极其严酷的一党专制，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重灾难，使他所描绘的人间天堂般的共产主义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人间地狱，这是马克思所始料未及的。

如果马克思在地下有知，看到他的学说被热衷于造反夺权的政治野心家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所利用，造成了反人类的巨大灾难，他必定会震怒，冲出坟墓，宣布收回他主观的、错误的主义，制止假借他的主义而实施的罪恶。许多现代的政治批评家把当代的一党专政的恶果归罪于马克思，实在是冤枉这位大胡子犹太经济学家了，他只不过是作为一位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主张和假说而已，坏事都是后来打着他的旗号的那些政治骗子们干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皇威廉二世为了使俄国的临时政府退出战争，缓解德国的战争压力，用金马克收买俄奸列宁，将其护送回国，发动十月政变（中共一直称之为十月革命），推翻了二月革命后成立的由孟什维克主导、布尔什维克参加的临时政府。如果没有列宁的卖国行为，也许世界的面貌将会是另一个样子，不会发生涂炭人类生灵的“赤祸”！列宁夺权后，立即坚持与德国签订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约，割地又赔款，要不是后来德国战败，苏俄的损失可大了。这一史实现已正式写入俄罗斯的历史教科书中，他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高大形象早已荡然无存。

人类社会形态的正确划分方法

事实上，人类社会形态的划分与命名有两种主要方式：一种是按经济的发展即生产力的水平来划分，可划分为游猎社会、农牧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信息）社会；另一种是按社会的管理方式即政治制度来划分，可划分为氏族社会、封建社会、专制社会和民主社会。世界上历史悠久的国家基本上都要经历过这几个阶段。

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是人类对自然界的客观认识不断深化，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即生产力，这是一个渐进的、自然的过程，个人或集团的意志力（以“主义”的形式出现）是无法影响这一进程的。从历史上看，个人或集团提出过各种各样的主张或主义，但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按某种主义建成的人类社会，也就是说，不存在“主义型”的人类社会。所以，用“主义”来命名人类社会是荒谬的，逻辑不通的。什么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等名称统统都是马克思所命名，全都是错误的。笔者注意到，斯大林总结的五种社会形态中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就没有加上“主义”二字，因为实在找不出这两种社会是谁出的主义！至于所谓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说法就更是荒谬绝伦了。请注意，千万别以为在私有制出现之前人类社会还存在过所谓的公有制，那是“无有制”！私有制与财产是同步出现的，这是由个体动物的自私天性也就是人性所决定的，公有制绝对只有在人性泯灭时才会发生。

我们且不说共产主义社会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社会更是一种定义十分模糊的、谁也说不清的大杂烩，就是被世界广泛认同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是不成立的。资本主义是谁提出来的？不能因为马克思写了一本《资本论》，这个社会就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了。正确的说法是：人类从18世纪工业革命（以瓦特发明蒸汽机为标志）开始就进入了资本社会，至今，世界已全面进入资本社会，资本社会不过是工业社会的另一种称呼而已，以突出工业社会中最重要的组成元素——资本。资本社会只是一种中性的客观描述，没有是非对错。

没有抽象的资本主义 只有具体的资本主义

人们在资本社会里可以提出各自的主义：最早的、也是正宗的主张是，在私有制前提下让资本、劳动力自由流动并按市场需求配置各种资源的自由资本主义；但中途杀出了一个马克思，他“意外”地发现了资本对劳动“剩余价值”的“剥削”，使资本家（资产阶级）与工人（无产阶级）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于是，他主张强行将资本和资产国有化（即实施所谓的公有制），由政府制订计划来调配资本、劳动力和资源，进行社会化的大生产和产品分配，所以，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实质上是国家资本主义，其目的是解救工人阶级，消除不平等。

自由资本主义通常是公权力受监督的民主国家所采取的主义，其出发点是追求高生产效率，尽量发挥投资的效益，使资本升值，以扩大再生产。经济发展了，整个社会都会获益，但副作用是会出现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引发经济危机。而国家资本主义则是共产党极权国家所要走的道路，他们打着为了工人阶级获得平等地位的旗号，摒弃了私人资本主动追逐利润的特性，从而忽视了生产效率。公（国）有制下的工人虽不受私人资本家的“剥削”了，但必须将个人的自由交给掌握全国资本的官僚政府并承受这个唯一的资本家的摆布和压榨，连讨价还价的余地都没有，高能者与低能者待遇一个样，吃大锅饭，劳动者的积极性丧失，再加上人为配置资源难以符合市场客观需求，致使社会生产率低下，商品始终处于供不应求的短缺状态（苏联与中国的毛泽东时期就是典型的例子），短缺经济乃是一种持续性的经济危机。

不要以为国家资本主义就能超脱资本社会，会出现一个天堂般的幸福社会，这是由于马克思把私人资本描绘成一种罪恶的东西所产生的鄙视资本的伪心态。马克思有句名言：“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鲜血和肮脏的东西。”这是一种极为偏颇的说法。所以，共产党人耻于将共产主义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凸显其虚伪的本质。以为自己不提资本了，资本就不存在了。在资本社会里，任何主义离开了资本都将寸步难行！资本不会因为被收归国有就完全失去了资本的特性。

自由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交锋的结果早已见分晓：自由资本主义风靡全球，国家资本主义一败涂地，与其相应的极权体制给人类带来了巨大而深重的灾难，这迫使那些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极权国家也不得不改弦更张，逐步修正到自由资本主义的轨道上来，中共统治下的大陆的“改革开放”便是十分鲜活的例子。但他们不愿与世界上自由资本主义的正道彻底接轨，只是部分恢复资本的私人所有制，引入不完全的市场经济，还想保留不竞争便能有大收获的专制特权，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所在。

阶级斗争学说的荒谬性

这里要着重谈谈马克思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公有制所提出政治解决方案，即通过工人对资本家的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强行将私人资本和资产收归国有。

实质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是哲学上的一个悖论。

社会上的每个人由于能力、知识、机遇等条件不同而处于社会的不同阶层，有高有低，这是十分自然的现象，但每个人所处的位置并非是固定不变的，人们在阶层之间不断地上下流动，例如，资本家经营不善破产了，便去打工，成为工人中的一员；工人也可凭自己的聪明才智自创企业而加入资本家的行列，这种现象随处可见。社会管理者（政府）的责任就是保证人们在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自由流动，不能用制度来加以阻断。

而马克思提出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却将社会上的所有人都固化在各自的阶层里了，每个人都戴上了脸谱。中共领袖毛泽东做得更是出神入化，他将每个人的阶级成分与家族血统挂钩，令其世代相传，地主被剥夺了土地和财产后仍然是地主成分，此地主成分还要传给无立锥之地的子孙，实在荒谬透顶！所以“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样的反动血统论在毛泽东统治时期极为盛行，现今的红二代要继承老一代革命者的专制特权，仍在延续这种反动的血统论。

“阶级”与“阶层”，只有一字之差，其意义却有天壤之别！阶级一词消灭了人的个性，强调了集体的共性，因此，马克思认为，工人们为了改变自己的地位，就必须以工人阶级为名号团结起来，去打倒、消灭那个虚无的资产阶级。这样，马克思主义就将人类社会引入到了你死我活的集团恶斗之中，暴力就成了解决社会不平等的唯一方式。

马克思本想用阶级斗争来消灭不平等，然而，被压迫和被剥削者翻身后，却成了新的压迫者，要把原剥削者打翻在地，还要踏上一万只脚，制造出了新的更严重的人为不平等，因此，阶级斗争就成了哲学上的一个悖论，要永远没完没了地循环进行下去。所以说，没有比以阶级斗争来求平等更荒唐的事了！可是，阶级斗争学说却正中列宁、毛泽东等权力野心家的下怀，成了他们动员民众为其火中取栗的蛊惑之词。毛泽东有一段对马克思主义最精辟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千头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造反有理。”充分表达了他把马克思主义当成造反工具的心理。

马克思在经济上提出的共产主义学说很浅薄，政治上提出的阶级斗争学说则极其有害于人类社会。

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演变历程

氏族社会——

夏朝以前，由于没有留下文字记载，称为中国（华夏）的史前时代，属氏族社会，许多部落游猎迁徙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带，没有固定的居留地，没有多余物资，没有家庭，没有私产，实行公推的族长制，由族长管理全部落，管理权的传承采取族长禅让制。

封建社会——

随着农牧业的出现，人类的生产力得到了很大提高，部落定居下来，食物与物资有了剩余和积累，社会财富开始出现，人（首先是部落的酋长）的占有欲显露出来，出现了对公有财产的私人占有，作为财产分配和管理单元的家庭也就应运而生，部落的管理权由禅让制变成了家族世袭制。此外，许多部落通过战争、兼并等手段逐渐合并，领地由小变大，人口越来越多。那时，尚无国家的概念和公权力机构，社会管理能力低下，这使部落酋长的管理日益困难，于是分散管理就成了客观需要，分封制便应运而生。可以说，由氏族社会转型为封建社会是社会管理上化大为小的分家过程，和平而喜庆。

在中国，封建的本意是大部落首领分封某地域给予家族成员或有贡献的杰出人员建立小诸侯国（或管辖地）的意思，史称“分封建国”，是人类社会管理进化的一种方式。这与斯大林所定义的欧洲大庄园主与佃农的封建土地关系风马牛不相及，封建制度本身没有是非善恶。

大部落的首领自称“天子”，也独自管辖一块领地，被封的小部落首领则称诸侯王，或称国君。诸侯国的国君与天子只有精神层面上的联系，天子并无对诸侯国的直接管辖和对国君的任免权，只是他们的精神领袖，诸侯国最大的义务是天子遭遇危机（外患与内乱）时，诸侯们都要带兵去“勤王”，除此之外。每个诸侯国基本上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社会管理实体。中国的国家形态——朝廷的雏形都是由诸侯国创建而逐渐完善的。

中国古时的夏、商、周三代均属封建社会。

在封建社会，诸侯国的国君管制社会的手段很有限，不可能完全靠暴力对社会进行统治，而是讲究施仁政，以吸引其他诸侯国的治国之才，初期，诸侯国之间很有点和平竞争的气氛。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春秋时代——东周，思想活跃，百家争鸣，学派众多，百姓有相当大的言论和迁徙的自由，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社会，其缺点是社会生产力还比较低下。只是现今的一党专制者为了掩盖当今专制社会的本质和现状，防止人们的联想，故意用“封建”二字对皇权专制进行遮挡，把封建社会污名化了。

皇权专制社会——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不断增长和积累，一些诸侯国的经济实力大大超过了天子的领地，他们无视天子的存在，要成为诸侯国的霸主，这就进入到了所谓的春秋争霸时代。此时，各诸侯国已具有了国家的内涵和比较完善的管制社会的行政机构。

诸侯国君均以当霸主为荣。初期的争霸还比较文明，以地域大小、人口多少和经济实力为主，辅以武力威慑和小规模的战争，最后采用公推制，由所有诸侯国君“会盟”推举盟主，所谓“诸侯会盟”是指中国历史在诸侯分封制度下，由强大的国君召集其他国君开会并称霸的事情。因此，国君的道德感召力也成了称霸的一个重要因素，权力野心家和阴谋家是不吃香的。公推形式颇富君子风度，齐国的齐桓公就是春秋时代被诸侯拥戴的第一任霸主。

争霸使得强大的诸侯国的国君们的贪欲进一步膨胀，可以说，掌权者的贪欲与社会财富的增加是成正比的。他们想占有更多的土地和财富（包括美女），统治更多的平民。于是，后期就撕去了君子的面纱，赤裸裸地用征战来实施兼并，中国历史便由文明的春秋争霸演变成了兵刃相见的战国七雄时代。秦国还没有完全统一六国前，于公元前256年，便将周天子收拾了，东周灭亡。秦国一直打到没有对手，一统天下，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专制社会，封建社会便不复存在。

人类由封建社会进入专制社会，可以看成是氏族社会转型为封建社会的逆过程，是由小变大，由分散到统一。可是，这一转型却是以战争方式来完成的。之所以出现这一变化，除了财富的积累外，人性中的统治欲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凡是通过造反、征战而成为专制者并恋栈不舍的人无一不是统治欲旺盛之人。迷恋专制权力的毛泽东对秦始皇这位专制的开山之祖十分敬仰，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我们不要把封建社会转型为专制社会简单地看成是由小复归为大，由分散至统一，它是一个螺旋式的发展过程：虽说社会管理范围又变大了，但管理的“质”却发生了飞跃，所反映的是社会管治力量的强化，国家机器的日臻完善。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了中国，改称皇帝，实行郡县制，朝廷即中央，所有地方官员均由皇帝派出，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皇权专制（家天下）时代，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绝非封建社会的天子所能及。秦始皇武力统一天下，使“打天下坐天下”成了专制社会的普世价值，得到了全民的认可。谁要想当皇帝，那就造反，起兵夺权，谁有能力坐上龙椅，百姓都会归顺。所以，中国虽经历了多次农民起义，改朝换代，但皇权专制制度仍坚如磐石，这不能不说与那个“打天下坐天下”的普世价值有极大的关系。

谁说人类社会没有普世价值？所谓普世价值，乃是指社会运行机制的合理性与公权力获得的合法性，不过它是与时俱进的，每个时代都有相应的普世价值。现今中共的问题是它仍死抱着那个早已过时的“打天下坐天下”的专制社会的普世价值不放，而拒绝接受民主社会有关自由、人权、平等的普世价值。

从公元前221年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清廷宣布退位为止的两千一百年间，中国一直处于皇权专制时代，因此，专制文化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基础和土壤。

为何皇权专制能在人类社会生根发展并延续两千多年呢？这是因为专制社会有优于封建社会的地方。专制的基础是集权，显而易见，集权的好处就是能集中并调度全社会的力量来达到朝廷（国家）的目标，具有很高的行政效率，对推进社会的生产和发展经济也是有好处的。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制后，便大兴土木，修长城（将多段连成一体），建阿房宫，修陵寝……如果不是倾全国之力，完成这些大工程是难以想象的。

正是由于专制体制的这一优势，所以，坚持一党专政的中共至今还在欣赏“集中力量办大事”和“举国体制”。然而，集中力量办起错事来，那恶果也是登峰造极的！例如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毛泽东搞大跃进，都造成了人类的巨大灾难。

皇权专制是一种超稳体制，不会因改朝换代而消失，只有当生产力的发展急需克服专制所造成的障碍的情况下，民主转型才得以实现。

欧洲领先世界进入民主社会

按顺序，本应讲中国的第三次社会制度转型，即由皇权专制社会转为民主社会。中国曾经出现过这一苗头，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大清皇朝，建立了共和制的中华民国，由“家天下”变成了“民天下”，为转型到民主社会开了头。但遗憾的是，转型最终夭折，虽然皇权专制不见了，但却像“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一样，冒出来一个更厉害的专制妖怪，那就是一党专制！现在，除了台湾海峡对面出现了民主曙光外，中国大陆还孤独地行走在早已过时的一党专政的死胡同里，国人都伸长了脖子在观望：尽头在何处？

中国社会的第三次政治转型暂且按下不表。先说说世界的民主转型。

应当说，欧洲尤其是西欧的发展史与中国有很大的不同。西欧大都是海洋国家，与中国的禁海自我封闭不同，它们十分重视经由海洋向外扩张，大兴海洋运输和贸易，建立强大的远洋船队（包括舰队），拓展殖民地，甚至贩卖黑奴，早早地就开始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以商业和大型手工作坊为主业的资本家集团变得很强大，成了与专制国王抗衡的重要力量。他们为了资本的积累和自由运作，需要突破专制体制的诸多限制，于是逼迫国王放弃专制权力，由他们来进行社会管理。大多数国王都能顺应潮流，在保证安全和尊严的前提下交出权力。所以，在工业革命以前，西欧就完成了从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的转型，英国的“光荣革命”就是这种转型的标志，英国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君主立宪制的民主国家。

这一转型基本上是和平的，因为资本家集团并无以暴力推翻国王的统治的必要，而只要求国王交出管理社会的权力，以便让他们自由地进行商品交换和资本的积累。为了避免流血冲突，他们把愿意交权的国王尊敬地、养尊处优地供起来，当荣誉的国家元首，资本家集团则通过民主选举的议会和内阁行使国家的权力。现在，有许多欧洲国家还保留着王室，就是这种和平转型的结果。只有个别国家的国王拒绝交出权力，才发生暴力革命，例如法国大革命。国王被推翻后，通常都成立共和国（区别于王国），由民选总统主政，议会行使立法权和监督权。所以，君主立宪内阁制与总统主政的共和制是民主社会的两种政权形式。不过，也有实行虚位总统的内阁制的。

民主社会的出现，使人们尤其是资本家获得了很大的自由度，科技获得迅速发展，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到来。以瓦特发明蒸汽机为标志，人类社会进入了工业时代，现代资本社会便拉开了序幕。笔者为何将工业社会称为资本社会呢？因为办工业，需要建大厂房，购置机器设备和原材料，招聘大批工人和管理人员……这就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资本成了工业社会的第一要素。

民主社会推动了经济的繁荣，使民主国家都成了强国，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民主体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世界潮流，冲击着那些皇权专制的国家。

中国由皇权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后步履蹒跚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皇权专制就遭遇到了外部挑战，留下了一系列战败和屈辱的记录，引发了忧国的有识之士的反思，为什么堂堂的中央帝国（指皇帝，非列宁所谓的帝国主义的帝国）会受远道而来的夷人的欺凌？通过仁人志士的多方考察，终于弄明白了这是政体差异所带来的后果。世界已经进入到了民主时代，皇权专制过时了，落后了。于是，大清朝出现了两股势力：改良派请求清王室学习欧洲，实行君主立宪，以振兴国力，抗衡列强；革命派则要求推翻这个腐败的少数民族政权，恢复汉族的统治，实行共和。保守的、掌握实权的慈禧太后拒绝康、梁的变法维新，更反对君主立宪，这迫使孙中山们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

改良和革命进行赛跑，形势不等人。1908年，主张改良的光绪皇帝和反对改良的慈禧太后前后仅相隔一天去世。由于大清皇室的迟疑和举棋不定，革命终于跑赢了改良，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打响了推翻大清的第一枪，闻讯从海外赶回国内的孙中山被推举当了临时大总统，清廷乱了手脚，手握大清军权的袁世凯趁机逼迫还是孩子的小皇帝溥仪（宣统）逊位，孤立无援的裕隆太后也只得接受。至此，大清朝寿终正寝，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信守君子诺言（只要袁世凯能劝清帝退位他就不当总统），辞去了临时大总统。1912年10月，中华民国成立周年时，在北京，由新成立的国会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

中国基本上以和平方式（湖北曾有过局部激烈的交战）实现了皇权专制社会到民主社会的转型。

但是，转型的动力并非像欧洲那样来自资本家集团进行资本积累和发展经济的强烈要求。那时，中国的资本主要是商业资本，资金规模不大，资本家人数也不多，兴办大工业的“洋务运动”是由官方主导的。所以，中国的资产“阶级”（借用马列词汇——下同）还很弱小，根本没有与朝廷抗衡的能力，推动不了政体的转型，有史学家把辛亥革命定义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不准确的。辛亥革命的推动力主要有两股：一是来自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者；二是想通过变法维新以振兴国家的爱国主义者。由于转型前缺乏民主启蒙期以及资产阶级与皇权的交锋期，社会没有思想准备，所以，辛亥革命的成功具有较大的偶然性。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社会转型，多数人都不适应，国会议员和总统磨合得很不好，尤其是那位已经习惯了帝制、被时代浪潮推上高位的袁大总统，对国会议员们七嘴八舌的意见与争论很反感，他以过去的皇帝做参照系，深感他这个总统当得太窝囊，便想，还是当皇帝好。1916年，他在一帮帝制复辟派的簇拥下，另立“洪宪”国号，真的当起了皇帝。

他哪知，时代潮流变了，再回到皇权专制社会已不可能了，他复辟帝制的行动立即遭到全国各派的大力声讨，云南的蔡锷还起了兵，迫使他宣布取消帝制，仅仅过了八十多天的皇帝瘾，接着就病死了。接替袁世凯当总统的黎元洪（原本就是副总统）假装没有看见袁世凯当过“洪宪”皇帝，仍认为袁世凯是死在总统的位上，还给他举行了国葬。

1917年，北洋军阀张勋趁被调进京参与派系争权的机会，上演了一场复辟清廷的闹剧，他把闲居紫禁城的逊帝溥仪又扶上龙椅，接受群臣的朝拜。但没有几天，便以失败告终，张勋被赶出了京城。

上述两件事证明，在中国，权力野心家再想当皇帝已无可能，若要获得最高的专制独裁权力，只能另辟蹊径。

皇权专制虽不能复辟了，脆弱的民主却将中华民国引入了群雄争权的混乱状态。先是袁世凯一手培植起来的北洋军阀割据一方，为争国家行政权而混战，后又出现因北洋政府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即临时宪法）和解散国会而激将出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政府，形成南北两个政府的对立。孙中山本想南北议和，但不幸死于北京。议和不成，南方遂进行北伐，最终打败了北洋政府。1928年，国民党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为避免复辟帝制的风险，选择南京为首都，成立了国民政府，并特意将北京改名为北平，想彻底切断阴谋家利用京城来当皇帝的美梦。

无论北洋军阀争夺执政权的混战，还是国民党以武力推翻北洋政府，他们的心中并未动摇对共和的信念，都尊崇自由民主的原则，谁也没有敢于中断民主进程，抛弃那个代表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的神圣国号。国民党统一中国后，尽管露出了想学苏俄一党专政的苗头（这是孙中山引入列宁建党原则改组国民党所产生的后果），但蒋介石仍然推动着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以“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实现宪政民主的进程。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得不中止了这一过程，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又立即恢复宪政进程：民众直接选举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制定宪法、然后由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正副总统及国家机构。

然而，借抗日之机壮大起来的中共打断了这一进程，使中国脆弱的民主体制彻底夭折，那场在1948年上演的民主宪政大戏在大陆成了绝响。正是这个权欲极盛的毛泽东，想用“改朝”的形式表明自己又登上了无冕皇帝的大位，竟然斗胆抛弃神圣的“中华民国”国号，取名狗屁不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让北平恢复了京城的地位，表明他已坐上了龙椅。“民国”即“共和”，已表明人民做主。何须加“人民”二字重复耶？他心虚地强调“共和”，实则“共和”已亡于其手也。

俄罗斯的民主转型还不如中国

中国辛亥革命时，俄罗斯也处于诺曼诺夫王朝的帝制时代，资本社会的发育程度远不如西欧，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俄国的皇帝称沙皇，当时是尼古拉二世。

1917年推翻沙皇的二月革命是一场极其短命的民主革命，背景是反战运动，因为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把俄国拖得很苦，民众分别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领导下，发动街头抗争和起义，趁势就把沙皇赶下了台，结束了帝制。但此时，列宁已掌握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魔咒，在德皇的暗中帮助下，他被护送回国，迅速发动十月政变（中共称之为十月革命），把自己的同路人孟什维克给灭掉了，转化为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民主体制仅仅昙花一现。中国的民主共和体制好歹还支撑了38年，所以说，俄罗斯的民主转型还不如中国！

中俄两国民主转型的失败说明了一个道理，当资本社会发育还不成熟，资产阶级不够强大时，民主转型是很难成功的，尤其遇到了马列邪教，算是碰到鬼了。而民主体制已经成熟的西欧，早就具备了对马列瘟疫的抵抗能力，马列主义在那里找不到市场和支持者，就不会再出现专制的复辟了。

列宁创造出了一党专政的党国体制

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就分裂为两大派：即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派（俄语多数派之意）和以马尔科夫为首的孟什维克派（俄语少数派之意），真实的情况往往是相反的，列宁经常处于少数派的地位，但他仍然要用这个名称来壮门面，以示自信。那时，列宁就开始说谎造假了。虽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未解散，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实际上已经分裂为唱对台戏的两个政党了。

两派分裂的主要原因在于建党的组织原则。

列宁认为，党应该是一个小型的、革命的精锐部队，是一个由可靠而热情的工作者组成的坚强核心；而孟什维克则支持成立一个更大、更公开的党，党员可以仅仅是同情者。列宁坚持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的党，在党内，不容许民族的或其他的团体有自主权，他要求党的最高领导具备强有力的权威，依靠这种权威，中央委员会能决定政策（或党的路线）和管理各级组织的全体人员；而孟什维克则主张全体党员应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不应设立集权的中央机构。列宁认为，要使党巩固起来，必须清洗、开除一切背离党的观点的人；孟什维克则建议同自由主义者、进步分子和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广泛合作。列宁却把这样的合作看成是纯粹策略性的和暂时的，他绝不隐瞒布尔什维克最后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其目的。总之，列宁坚持马克思的基本原则——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

列宁的建党原则完全背离了现代政党的理念和常识。按列宁原则建立起来的“党”，在夺取政权之前类似于江湖上的黑帮，夺权之后，则变成横不讲理、公开欺压民众、招摇过市的恶霸集团。

民主社会里的正牌政党应当是一个公开的、不设门槛、自由进出的社会团体，它具有自生、自养、自散的特征，完全是为表达部分人的利益诉求、组织竞选的一个机构，其任何成员都没有约束其他成员的权力，更谈不上处分、开除其他成员了。因此，它不应有官场里的等级制度，不设什么中央、常委、政治局等名堂。按照这一标准来衡量，不仅中共不是政党，即使已经进入民主社会的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和台湾民进党也都不合格，有待进一步改造。这一现象要追索到1924年的国民党改组。那时，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南方革命政府与北洋军阀掌控的北京政府对抗，他为了获得苏俄的支持，于是便按列宁的建党原则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中共党员也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国共第一次合作。国民党改组后的组织架构痕迹一直残留至今，并传染给了民进党。

正是列宁的这种把党建成一个集权组织的建党思想和方针，使得布尔什维克在十月政变夺取了政权后，只能是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其他政党根本就没有自由生存的空间。列宁成功地建立起了一党专政的党国体制！我曾用四句话来概括党国体制的特征：党高于国，党大于法，国为党有，民为党奴。在党国体制下，党的领袖就自然地获得了国家的绝对权力。一个人具有绝对权力意味着什么？那不就是专制独裁者吗？与皇帝有何区别？乃货真价实的无冕皇帝也。被推翻了的皇权专制岂不就复辟了吗！？列宁这个权力野心家为其他国家想造反夺权的权力野心家树立了榜样。毛泽东们便如法炮制。

为了区别这两种专制，笔者将皇权专制称为“专制1.0”，而将一党专制称为“专制2.0”。

列宁输出无产阶级革命把它的邻国中国害惨了

欧洲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赞同共产主义学说，但却不敢公开建立以共产党为名称的政党，那时，公有制或共产主义对大多数人而言还相当刺耳，不能接受，连马、恩在《共产主义者宣言》（过去错译为《共产党宣言》）中也直言不讳地称之为“幽灵”，所以，欧洲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成立的政党大都取名社会民主党或工党，列宁及其同道在俄国成立的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列宁夺取政权后，革命激情高涨。为了推行共产主义，1918年3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七大”上（此时孟什维克已被消灭），毫无障碍地将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按照阶级斗争学说，马克思把全世界的工人看成是一个整体——无产阶级，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口号和论断，这就决定了列宁在革命取得胜利后，一定要输出革命，“赤化”（共产党极其崇拜红色）世界。为此，他于1919年特别成立了“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组织，专门负责向世界各国渗透。很不幸，中国是苏俄的最大邻国，灾祸便从此降临到了中国人的头上。

虽然中国国民党的前身兴中会和同盟会是在国外成立的，但成员都是中国人，不受任何外国控制，仍然是本土政党。与国民党不一样，中共不是中国人自己建立的革命党，而是苏俄为了推行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强加于中国人头上的、由俄共领导的共产国际所组建的秘密组织，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是不折不扣的外国代理人。从建党的目标、策略、组织机构、领导人选、运行经费等无一不掌握在共产国际手中，第1～6届代表大会都由共产国际的代表主持。

1927年，在北伐途中，国共分裂，中共拉起武装到山区打游击，军事上也是由共产国际派来的人直接指挥。德国人李德（中文名）就是共产国际派到江西苏区当军事指挥员的，他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还跟随红军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哩！尽管国民党那边也得到德国军事专家的帮助，但他们只能处于顾问位置，无权直接指挥战斗。中共在江西根据地建立的地方割据政权就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完全模仿苏联的国名。

1929年，因收回中东路的苏联经营权事件，爆发了中苏之间激烈的局部战争（中方的军队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尽管中国的军队遭到惨败，但中共仍然喊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汉奸口号。所以，苏俄是中共的祖国，斯大林是他们的领袖。

1950年，中共刚夺得了大陆政权，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国内形势远未稳定下来，此时，在斯大林的怂恿下，朝鲜的金日成军队发动南侵，遭遇到联合国军的反击，已经招架不住，溃退到了中朝边境，走投无路。斯大林激将毛泽东出兵救援，毛泽东不顾政治局多数人反对，仍服从斯大林的命令，抽调大批主力部队以“志愿军”的名义赴朝作战，靠血肉长城阻挡装备精良的敌人，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才保住了金家王朝，从此背上了这个甩都甩不掉的沉重包袱。这是毛泽东甘愿当苏联的附庸、唯斯大林马首是瞻的卖国体现。直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才一改奴才相，与赫鲁晓夫争夺起共产党阵营的老大来！但这种基于个人政治野心而拿国家利益开玩笑的做法也是极其错误的。

现在中共动辄就将同胞当成境外敌对势力，那么，不知中共如何面对自己不光彩的历史？！

问题是，中国需要无产阶级革命吗？回答是，完全没有必要！马克思所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所针对的是已经发育成熟的工业领域的自由资本主义，如前所述，这个药方本身就开错了，把它拿来用于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社会的中国就更是错上加错。毛泽东从马列那里领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后怎么办呢？他找不到要消灭的资产阶级，那么，就拿农村的地主和富农垫背当靶子，并美其名曰“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实在是毛泽东的无知和嗜杀的匪性！马克思主义中根本就没有谈及如何对待农村中的地主。而当时在中国的农村，地主、富农都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是农业生产的投资者和管理者，毛泽东就出生于富农家庭。中国的地主与佃农、富农和雇农的关系并不紧张，许多佃农与东家相处得还很和谐。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其造反的原因并非是地主的剥削，而是朝廷的压迫和腐败。

但毛泽东为了挑起阶级矛盾，以便开展阶级斗争，便宣扬无良文人所编造的《白毛女》、《收租院》那样的谎言故事，把虚构的黄世仁描写得极坏，让民众误以为真；而对真实的大善人刘文彩却又极尽造假污蔑之能事。这就为残酷斗争地主找到了依据，其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中共在土改中无端地杀害了百万以上的地主，并将他们的家庭扫地出门，这不仅构成了反人类罪，而且极大地破坏了农村的经济，使粮食生产受到很大影响，导致农民手中无粮可卖，逼得中共当权者于1953年采取“统购统销”政策，像土匪一样，到处搜查并强制收购农民家中的粮食，搞得农民苦不堪言。所以说，在中共统治时期受害最深的是农村，吃苦最多的是农民。在因搞农业大跃进而造成的全国大饥荒中，饿死了几千万人，其中农民占了极大的比例。暴力土改，是毛泽东的重大罪恶之一。

中共强行在落后的中国引入共产主义，所带来的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这已为毛泽东时代的惨烈事实所证明。中共的真正的收获则是利用民主做幌子，声称反对蒋介石的独裁，高喊打倒腐败的国民党政府，从而夺取了政权，建成了和苏共一样的一党专制的党国体制，毛泽东则当上了无冕皇帝。毛泽东说，他一辈子只干了两件事：赶走了蒋介石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依我看，他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以七千多万同胞的非正常死亡为代价，验证了马列主义是邪说，他当了一个残酷的试错人，起到了警戒后世的作用，在这点上，他算是有点功劳。

中共夺权的结果是，在专制独裁和腐败上走得比国民党远得多！这是一场应当被完全否定的革命，不仅不应歌颂，而且应当受到鞭挞，现今的中国共产党人能有勇气做到吗？

“专制2.0”是“专制1.0”的升级版

为什么说“专制2.0”是“专制1.0”的升级版？我们可以进行如下的比较分析：

1. 专制的广度和深度——

皇权专制是一种有限的统治，存在着大量的空白地带，俗话说“山高皇帝远”，就是说皇权有许多达不到的地方。中国的皇权仅达于县（城），县衙是基层的行政机构，广大乡镇基本上处于由乡绅或宗族自发管理的民间自治状态，以现在的观点看，到处都有世外桃源。而一党专制则是一种致密的统治，可称天衣无缝，它能渗透到社会的细胞一级：城市到居委会，农村到村组。每个人无论身在何处都逃不出权力的管控范围，它是通过庞大的“党”组织网络来实现的，其专制的广度可以说空前绝后。尤其是在毛泽东时代，几乎没有哪一个人感受不到毛皇帝的巨大威慑力。

一党专制的深度更是皇权专制所望尘莫及。除了防止外族入侵外，皇权对内主要关注社会治安，避免有人造反。皇帝一般都希望国泰民安，只要保证皇粮和税赋，足以供应皇族的生活需求和满足朝廷的运行费用，国库有盈余即可，皇帝和朝廷不会主动去干预百姓的经济、文化生活和宗教信仰。而一党专政者则以救世主和大家长自居，把国当家治，要求整个社会都服从其安排和指挥，它要全面干预百姓的经济、文化生活乃至思想，可以说无孔不入。专制独裁者尤其强调所谓的意识形态，利用宣传和教育，给民众灌输他们的思想，强制洗脑，使每个人变成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应声虫，以达到巩固专制统治的目的。

这样既宽且深的社会管控规模，造成了党、政重叠的庞大国家机器，无止境地消耗着纳税人的血汗，这是世所罕见的罪恶。如果说皇权专制只是“集权”，那一党专制就成了“极权”！

2. 诚实VS 谎言——

“打江山坐江山”这一皇权专制社会的普世价值保证了皇权的合法性，所以皇帝们心里都很踏实，敢于说真话，无需用什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人民的公仆”等谎言来欺骗百姓。然而，说谎则是一党专制社会的最大特征，虽然专制统治者还把那个“打江山坐江山”当成潜规则，希望红色江山世代永续，但他们却不敢公开拿到桌面上来，因为他们从根本上剥夺了民主社会中民众应有的选举权。若用民主这把尺子来衡量中共的一党专制政权，显然是不合法的。为了要证明统治的合法性，从最高领导人开始都必须说谎。百姓为了自身安全，也必须跟着说谎，所以，人人都是在公开场合说假话套话、私下里讲点真话的人格分裂者。最近发生的毕福剑事件就是绝好的证明，网友们说，人人都是毕福剑！一党专制下的社会无不是一个人格分裂的社会。

当权者为何要说谎？原因在于：他们要复辟的专制体制过时了，与世界民主大潮格格不入，无法抗拒，不得不假装也举起民主大旗，以掩盖复辟专制的丑恶面貌，于是，说谎就成了最大的政治的需要。有趣的是，毛泽东竟然能将民主与专制这两种水火不相容的政治概念糅合在一起，显得十分滑稽。例如，他提倡民主集中制，要实行人民民主专政，这里，民主是假，集权与专政才是真。如果你读了笑蜀先生所著的《历史的先声》那本书，就知道中共在延安时期把“民主”二字叫得震天响。夺权后又如何？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谎言是中共取得胜利的法宝之一。

3. 压制言论 严控媒体——

用谎言欺骗人，只能一时，但不能永久，总有被识破的时候，再加上还有那么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一眼就能戳穿他们的西洋镜。为了避免谎言被揭穿，危及他们的统治权，专制者就必须限制人们的言论自由。为此，就要掌控所有的社会媒体和信息的传播渠道，实施国家垄断。因此，所有一党专政的共产党国家都设有强大的宣传部，由党直接掌管，专门负责制造谎言，对民众进行思想灌输和洗脑。在毛泽东时代，绝不允许民间办报，从事出版业。改革开放后，不得不开点口子，但实施严格的审查和管制，官方的网络监察部门管不过来，便要求民营媒体自律，由于“饭碗”掌握在网络监管者手中，这使从业者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网络上删除敏感文章和评论就成了社会常态。

4. 保持高压 制造恐惧——

中共的一党专政是毛泽东通过不停地开展政治运动而建立和巩固起来的。其实，政治运动的威力的背后是由枪毙、监禁、劳改、社会地位坠落等国家暴力所支撑的，任何专制政权都离不开暴力镇压，只不过毛泽东运用得极其娴熟。毛泽东可谓历代专制暴君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他独创的运动整人法、群众批斗会、互相检举揭发的生活会、政治学习会、各种学术批判会、再加上“引蛇出洞”的座谈会……使所有的人都毫无隐私地暴露在他的面前，使他能做到杀人于无形，清除政敌于无痕，成为所有人命运的主宰者。于是，他获得了空前绝后的权威，人们都得了斯德哥尔摩症，将潜在的恐惧转化为对他无限的个人崇拜，他被举上了神坛。那时，无论党的“喉舌”造多大的谎言都无人敢怀疑，例如亩产几万斤稻子，连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都要出来写文章进行论证。所以，毛泽东的专制统治是十分稳固的。然而，人毕竟不是神，再坚固的铁壁也会有破损的时候，“九一三”林彪事件终于摧垮了毛泽东的神话，加速了他的死亡。他后面的专制继承者再也无法达到他的绝对权威和玩弄权术的水平，就只能增加警察和国安的数量，采取“维稳”策略。

综上所述，一党专制确实是皇权专制的升级版，不过，它也是专制社会的回光返照。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要经历专制的两个阶段，一党专制只会出现在马克思主义问世之后、资本社会发育不成熟就强行向民主社会转型的情况下。现在，马克思主义已被批得体无完肤，资本社会也已全面成熟，民主大潮已覆盖全球，再想搞一党专制，绝无可能了。

“权贵化”彻底消解了中国共产党

在毛泽东统治时期，共产党对私人资本和资产阶级恨得咬牙切齿，文革中一个最响亮的口号就是“兴无灭资”，连农民在家中养几只鸡都不行，硬说那是资本主义的尾巴，也要割掉！毛泽东的国家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把中国带入了死胡同，幸亏老天爷把他收走了，否则，中国人的痛苦还要延续下去。

邓小平从毛氏绞肉机的缝隙中活了出来，而且掌握了中共的最高权力，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知道碰了壁，就必须回头。回到哪里？当然是回到以私有制为核心的自由资本主义，这就意味着彻底否定中共过去所做的一切，如果来一个180度大转弯，共产党必定垮台！这是他绝对做不到的。于是他采取了摸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的渐变方式。但首先必须停止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无休止的政治运动，把全国的精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中来，尤其是他提出要彻底否定毛泽东最看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平反横在眼前的重大冤假错案。

谁说前后两个30年不能互相否定？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前30年是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后30年是邓小平向右（右者，英文为right，正确之意也！）回归的路线，水火不相容。邓小平否定了毛泽东的极左路线，但有意不清算他，以回报他的保命之恩。如果这两个人都复活，重聚于中南海，毛泽东看到了邓小平走回自由资本主义道路，那就不是否定那么简单了，而是会立即要了他的命。笔者真难想象，在今上的智囊团中竟有出如此馊主意的人。

邓小平对向自由资本主义道路回归，当然不敢讲真话，还是要继续说谎，说什么中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些鬼话，连他自己也解释不清楚。他对于“改革开放”，心中既有数，又没有数。有数的是，通过私有制和市场竞争的回归，生产力必定会得到解放，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心中没数的是，共产党人尤其是有权的干部在物质财富面前能否自恃，不腐败变质。他含糊地提倡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但又警告说，如果出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改革开放就失败了，这只不过是他的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他并非不知“权力使人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道理，但他却没有放弃专制特权的勇气，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将权力置于公开的监督之下。于是，他所担心的腐败就必然发生了。

如今，当权的仍然是共产党，可社会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资本由“臭”变香，个人可以拥有社会财富，八十年代，曾出现过宣传“万元户”的热潮，这极大地刺激、诱惑了手中有权的官员，他们利用计划经济转轨为市场经济的机会，大肆进行权钱交易，甚至空手套白狼，直接侵占国有资产，迅速成为富豪，仅20年的功夫，便实现了中共的权贵化，既有权，又有钱。君不见大批有权的中国共产党官员及其家族都已成为资本大鳄而享尽荣华富贵么？世界上还能找得出比这更无耻的主义和团体吗？还好意思继续称自己是共产党人吗？权贵化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便被彻底消解了，还需要像苏共的戈尔巴乔夫那样，宣布解散吗？

江总书记是权力腐败的总推手，因为他是中共的第一个没有资历、没有权威的领袖，搭“六四”的便车上台，他能靠什么统率全党呢？那就只有封官许愿，让他们“闷声发大财”，以获取拥戴，这就必然使中共迅速走向腐败。他为了替权贵化寻找到理论根据，消除国人的质疑，提出了“三个代表”的理论，说共产党所代表的都是先进的东西。他破天荒地承认资本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于是就要吸收资本家入党，以显示共产党的先进性。那么，共产党人当资本家也就是理所当然了。按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初衷是为了消除私人资本对工人的“剥削”，以使劳动者获得平等为目的。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却以权力侵占国有资产，当起了发家致富的先锋，由无产阶级变成了大资产阶级，制造出了前所未有的特权和不平等，背离马克思主义岂止十万八千里！还好意思称自己是解放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吗？真是笑死人了！实际上，那个原教旨的共产党早已死亡，随毛泽东而去了，留下的这具躯壳，已经腐败得臭气熏天，国人无不掩鼻，这个完全失去了民心的党还需要救吗？还能救吗？只有蠢蛋才去救它！

在民主大潮的冲击下，一党专制政权早就成了夕阳政权，在它的发源地都已经落山了，孤独前行的中共一党专制政权还能走多远呢？

中国从一党专制和平转型为民主社会的可能性

共产党是一个十分依赖暴力的政治集团，迷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巩固政权也是靠暴力镇压。这些专制者的权力欲望都很强烈，对特权和既得利益绝不轻言放弃，所以很难想象他们愿意主动交出权力，和平转型到民主社会。1989年的民运，只不过是学生和民众反“官倒”，反腐败，并没有要求共产党下台，便遭致残酷的屠杀。因此，人们普遍对从一党专制和平转型为民主社会不抱任何希望，十分悲观。

于是，有人提出，不要惹翻了共产党，要跪求共产党，要顺着它的毛摸，除了以言劝善外，还必须尽量照顾它的利益，承认共产党的主体（非领导）地位，模仿西欧的“君主立宪”，搞“党主立宪”，把共产党像西方民主国家的国王那样供奉起来，给予最高的荣誉以及优厚的物质待遇，只要求它把国家权力让渡出来。此种“党主立宪”的论调曾经很流行，现在还有很大市场。然而，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理由很简单，国王只有一个人，加上皇族，人数极其有限，优待起来很容易。而共产党是一个几千万人的庞大组织，淘汰谁，保留谁，谁说了算？这么多人，怎么供养得起？即使此法可行，共产党也不会同意，还会反咬一口，认为“党主”的说法是对他们的污蔑：共产党掌权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图享受的！你又如何与之辩论？更有御用学者把“党主立宪”故意歪曲成“党——主立宪”，即由共产党主持制订宪法之意，现在不就是这样做的吗？试问，你又如何与之讲理呢？

不过，笔者对和平转型还是持乐观态度。理由如下：

1、由专制转型到民主是一股强大的世界潮流，谁都抗拒不了，稍有理智的人都看得很清楚，不会愚蠢地去抵制。睁眼看看世界，世界上仅剩屈指可数的几个专制国家。皇权专制国家基本上没有了（沙特可能还算一个），剩下的几个都是一党专政的共产党国家，中共是其中最大的一家，处境孤立。

2、和平生活是一个国家内全体人民的最大诉求，中国人民饱受过内乱之苦，绝不愿意看到因社会转型而再陷入混乱之中。“六四”大屠杀对中共造成了巨大冲击，它至今仍不敢面对，这些都是制约中共以暴力拒绝转型的强大力量。

3、共产党并非铁板一块，它也是由不同观点的人组成的，现在的中共党内并不缺乏头脑清醒和睿智的民主派人士，他们是未来转型的希望。改革开放中不是也出现了胡耀邦和赵紫阳吗？如果当时他们掌握了实权，恐怕中国的政治体制转型不至于拖到今天还没有踪影。

4、共产极权制度是一个极其腐朽、没落的制度，它是靠暴力和谎言维持的，法理上十分虚弱，原则上可以不打自垮。苏、东的和平转型就是最好的例子，也是榜样。专制堡垒总是从内部垮塌的，并非统治者高喊团结就能阻止其发生。尤其是它的集团世袭的所谓指定接班人制度，无法找到一个合理稳定的规则，暗箱运作很容易发生危机和不测，导致失控。

5、共产主义的失败使共产党人失去了信仰，丧失了对制度的自信，官员们先把家属送到国外定居，转移资产，随时准备逃离自己的国家，政治上和心理上已处于十分虚弱的地位，无力抗拒要求民主转型的压力。

6、从中国历史看，除了从封建社会转型到专制社会是靠武力兼并外，其他两次转型都是和平的，世界上从皇权专制社会转型到民主社会也基本是和平的。

但是否都能做到和平演变或转型，没有谁敢打这个保票。专制体制的垮塌是一个客观的和不可预设的偶发过程，苏、东的和平演变谁也没有预计到，完全出乎人们包括西方政治家和苏共领导集团的意料之外，连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也没有想到苏共和苏联就这样消失了。所以，我们也无须为和平转型去预设某些条件，它可能在人们最不经意的时刻就突然发生了。

尾声：说说亡党和亡国

国人要求中共在政治上和平转型，可是中共领导人却总用亡党、亡国来吓唬老百姓，所以有必要说说亡党、亡国的概念。

“亡党”之说是根本是不成立的！我在文中已经说了，正规的政党是自生、自养、自散的“三自”社会团体，在民主社会里，政党就像地球上的物种一样，已有的物种随时在消失，新的物种随时又出现，十分正常，甚至都不被人知晓和察觉出来，没了就没了，没有什么大不了！除非中共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政党，除非中共认为自己是救世主，人们离开了就活不下去。中共敢大声说出来吗？在国人眼中，中共是一个“外生、民养、拒散”的怪胎，它作了那么多恶，造了那么多的孽，从不检讨，从不道歉，民心早已丧尽。它消失了，谁也不会惋惜，更不会被吓着，说不定还要庆幸哩！再说，政党的消失，并不需要清算其成员，别自己吓唬自己了！

再说“亡国”，那更是没有影儿的事。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大国怎么可能轻易地灭亡？真是天方夜谭！只有外族侵入、占领、统治，才算亡国，哪有因政治体制转型而亡国的呢？在中国的历史上，发生过两次亡国：一次是蒙古人灭宋，建立元朝；另一次是满族灭明，建立清朝。然而，外族侵略者最终都没有好下场，反都被主体民族汉族给灭了，民族被同化了，祖地也归入了中国。军国主义的日本也曾想灭亡中国，结局是总所周知的。可以说，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势力能灭亡中国！这不是故意吓唬同胞吗？

不过，话说回来，“亡党亡国”已经成了一党专制者无意识的、习惯性的口头禅，也不必和他们较真。问题在于官民不平等，如果老百姓议论共产党会否亡党，那就是大逆不道，要担风险了。

【史伏初点评】

拜读过张清扬先生的大作《人类社会政治制度的形态与转型》，受益良多。虽然关于如何划分人类社会形态还没有定论，但是，马克思的五形态教条肯定是不符合历史的。他的目的是要人们相信，资本主义社会最后一定要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但历史无情，恰恰相反，社会主义社会最后都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暴力社会主义学说，实际是在民主潮流下，帝王专制的一种复辟，或说反弹、变种，最后仍然要向民主制度转化。从社会形态看，要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列宁向左修正马克思学说，并实践这理论，已经近百年历史，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已经足可使党内极少数有独立头脑的人幡然悔悟，怀疑这条路再走下去就是死路了。他们想自救，寻找活路，和平转型是其唯一出路。

张清扬先生与我有同样的经历——1957年被错划右派，吃尽人间苦。但他性格坚强，内心不屈服。他有创新精神，他在多学科里都有成绩，并潜心研究社会学、政治学多年。这篇长文虽是最近新写，可以看出，是他几十年辛苦研究的结晶。最近所新增加的部分是“中国从一党专制和平转型为民主社会的可能性”。说明张先生半是学者型半是政治型有独立创新精神的人物，你们看，他全文基本没有引用权威著作，全是他多年研究的心得，难能可贵，值得我们学习。我向大家推荐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