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月9日凌晨3点，人权律师王宇被绑架，她的丈夫、人权捍卫者包龙军同时失踪。王宇曾是著名的人权活动家曹顺利、伊力哈木和吴淦的辩护律师。不到两个星期， 至少有30名人权律师被绑架、逮捕和失踪，加上被约谈和警告的律师和人权捍卫者，更达到了240多人，范围遍及各地24个省份。这成为1980年律师制度 在中国恢复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清洗律师。

这是习近平上台以来针对公民社会进行的大清洗的一部分。此前遭受全盘镇压行动波及 的包括异议人士、NGO（非政府组织）、访民、地下宗教、互联网、大学和新闻机构等。至少1500名维权人士被捕入狱，其中包括知名人权律师许志永、浦志 强、唐荆陵和丁家喜。但这场镇压完全没有吓退维权律师群体。在法庭上，在互联网上，在街头；从河南南乐到江西南昌，从山东临沂到广西北海，从建三江到庆 安，从贵阳到福州，处处能看到人权律师活跃的身影。从2003年维权运动兴起以来，人权律师人数从三十人左右增加到数百人乃至上千人，利用现有法律体系维 护公民权利和自由，利用互联网和媒体揭露当局的滥权和司法不公，几无争议地成为当前中国最活跃、最积极的民间力量。作为精通法律、熟悉社会现实的专业人 士，人权律师通过一个又一个案件把不同的群体——强拆受害者、遭遇冤案者、计生受害者、污染受害者、有毒食品受害者、基督徒、法轮功、良心犯等等——连接 起来。

中共对人权律师从一开始就极为警惕，并从未停止过镇压。最勇敢的高智晟律师受到极为残酷的酷刑，一些人权律师被投入 劳教所或监狱、被绑架或失踪，更多的则被吊销律师执照。我本人也被吊销执照、数次遭遇绑架、关押和酷刑。这些律师本来可以获得非常可观的收入，但是对法治 和自由的信念、心底深处的责任感，使他们选择了一条光荣的荆棘路。他们获得了民众的爱戴，获得了与日俱增的社会影响力。在当局的不断迫害之下，在为人权而 战的合作之中，形成了深厚的友谊；利用新媒体，人权律师群体形成了基于信念和友谊的、可以迅速协调行动的非正式工作网络。每次有重大法律事件，包含数百名 律师的“中国人权律师团”都会发布声明，并且在有需要的情况下，派遣律师介入事件，并组织更多公民前往声援。

卡尔·施密特 的敌我斗争观在共产党的思维里是根深蒂固的。十年之前，中共就把维权律师当作敌对势力，后来被正式列入“黑五类”——维权律师和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 领袖、弱势群体等五类人，被当作威胁中国崛起、配合美国来颠覆中共政权的力量。利用官方媒体造谣来抹黑人权律师，在本次大清洗之前就多次发生，包括对高智 晟、郑恩宠、倪玉兰等人的污名化。这次针对王宇、周世锋、王全章等人权律师，又故伎重演，CCTV、新华社、《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党的喉舌，对这 些尚未进入审判程序的良心律师们极尽造谣诽谤之能事。

中共对日益壮大的维权律师群体恨之入骨，这次清洗绝非偶然。“国安 法”刚刚在7月1日生效，对律师的绑架就迫不及待了。但这种野蛮背后何尝不是深深的恐惧？习近平在回归毛主义意识形态方面已经做出不少动作，包括重新启用 毛时代的僵尸话语、出台九号文件反对普世价值、拆除十字架、关闭NGO、抓捕异议人士、扫黄、严控互联网、加强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等等。这也都反映出共产 党对颜色革命的极度恐惧。

但中共已经无法像毛那样疯狂动员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其意识形态已经失去吸引力，民众对中共专制的 不满在不断积累，敢于公开表示反对的人越来越多。互联网大大增加了中共的洗脑式教育和宣传的难度，民众获取和传播信息的成本越来越低。前几个星期的股市暴 跌更引起了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民众对政府的愤怒和失望。中共表面上的自信已经无法掩饰其在危机四伏之下的惶恐：经济危机、官民对立、腐败蔓延、生态危机、 边疆危机、意识形态危机。而相比之下，维权律师和民间社会的具有威望的人士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影响力、话语渠道和动员能力。维权律师基于道义和专业知识的行 动力和基于互联网的组织潜力，毫不奇怪地被共产党当作一大心病，当作对一党制的巨大威胁。

这次尚在进行的清洗将在中国律师 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像以往一样，这次被捕和失踪的人权律师，极有可能受到酷刑。但这次镇压，也和以前的镇压一样，不会让人权律师群体的声音消失，不会阻 止中国人民捍卫人权和尊严的脚步。“中国人权律师团”将浴火重生。并将更加意识到自己身上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