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年三月人大开幕式现场直播时，在习近平主席与李克强总理之间发生了一件小事，颇令人回味。正当李克强要走上讲台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习近平忽然转向李克强，指着报告打印稿首页向李指指点点，二人交头接耳一番，随后，眼尖的代表们发现，李克强的讲话对书面稿作了一处小改动，在第一段“全面深化改革实现良好开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开启新征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又迈出坚实步伐”中间插入了一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新进展”，显然这正是习近平现场指点的结果。事后的官方解释是“由于时间关系印制遗漏”，但熟悉中共政治运作的人都知道，“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与修订时间极其充裕，早在前一年八月的北戴河会议之后即已着手，而起草工作虽属总理职分，但定稿、印制之前政治局常委必已多次审阅，想必习近平早已过目并首肯，如措辞仍有可商榷之处，为什么早前不提出，非要等到“两会”现场众目睽睽之下当场责令堂堂总理临时修正不可呢？可以理解的是，“四个全面”是习近平刚刚兴致勃勃烹制出来供全国人民大快朵颐的“理论大餐”，是打算拿来顶替“三个代表”之用的；所谓敝帚自珍，或许他自以为一句顶一万句，“一字不许改易”（朱元璋《皇明祖训》语）也说不定，自然容不得别人“阉割”、“篡改”（此二词为文革批斗会上常用的政治罪名）。但在李克强方面，大约不过是畏首畏尾、小心避嫌而已，“从严治党”乃是党的家务事，更确切地说，是习总书记和中纪委的禁脔，贵为总理亦无权置喙。“政府工作报告”只提“三个全面”，其实并无不妥。

此事不禁让人联想起“开国领袖”毛泽东的二三事。其一，毛手拿一张印有柯庆施文章的《人民日报》，当众羞辱总理周恩来：“这样的文章你写得出来吗？”其二，毛竖起一根小指头轻蔑地对国家主席、党中央二把手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动一根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其三，毛一手指着昔日名义上司、曾被他亲口封为“明君”的前总书记张闻天，一边与旁人谈笑风生：“此人曾经想要我的命。”

习近平当众责令李克强改稿，这件小事颇显毛泽东式为人与为政风格。但此事似乎并未引起观众的注意。对于无从了解中共常委会黑箱与中共高层关系内幕的政治观察人士来说，这样的细节实在不可多得。它隐约透露了习李关系缺乏默契，也许二人并不和谐，当然这只是猜测。但至少可以说明，习近平相对于李克强足够强势，二人没有同事之间的相互尊重，有的只是单向的上下、主从关系，甚或变了味的当代君臣关系。考虑到李克强的政府首脑职务和名义上二号人物的党内排名，这大概也说明了：所谓“集体领导体制”事实上已经崩盘，习近平已经“一枝独秀”，“高处不胜寒”，与其他六位常委拉开了很长的距离。

二

中共政体在强人独裁与庸常专制之间轮回，有如中国历史上暴君苛政与昏君庸政交替变换一样。毛泽东强横，华国锋懦弱，二者仓促切转，几乎没有过渡；邓小平强悍，胡锦涛软弱，夹在中间的江泽民时代则是由强转弱的漫长过渡。似乎冥冥之中，专制政治总会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两种相反的体制冲动：被“伟大领袖”害苦了，人们渴望宽厚之主，哪怕他懦弱无能；对昏庸之主腻烦了，又会呼唤“青天”、“大帝”，哪怕他雷霆性格、霹雳手段。这两种冲动在健康的宪政政体中均为罕见，但在中共政体——以及绝大多数专制政体——则是常态，会周而复始，反复出现。

毫无疑问，习近平已经成长为中共新一代的政治强人。从十八大上台，至今尚不足三年，习近平不仅站稳了脚跟、巩固了权力，而且一反两代前朝“集体总统制”之“政治规矩”，兼职无数，大权独揽，发动小型造神运动，把自己塑造成为中共历史上政治权威仅次于毛泽东、邓小平，实际权力甚至不亚于邓小平的最高领导人。

毛泽东从遵义会议进入中共最高层，用了8年左右的时间与王明、张闻天等所谓“教条主义宗派”，周恩来、彭德怀等所谓“经验主义宗派”展开党内斗争，最后采用了延安整风那样恶劣的极权主义手段，才成为中共说一不二、实至名归的大独裁者。邓小平从1977年第三次“复出”，到1978年底成为中共事实上的最高领袖，登顶时间虽然很短，但终其一生，邓从未获得中共最高权力头衔——邓本人似乎更适宜于“垂帘听政”的间接掌权方式。在邓的周围，既有陈云、李先念等革命资历不相上下的中共元老，这些元老从左的方面对邓的权力形成实质性牵制，又有胡耀邦、赵紫阳等拥有正式职位的名义领袖从“自由化”的方面对邓的权威形成象征性分割，在这个意义上，邓的个人集权程度和独断专行能力也许还比不上当今习近平。

邓小平之后，江、胡威权递减，邓时代权能虚置的政治局常委会遂成大器，常委议行合一、各管一摊的“集体领导体制”不仅制度化了——“制度化”一词是美国资深中国问题学者对江泽民时代的褒扬，事实上，这个概念对江胡统治23年的政体变迁算得上是一个基本正确的概括——而且也迅速僵化了。“九龙治水”、“七上八下”、“新禅让政治”、“入局不死、入常无罪”的顶层共治结构渐渐成型，体制结构板块化，条与条并行，块与块独立，“政令不出中南海”渐成痼疾；不仅如此，以新老常委家族为代表的中共豪门也堂而皇之闪亮登场，于政经舞台纵横捭阖、分进合击，或割据国企，或垄断行业，“收拾金瓯一片，分钱分权真忙”（毛诗，改二字）。而最高当局似乎对此无能为力，甚或暗中持乐见其成态度，“你不干扰我升官，我不妨碍你发财”，集体领导遂成集体腐败，集体腐败达至腐败均稳。在此背景之下，中共高层的权力和利益趋向于进一步分散化，强人政治似已成为明日黄花。

正是强人政治渐渐远去的不确定性前景激发了中共体制的相反冲动，产生了对冲效应，于是乎，“习大大”横空出世。习近平见识平平、资历平平、才气平平、政绩平平，趁江派与团派争权夺位而渔翁得利，靠江、曾荐拔而侥幸上位，并不符合民间所谓“青天”、学界所谓“伟人”的角色定位。当然，习既无毛泽东式的“丰功伟绩”，更无邓小平式的“经验与智慧”，他所拥有的，只是做几件江泽民不肯做的事、抓几个胡锦涛不敢抓的人，借“老虎”的乌纱帽，引燃“集体领导”的营垒，仅此一招，似曾远去的强人政治便如风驰电掣一般归去来兮，强势回归。所以严格说来，习近平的权势走强并非习氏之力，乃是专制政治“历史规律”的逻辑力量的体现，是中共政体物极必反的内在需要的体现：经历了1989年以来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庸人政治，中共政体积累、沉淀了太多的毛病和问题，这就使得体制内外对庸常专制产生了强烈的鄙视和厌倦；反者道之动，习近平恰好走到了历史的交汇处，因缘际会，三分靠打拼，七分天注定。

三

网上有人戏称习近平为“习特勒”、“习泽东”（常万全八一讲话不提毛泽东，亦有毛左人士称习为“习尔巴乔夫”），我以为最传神者莫如“毛近平”——毛泽东的姓、邓小平的平。“毛近平”的政治使命是：学毛全面专政，学邓局部改革，但二者的侧重不同，专政为体，改革为用，目的是为了传承毛氏体制，确保红色江山。

也许在习近平眼里，毛泽东是中共“真正的英雄”（毛语）、“唯一的大英雄”（林彪语）。当年的红卫兵检阅式上，不知习近平是否心生过刘邦式的感叹：“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然而，在像他父亲习仲勋那样在毛时代劫后余生的中共元老群中，对毛体制的恐惧早已深入骨髓，为了在制度上防范出现下一个毛泽东，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洋洋万言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几乎字字句句都是对毛时代的控诉，中共十二大干脆取消了中共中央主席的头衔，以防将来有人在这个头衔上借尸还魂。习近平对毛路线的皈依，不啻于对父辈的背叛。

而八十年代开始实行的防毛化——可惜不是非毛化——制度改革，其实也不仅是因为对毛泽东统治的恐惧回忆，也因为毛在任何意义上都难称“英雄”、“伟人”，而是不折不扣的政治上的失败者：大跃进一败涂地，饿死三千多万人；文革一败涂地，“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就连选接班人也是一败涂地，每选一次都是错误，且都小错变大错，演变成全党全国的大灾难；毛死之后，老婆和侄子被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逮捕，接班人的权力又被他亲手打倒的政敌夺走，这样的“混世魔王”（刘晓波语）岂可称英雄？即便他是“几千年出一个”（林彪语）的整人高手、权斗行家，也没有丝毫值得后人效仿的正面价值。

看起来，强人习近平希望用毛泽东的手段，做邓小平的事情，即用全面专政的手法，处理经济、社会诸方面的改革开放事务。比如“暴力救市”，即是要“枪杆子里面出牛市”；比如“一带一路”，即是要对外大跃进，批发式向周边国家输出中国模式——主要是开发区发展模式。如果习近平只有胡锦涛那样的权力，受到胡锦涛那样的各方掣肘与牵制，这些事情也许样样受阻，一件都做不成，但不幸的是，习近平如今已成政治超人，他下定决心要做的事情，“集体领导体制”已无力阻止，即便是昔日有荐拔之恩的“长者”江泽民、“庆亲王”曾庆红也经受打虎运动的旁敲侧击，陷入自身难保的困境，难以对习氏权力越界有所制衡。

全面专政是习的强项，用政治运动的办法打老虎、整党、重树“政治规矩”，在党外清网络、整NGO、抓律师，可谓刀刀见血，成效立现，似有“战无不胜”法力；但正如乃师毛泽东一样，强人习近平也有短处，有足以致其沦为不折不扣失败者的阿基里斯之踵。毛泽东的长短处是政治运动得心应手、经济建设一窍不通，整人是行家、选人是臭手。习近平与之相似，除了反腐败，三年来其他事情均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全深改”迄无寸功，“依法治国”已成笑柄。目前的情况已经很糟糕，经济滑坡，股市暴跌，天津爆炸。

还有，十九大在望，而“新禅让政治”已经解体，习近平的接班人不是没有产生，而是连产生的机制也被他从根子上破坏掉了。在这一点上，他对党的负责态度实在比不上江泽民。江泽民13年统治，游刃有余地扶植起庞大的“上海帮”体系，原江为班长的上海市委常委一班人大都高升政治局常委，江派人马里面储备了大把资历、能力、政绩都强于胡锦涛的备用人选，而江最终“克己复礼”，没敢贸然推翻邓小平的隔代指定安排；但是，习近平的“之江新军”目前尚未成军，够格进常委、当储君者更不知身在何处，而习的打虎搭档王岐山十九大理当退休，天津大爆炸又把习的浙江旧部、目前离常委位置最近的黄兴国的仕途拦腰斩断。除非改变人事规则，否则，接班人问题必是习近平的短板。而若要大幅度改变江、胡时代业已制度化的人事组织规则，恐将触发不可预期、也难以控制的党内斗争，如此，或有重蹈毛泽东晚年覆辙的可能性。在中共，强人政治的隐患和风险比庸人政治更多，也更大。

                                      2015-8-20

 

（《中国人权双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