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九七○年代以來，「雄登護法神事件」成為西藏流亡社會一個極具爭議性的問題。事情起源於達賴喇嘛尊者於一九七○年代公開規勸信徒們不宜依止「雄登護法神」，部分雄登信仰者對此不服，聲稱達賴喇嘛剝奪了他們的「信仰自由」，開始組織小規模的抗議。一九九○年代以來，抗議逐漸升級。二○○八年之後，達賴喇嘛在歐美各國演講或舉辦法會時，人們常常看到雄登信仰者，其中包括一些西方人，在會場外呼喊侮辱達賴喇嘛的口號。近年來，雄登信仰者的抗議越演越烈，我就見識了幾次，並看到他們抗議形式的改變。

　　二○一三年十月，我在紐約曼哈頓燈塔劇院參加達賴喇嘛的講經法會。劇院門外一側，有幾個雄登信仰者被警察隔離在一個小圈裡，他們拉著一條橫幅，在一個中年人的指揮下喊口號。最近一些年來，達賴喇嘛在演講和舉行法會時，總會有雄登信仰者抗議，大家也都見怪不怪了。那天，幾千聽眾在劇院門口排隊等待入場，當中年人喊出「Dalai Lama…」的時候，幾百名聽眾齊聲接上：「…long live!」這樣的場景使得雄登信徒的抗議顯得很滑稽。

　　二○一四年八月下旬，我在德國漢堡參加《尋找共同點》國際漢藏會議，期間到漢堡音樂廳去聽達賴喇嘛的演講，雄登信仰者就在會場對面的街上抗議。不過，這次的情況大不相同，抗議者人數近百，以西方人為主，有些還穿著袈裟。他們拉著大幅橫幅，舉著各色標語牌，使用若干個高音喇叭，製造出極大聲響，其中有些人手舞足蹈，明顯處於迷狂狀態。同年十一月，我在曼哈頓燈塔劇場參加達賴喇嘛為漢人佛教徒舉辦的專場講經，這次來抗議的雄登信仰者可謂「鳥槍換炮」，人數雖然遠不能跟參加法會的人相比，但鬧出相當大的動靜，顯得陣勢很大。

　　「雄登護法」的前世今生

　　「雄登護法神」，亦有「多傑雄登、俱力護法神、凶天、朵傑雄登、多傑修丹」等名稱和不同的漢字音譯。「雄登信仰」是近四百年以來藏傳佛教格魯派內部的一個極具爭議的問題，從宗教學角度來說，也可以說是格魯派中的一個邊緣信仰（cult）。雄登信仰起源於五世達賴喇嘛時期，根據藏文文獻記載，「雄登護法」是一位與第五世達賴喇嘛不和、在可疑情況下死亡的歷史人物的轉世。有關雄登護法神的來源，藏文史料中有一些記載，民間也有各種傳說。由此可見，圍繞雄登崇拜的爭議並非當代出現的新問題，而是格魯派內部自第五世達賴喇嘛以來斷斷續續一直存在的現象。有關雄登護法，以及雄登信仰的起源和歷史，已經有了不少藏文和英文學術論文和資料出版，部分資料也有漢語版。各方資料顯示，雄登信仰自其出現以來，從未成為格魯派主流，而且一直伴隨著各種爭議。歷史上，第五世達賴喇嘛、第八世達賴喇嘛和第十三世達賴喇嘛，以及薩迦、格魯、噶舉和寧瑪派的多位高僧都曾明令禁止信徒依止雄登護法神。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多次公開說明，他一度也曾供奉過雄登護法神。正是出於親身經驗，以及對雄登護法神來龍去脈及其精神實質的深入調查和研究，達賴喇嘛確定雄登並非護法神，而是來自「朵」地區的邪靈領袖，其儀軌中包含了譴責其他教派和宗教的內容。由此，他認為供奉雄登有諸種不利之處，對藏傳佛教宗派和諧及藏民族的團結有害無益。更為嚴重的是，雄登信仰有使得藏傳佛教墮為神靈信仰的危險。對佛教基本教義有所瞭解的人來說，這一點不難理解。從佛教角度來看，依止雄登護法神違背了佛教的根本教義。每個佛教徒在皈依的時候，都會很清楚地知曉，自己皈依的是「佛、法、僧」（三寶），而不是皈依神靈或鬼怪。因此，經過深思熟慮，達賴喇嘛決定停止供奉雄登護法神，並公開規勸信眾們放棄此一信仰。

　　在宗教層面上，「雄登爭議」具有「原教旨主義」與「教派寬容」兩種不同理念之爭的色彩。簡言之，圍繞雄登信仰的爭議，與格魯派內部要堅守祖師宗喀巴大師所傳教法的一派，同主張教派之間可以相互學習、相互寬容的一派之間的爭議有關。五世、十三世和十四世達賴喇嘛都主張教派之間互相寬容和相互學習，並都從寧瑪派學習教理和儀軌，而雄登護法則反對格魯派僧侶從其他教派，特別是從寧瑪派取得教法傳承。

　　當下「雄登爭議」的實質

　　當下的「雄登爭議」與歷史上的「雄登爭議」有本質的不同。如果說歷史上的「雄登爭議」主要在宗教層面，當下的「雄登爭議」，特別是二○○八年以來，已經完全政治化。當下的雄登信仰者抗議的目標是針對達賴喇嘛個人，其主要方式是在公開場合，特別是在有眾多記者出現的重要場合，攻擊侮辱達賴喇嘛，擴大自己的影響，給外界造成「藏人和佛教徒反對達賴喇嘛」的印象。這種情況自然引起境內外多數藏人的反感，這樣一來，就在藏人社區中造成種種混亂和衝突。

　　二○○七年我第一次去達蘭薩拉時就聽說，雄登信仰的背後有中共的參控。聞此我絲毫不覺得奇怪。研究過中共黨史的人都知道中共無所不用其極的策略特點。打入「敵對勢力」內部，利用其內部矛盾，使得矛盾擴大而無法達成一致，這一招叫「分化」；繼而逐漸擴大事端，改變其性質，使對方互鬥，彼此為敵，無法形成統一的力量，這一招叫「瓦解」。「分化瓦解」是中共「對敵鬥爭」的基本招數，無論是對當年的「國民黨反動派」，還是一九五○年代在非漢民族地區強制推行中共模式的「改革」，乃至於如今對付國際社會，都用到了這個招數。在不同的時期，對待不同的對象，這個招數有時會以「統戰」的「軟」形式出現，有時會以「鬥爭」的「硬」形式出現，有時候「軟硬兼施」，收買與威脅同時進行，最終目標無非是為了「分化瓦解」對手，通過破壞對方的團結來削弱對方的力量。

　　中共佔領西藏後，面對藏人的激烈反抗，除了戰爭之外，也使用了這一招。「平叛」戰爭一開始，中共在甘孜立刻擴大藏人士兵為主的「藏民團」，並將這支部隊派到第一線，與他們的同胞作戰。前西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張向明在其內部出版、限量印刷的回憶錄中就詳敘了中共在樟木口岸設立情報站，派出藏人情報員與某些木斯塘游擊隊領導人建立聯繫，取得情報，繼而導致木斯塘游擊隊內部的分裂衝突，最終瓦解的經過。該回憶錄中還談到，一九八二年，他向當時的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彭沖和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楊靜仁匯報西藏工作時，彭沖給他的指示：「西藏的主要鬥爭，還是達賴，你們在達賴上層裡有沒有人，要打到裡面去嘛。」事實上，達賴喇嘛流亡印度，西藏流亡社會建立之後，中共從未放棄「打進達賴集團」，進行或明或暗破壞的努力。

　　中共利用「主動作為」

　　因此，很難想像中共會放過西藏流亡社會中的「雄登護法爭議」而不加以利用。二○一五年四月，國際聲援西藏組織（ICT）披露了一份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辦公廳的文件。這份文件題為《關於正確處理「俱力護法神」（傑欽修丹）問題的幾點意見》，日期是二○一四年二月二十日。文件一開頭就指出：「『俱力護法神』問題，是我們與十四世達賴集團作鬥爭的一個重要方面」，制定這份文件，是為了「掌握處理『俱力護法神』問題的原則方法，做到立場堅定、旗幟鮮明，講究策略、掌握主動，沉著應對、妥善處理」，而且要「把正確處理『俱力護法神』問題作為同十四世達賴集團作鬥爭的一個重要方面，做到認識統一、清醒堅定、冷靜觀察、主動作為」。這個文件透露了一個信息：中共對「雄登護法」問題高度重視，而「主動作為」四字可圈可點。從這個文件可看出，中共顯然有一套不公開的計劃來做到「主動作為」。

　　今年六月二十三日，就在達賴喇嘛尊者八十歲生日兩周前，波士頓的一家民間電視節目公佈了一段原「雄登組織」主要負責人之一的次紮喇嘛口述視頻（http://goo.gl/DXkezZ）。在這段近一小時的視頻中，來自理塘的次紮喇嘛說出了許多有關雄登組織主要負責人自一九九○年代中期以來與中共合作、接受中共經費和指令，在藏人社區中製造事端，破壞藏人內部團結的事，還指出雄登組織負責人制定了暗殺名單，策劃暗殺包括桑東仁波切在內的幾位高僧，甚至暗殺達賴喇嘛。將次紮喇嘛透露的一些信息與近年雄登組織的發展動向對照分析，我認為次紮喇嘛的口述有相當高的可信度。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雄登信仰者以達賴喇嘛為攻擊目標，本身就相當可疑，而且不合邏輯。按照雄登信仰者所說，他們供奉的雄登是護法神，那麼，雄登護的是什麼法？雄登信仰者認為，他們護的是宗喀巴大師所傳之法。宗喀巴大師是格魯派創始人，他傳的當然是佛法。藏傳佛教四大教派所修的法，都不出佛祖所傳之法，彼此間或有修行方法的不同，但絕非敵對。作為護法神所要摧毀的，應是「佛法的敵人」。然而，從五十年代起，是中共以現代武器、武力毀寺滅教，燒經書，殺僧侶，迫使藏傳佛教的最高精神領袖和藏民族的領袖達賴喇嘛流亡境外。現在是中共對藏人施行沉重壓迫，使得境內外一百四十多位僧俗民眾自焚抗議。中共在藏區嚴厲控制佛教的正常發展，使寺院無法行使正常的宗教功能，淪為從信眾和旅遊者手裡斂財的「景點」和「統戰工具」。這些不爭的事實說明，當今之世，佛法的敵人正是在藏區毀寺滅佛的中共，雄登派卻和中共明裡暗裡配合，專門攻擊藏民族和藏傳佛教各派公認的宗教領袖達賴喇嘛。

　　團結還是分裂關乎藏人前途

　　眾所周知，由於歷史因素，藏傳佛教有多個不同的教派，現在經常稱為四大教派。不同教派都尊奉佛陀的教法，互相之間也有交流和重疊，歷史上卻由於教法和區域的差別，也發生過尖銳的對立和分歧，甚至流血衝突。這種教派分歧削弱了藏傳佛教的影響力，也加深了藏民族內部區域和文化上的封閉、保守與分裂。

　　藏傳佛教的一些領袖人物很早就看到了這一問題。從十九世紀開始，一個不分教派運動在前藏地區發端，最初的推動者多半是寧瑪派與薩迦派高僧。這個運動藏語叫作「利美」運動，這個運動號召彌合各教派的分歧，對不同教派的教義和傳承一視同仁，共同回到佛陀最初教導的核心精神。這是近代藏傳佛教最重要的文化復興運動，是藏民族走向現代化的重要一步。

　　利美運動逐漸得到了各派領袖的贊同和加入。我在聆聽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講經的時候，就多次聽到達賴喇嘛解釋，他是從寧瑪派或薩迦派的某位大師得到某法脈的傳承。達賴喇嘛作為藏傳佛教的領袖，在學習的過程中得到來自其他各教派的傳承，從而能將各派傳承融會貫通。達賴喇嘛半個多世紀來倡導全人類各宗教和文明傳統的對話，尋求共同的價值和理念，獲得了全世界人民的擁戴和讚賞。我相信達賴喇嘛的對話主張，一定受到了利美運動理念的啟發。

　　但是，有一些保守的佛教人士反對利美運動，認為必須恪守傳統教法的純粹性，並因此而把別的教派視為異端。這些保守人士主要來自格魯派，他們現在主要就集結在雄登信仰之下。

　　在一九五九年達賴喇嘛流亡印度之後，藏傳佛教各派高僧大德幾乎全部流亡境外。共同的生存危機使得各派僧侶都認識到了藏傳佛教和藏民族團結的重要性，利美運動的理念成為不言而喻的共同原則。處於危難中的藏人流亡社會，只有團結起來才能在國際舞台上生存下去，分裂將把流亡藏人和藏傳佛教引向毀滅。歷史上各教派的分歧和恩怨，在流亡中自然消失了。流亡社區的所有各派寺院，都尊奉達賴喇嘛為最高上師，都宣佈在達賴喇嘛的領導下弘揚佛法利益眾生。我在田野調查中朝拜過很多各教派的寺院，在他們的大經堂和辦公室裡，都把達賴喇嘛的法相置放在尊貴的位置。可以說，藏傳佛教在流亡中的發揚光大及在西方世界的傳播，西藏問題在國際舞台上的持續重要性，流亡藏人社會的生存和未來，都得益於利美運動的理念，得益於藏傳佛教各派和藏人社會的團結。對流亡藏人來說，沒有團結就沒有生存。

　　就是在這樣的關鍵時刻，雄登爭議一再浮上水面是值得人們警惕的。雄登派的訴求理由，帶有中共宣傳的特點：先歪曲對方，斷章取義地將對方極端化，然後將自己的訴求放低身段，以博取國際社會第三者的同情。雄登派指責達賴喇嘛「禁止藏人信奉雄登護法神，剝奪了藏人的宗教自由」，達賴喇嘛多次解釋，他只是向自己的信徒建議，不要依止雄登，但是最終取決於信徒本人的選擇。事實上，達賴喇嘛沒有權力在流亡國家禁止任何人做合法的事情。就在此刻，南印度的兩大格魯派寺院的部分僧侶選擇建立自己的學院來依止雄登護法神，他們有這樣做的自由。在流亡社區，依止雄登護法的藏人信徒始終存在。達賴喇嘛的觀點也很明確，反對依止雄登護法及其修行方式的主要原因是雄登派白紙黑字地主張宗派分歧主義，引發寺院和各派僧俗之間的不信任，褻瀆寧瑪派的形象和教義，阻礙格魯派從寧瑪派接受教法和傳承。雄登派在造成流亡藏人社會的分裂，這是明顯的事實。

　　以達賴喇嘛為首的各派僧侶及流亡社區同雄登派的對峙關係到藏人的未來，這是團結還是分裂，生存還是滅亡的對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