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联合国会议上讲真话的人走了

原题：怀念“叛逃者”赵复三先生

作者：晓丹

暑假在中国旅行，美国的手机暂时搁置一边。两个月后回到美国，打开手机却听到一个噩耗，是赵复三先生的侄女赵红的留言：“三伯伯两天前过世了。”那是 2015年7月15日，赵红留言是7月17日，我听到留言的时候已经是8月3日。赵复三先生在兄弟中排行老三，所以赵红称他为“三伯伯”。他今年89岁。

我到网上搜寻，关于他的过世，只有中国社科院丁伟志、何方等几人联名发布了一个讣告，赵复三上一世纪80年代出任社科院副院长，与赵朴初、赵紫宸合称为宗教学界“三赵”，由社科院发讣告也合乎常情。只是除此之外，网上再没有其它片言只语。赵复三，在1989年的大事件中，怎么的也算是个举世瞩目的人物，他是当时政府官员中因政治原因外逃，官阶最高的人物之一。

1989 年，赵复三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副部级干部，也是中国派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立法组织执行局的执行委员。教科文组织有168个会员，每个国家在教科文组织里都有一个代表，中国的总代表是赵复三。6月8日，教科文组织正在巴黎开会。这是一个例行会议，有教科文组织的既定议题要讨论。但6月4日在中国北京发生的事件震惊中外，会议上大家都撇开了既定议题，讨论起中国的六四事件，有些代表甚至还出示了从媒体上下载的屠杀学生的血腥照片。赵复三是会议中唯一的中国人，大家把注意力都集中到他身上，要求这位来自中国的代表介绍情况。赵复三处在了两难当中，一边是中国政府高层的指令文件，邓小平亲自下令，对外宣传统一口径：“天安门事件，一个人都没死！”另一边是来自北京家人的消息，赵复三家住北京木樨地，是通往天安门长安街的一条大道。六四时有个邻居，扒在自家阳 台上，从上往下看热闹，被流弹击中身亡。另外他也看到了外国代表出示的血淋淋的照片，证实了天安门屠杀流血事件。面对如此为难的境况，他该如何发言？

赵复三，这位中国政府高层官员，在他一生的外事生涯中，一直都在做党的驯服工具，然而这一次，良心却不再允许他说假话，面对联合国大会上168个国家的代表，他定了定神，用缓慢而坚定的语气讲了三点：第一、为六四发生了这样的血腥屠杀事件感到震惊；第二、为六四中的死难者表示哀悼、致敬；第三，中国的历史要从此开始重写。

这掷地有声的三点，直接违反了最高指令，一场未知的灾祸随时可能降临！在返回中国代表团住所时，他看到门口安全部的警卫，双手叉腰，斜着眼看他，令他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联想到两天前有人告诉他，中国有个驻古巴的外交人员，因说了实话，唱了反调，被安全部的人押送回了北京。赵复三预感到，他6月8日在联合国的发言肯定已经报告北京，安全部正在待命，下一个被押送回国的就该是他了。

一个活生生的事实，却处在两个极端矛盾的现实中。众多的电视报刊媒体，早就传播许多六四惨案的现场照片，邓小平居然说天安门事件一个人没死。赵复三当时在联合国大会上，对这两个相互矛盾的信息中，到底何去何从？

姚琮

原中共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代表赵复三的朋友姚琮向大纪元投稿，描述了赵复三的当年逃亡原委追记。

故事的两位主人翁是今年81岁的姚琮和86岁的赵复三，两人文革前就认识，那时都住北京和平里。两人还有许多共同之处，家庭背景、宗教和教育背景都差不多。两人都是上海出生、天津长大、教会大学毕业。

时光倒回60年，也就是1952年，姚琮从天主教的辅仁大学毕业后统一分配到外交部，随即到在北京召开的“世界人民保卫世界和平会议”任英文翻译。会议结束后被送到“外国语大学”的前身“外国语学校”进修。名为进修，实为政治回炉。当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进行思想改造，无法使用。

文革前，中共的涉外活动，基本上可分为两部分：政府外交由外交部负责，民间外交基本上由“和大”出面。“和大”是1952年在中共召开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会后成立的常设机构。全名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由宋庆龄做主席、郭沫若为会长。整个的涉外活动统由中共中央联络部管，外事干部由中联部统一调配。

姚琮学业结束后，响应号召，被送到朝鲜抗美援朝。但运气好，去了没几天，停战了，到空军担任翻译到1959年转业，又分配回“和大”。那时，为了拉拢国外民间知名人士，对中共有用的人，都设法邀请来访华，由“和大”出面免费接待，好吃好喝，游山玩水。

国外宗教界人士，如基督教的牧师、主教等人物访华，中共就需要请国内的宗教界头面人物出面接待。当时中共的宗教界有著名的三赵——佛教的赵朴初、基督教的赵紫辰和赵复三。姚琮和赵复三就是在那个年代认识的。赵复三当时是基督教“三自革新爱国运动”的北京市总干事，青年会的领导人物，背后是中共统战部，正如“和大”的背后是中共联络部一样。

姚琮初见赵复三时，见他身穿一套黑色西装，脖子上戴了一个白色的脖圈，是个神职人员的打扮。因“三自革新运动”是统战部领导的，姚琮还暗自嘀咕：“这个人肯定是个党员，是个披着宗教外衣的狼。”接触后，觉得此人温文尔雅，学识渊博，风度翩翩，特别是对基督教的教义、教理、圣经熟稔，到他嘴里，如数家珍。

姚琮小学和中学基本上都在法国天主教学校读书，甚至还在天主教堂星期天做弥撒时当祭司童（altar boy）。在学校里每天都要用英文背颂教义、圣经，所以姚琮对有些常引用的圣经段子背的滚瓜烂熟。在当翻译接待外国神职人员时不会露怯，甚至有时还会想露一手，背诵一段圣经。但是与姚琮一同招待外宾的赵复三居然能够接得上来，而且还加上引用两句拉丁文。

这令姚琮对赵复三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的学识让来访的资深的外国神职人员也都吃惊。赵复三绝顶聪明，过目成诵。他在天津耀华中学就读，从初中一到高中三，每年都考全班第一名。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受过正规系统的基督教教育，在神学院也取得优异的成绩。毕业后，在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当牧师，后来才调到北京。

姚琮和赵复三熟识之后，曾数次直问他是否是共产党员，赵复三坦承，他不是共产党员，他有宗教信仰，心里有根底线，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这根底线是家庭传下来的，他不能参加无神论的共产党。姚琮也坦率地说，曾两次写入党申请书，因为资本家庭出身和有海外关系等，而不批准，但要我接受共产党的考验，做“党的驯服工具”。

文革后，党组织曾找姚琮谈话，说：“老姚同志啊，你也算是个老革命了，还参加过抗美援朝，应该考虑自己的政治生命了。”姚琮回答说：“我离开共产党员的标准还差的远呢，我还是保持我的政治历史清白吧！”

赵复三联合国宣告六四真相后逃亡

1989年时，赵复三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副部级干部，也是中国派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立法组织执行局的执行委员。教科文组织有168个会员，每个国家在教科文组织里都有一个代表、中国的总代表是赵复三（Member of the executive board）。

六四事件发生后，教科文组织正值6月8日在巴黎开会。这是一个例行会议，有教科文组织的既定议题要讨论。但六四事件震动中外，会议上大家都撇开了既定议题，讨论起中国的六四事件，有些代表甚至还出示了从媒体上屠杀学生的血腥照片。赵复三是会议中唯一的中国人，大家把注意力都集中到他身上，要求这位来自中国的代表介绍情况。赵复三对天安门屠杀流血事件是清楚的，而且还有第一手数据。

他当时从两个不同的渠道收到两个截然相反矛盾的信息。第一个渠道是直接的，是北京自己家的亲人向他报平安。

赵复三家住北京木樨地，是通往天安门长安街的一条大道。六四时有个邻居，扒在自家楼上阳台上，从上往下看热闹，被流弹击中身亡。当时赵复三人在巴黎，知道天安门出了事，另外他也看到外国代表出示的照片，证实了这件事。

另一个渠道是来自中共高层的指令文件，邓小平为六四事件对外宣传定了一个统一口径──“天安门事件，一个人没死”。

一个活生生的事实，却处在两个极端矛盾的现实中。众多的电视报刊媒体，早就传播许多六四惨案的现场照片，邓小平居然说天安门事件一个人没死。

六四血腥屠杀事件爆发之后，在1989年联合国大会上，赵复三在168个国家的代表面前为六四死难者致哀，与邓小平定的对外口径“一个人没死”相反。赵复三因此展开逃亡之旅。

赵复三当时在联合国大会上，对这两个相互矛盾的信息中，到底何去何从？应该如何发言？发言说什么？赵复三被逼到了墙角，无法脱身，不得不发言了。赵复三在他的一生外事生涯中，曾经一直做党的驯服工具，为中共涂脂抹粉，说过许多昧着良心的假话，还曾以身说法，迷惑欺骗外国的宗教界人士，制造中国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假象。但现在，在联合国大会上，168个国家的代表面前，他该怎么办？

他定了定神，发言了。他缓缓地，一字一句的讲了三点。第一、为六四发生了这样的血腥屠杀事件感到震惊；第二、为六四中的死难者表示哀悼、致敬；第三，中国的历史要从此开始重写。

这三点，掷地有声，显然与邓小平定的对外口径“一个人没死”相反，这是违反了中共的国家指令。他意识到自己犯了大忌，后果不堪设想。

在返回中国代表团住所时，看到安全部的人，在门口叉着腰，斜着眼看着他，让他感到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联想到就在两天之前，听到有人告诉他，中国有个驻古巴的外交人员，因说了实话，唱了反调，被安全部的人押送回北京了。赵复三预感到下一个被押送回北京的就该是他了。

6月8日赵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肯定己报北京，安全部在待命行动。恰好6月12日联合国又要开会，赵复三在去联合国开会前，做了些准备，会后没有回住所，而是去了在巴黎教钢琴的二女儿家。从此走上了逃亡的不归之路。

赵复三在欧洲待了一年多，最后到了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Oklahoma University）。这个大学的校长是赵的老相识，曾经访问过中国，赵复三接待过他，是位基督徒。在中国时他注意到赵复三的处境，曾经表示，如果赵遇到麻烦，可来美国维理公会大学教书。所以赵复三在考虑逃亡时，首先就考虑来美国。

但是，赵复三告诫自己，在离开联合国后逃亡，一年之内不能去美国，因为这里还有一段无法告人的惨痛隐情。赵复三虽然在中共统治下已经升到了副部长的级别，但中共手里掐着一张牌，随时可以拿出来让赵入狱，永世不得翻身。

赵复三头上悬着一把剑，随时可以要他的命

这里不得不讲一点赵复三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赵的父亲叫赵师克，由清华学堂送到美国留学，与孔祥熙是同学。回国后，先后在黄炎培办的中华职业学校当校长，又在老四行服务。老四行是中国解放前的四大银行，分别是盐业、中南、金城、大陆四家银行，以金城为首。老四行有个储蓄会，赵父为该会的副经理。

赵父解放前曾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下，去过张家口解放区参观访问，由此可知他的思想倾向。在他的影响下，四个儿子先后都参加了学生运动。赵复三是老三，老大叫赵忠一，在北京协和医院做妇产科主任，文革中受迫害自杀。这里主要讲老二赵中玉。

赵中玉解放前在上海参加进步学运，被国民党说是共匪，抓进大牢，要枪毙，经任国民党上海市长的舅舅吴国桢营救出狱。吴国桢要他离开上海，后来他到天津南开大学念书。南开大学有位美国教授，中文名字叫崔仰西，英文名叫“Percy Beatrice Tripp”，此人热爱中国文化，入了中国籍，娶了中国妻，育有二男三女。崔教授非常喜欢他的学生赵中玉，把自己的第三个爱女崔桂芳嫁给了心爱的学生。崔桂芳学的是音乐系，是个花腔女高音。

赵中玉毕业后到开滦煤矿当工程师。赵中玉的思想一贯进步，工作奋不顾身，一次为了抢救矿难，坚持救人，结果壮烈牺牲。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葬在烈士公墓。文化革命开始后，崔仰西被打成美国特务，崔桂芳也是美国特务，从而赵中玉也成了美国特务。但那时赵中玉已死，葬在烈士公墓里。烈士公墓怎么能让美国特务安葬。结果就刨墓挖尸，但又不许美国特务崔桂芳进烈士公墓收尸骨，就命令崔桂芳在公墓的墙外等着，他们把尸骨一根根扔出墙外。崔桂芳带着两个女儿，哭泣着在杂草丛中寻找散落在四处的丈夫尸骨。

崔桂芳被打成美国特务后，又遭到轮番拷问折磨，逼她交待谁是她的直接领导人，崔桂芳不认得什么与国外有关系的人，她想到了赵复三。结果崔桂芳就交待并指证赵复三是潜伏在中国的美国特务，是她的直接领导人。

赵复三本来就因社会关系、宗教和西方教育背景，早就被中共内定为美蒋特务嫌疑犯，这回好了，有了具体的人证。赵复三在文革中的处境可想而知。崔桂芳经过这样的折磨，精神错乱，结果酗酒自残而死，留下来三个儿女是美国特务家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