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滴泪》作者巫宁坤九五华诞，亲友美国维州聚会贺寿致敬，寿星喜吟自壽诗*

“ 中秋节”的前一天是旅美著名作家、翻译家、英美文学专家巫宁坤先生95岁生日，他的女儿巫一毛在美国维州家中为父亲举办“庆贺九五华诞”聚会。

95岁的巫宁坤先生在抗战期间担任过“飞虎队”的翻译，后来留学美国，与李政道先生同学。1951年巫宁坤受北京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邀请，放弃博士答辩回国，先后在燕京大学、南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等校任英语教授。

他从1954年开始遭受批判，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先后在北京半步桥监狱、清河农场等地被关押劳改，九死一生。1979年办理了“右派改正”。1990年代返回美国。

巫宁坤著有英文自传《一滴泪》，女儿巫一毛著有英文自传《暴风雨中一羽毛》，父女两代记述了他家在中国的经历。

巫宁坤先生在95岁生日晚宴上即兴吟诵《自壽诗》:

“九十有五自壽

浊酒一杯家万里，醉卧他乡死亦难。

一室一厅藏拙处，两袖清风艳阳天。

三生有幸逢知己，四海为家活神仙。

九十五年非一梦，留得《孤琴》献苍天！”

巫宁坤的夫人李怡楷讲述夫妻患难与共六十多年最难忘的故事。

中国国内和海外的历史研究者及友人刘志光、程宏、涂光楠、姚蜀平等传来特别制做并附签名的贺寿图集。

友人王康到场献辞“恭贺巫宁坤先生九五之尊‘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方励之先生的遗孀李淑娴通过电邮向巫宁坤先生贺寿，并请到会朋友替她在《贺寿卡上签名。

芝加哥大学是巫宁坤先生的母校，现在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王友琴博士和朋友特别致送生日蛋糕。

参加贺寿晚宴的还有曾先后与巫宁坤先生坐过同一所监狱的张郎郎和遇罗文，以及友人陈奎德夫妇、黄肖路、郑义、吴颂先、余蓉……等，还有三十年前在巫宁坤先生任编委的《英语世界》作过编辑的朱晓明。

*巫一毛：给大家看一个传家宝：李政道当年给我爸打归程行李箱，上有李政道亲笔字*

以下请听“庆贺巫宁坤先生九五华诞聚会”现场录音剪辑——

巫宁坤先生的女儿巫一毛拿出一只破旧的咖啡色手提箱。

巫一毛：“我来给大家看一个宝贝。这就是李政道当年给我爸打归程的行李，这上面是他的亲笔字。”

巫一毛的母亲说：“这破箱子在你这儿！我都不知道。（众人笑）”

巫一毛：“这是我们的传家宝。是当年爸爸离开美国的时候，李政道劝他不要走，他非要走。李政道没办法了，说‘好，你要走，那我就帮你打箱子啦’，（指字）这是他亲笔字‘北京燕大巫宁坤’，这个……岁月的沧桑跟着我们搬了许多次家。（巫一毛的母亲说

‘几十次’），现在已经成了这样了，老古董。”

陈奎德：“巫教授，我问你个小问题，你和李政道的年龄哪个大一点？”

巫宁坤：“他比我小好几岁呢，当时我跟他是最好的朋友。政道是个好人啊。在芝加哥大学，（那时候）研究院大概有七、八十个中国留学生，过去中国的留 学生多半都是在国内已经当了……（有）讲师以上位子的，像我跟他两个是最小的研究生，我们一块儿玩，出去的时候，都是他跟我在一起。回来聊天，晚上大家都 在International House ，就是国际大厦嘛，政道是对我好得不得了的，后来一直送我上船。”

巫一毛：“这个是古董啊。”

黄肖路：“这是博物。巫伯伯，您还能重复李政道先生回答说‘我不要被人家洗脑子’，这是《一滴泪》里头说的。”

巫宁坤：“对，对，是这样。”

巫一毛：“这是我们当年‘下放’时，我爸（被）关在‘牛棚’里，当时我哥哥十二、三岁时，他打这个箱子，这是他写的字‘李怡楷’，你看看这是小孩的字，这个跟我们搬了几十次家。”

吴颂先：“这个是他（巫一毛的哥哥）准备东西给妈妈送去是吧？”

巫一毛：“具体装了什么东西就不知道了。”

众：“（箱子）飘洋过海回来，又回到美国。”

巫一毛的母亲：“主要的是书，还有几件衣服。”

巫宁坤：“我那时是穷学生，我哪有什么东西？”

*巫宁坤：因我不懂“洗脑子”是什么意思，所以中了“阳谋”，自投罗网*

我问巫宁坤先生：“巫伯伯，您当时听李政道讲，说‘我不愿意让他们洗脑子’，您为什么就不怕洗脑子？就（回中国）去了呢？”

巫宁坤：“呵呵，是因为我不懂‘洗脑子’是什么意思啊（众大笑），我也不懂脑子怎么个洗法啊（众大笑），我是很天真、很幼稚、很无知。所以我就中了‘阳谋’（众笑）”。

黄肖路：“自投罗网。”

巫宁坤：“自投罗网，没错。”

*李怡楷：同时带回的打字机也留有李政道笔迹，随我们搬家几十次，至今完好*

宁坤先生的夫人李怡楷说：“我补充一下啊。刚刚你们看的是一个箱子，还有一件东西，现在还有，是一个手提的英文打字机。李政道亲自写的几个（字）也 是一样的‘北京燕大巫宁坤’。这个打字机是1951年宁坤回国就带到北京燕京大学，后来他调工作又到天津南开大学，1956年又调回北京工作。这个打字机 一直很好的保存，我的英文打字就在这儿学会的。这个打字机也是飘洋过海跟着我们。”

*李怡楷：搬家三十多次——从部长级房子的“席梦思”到存种子仓库的大老鼠*

李怡楷：“我跟他结婚到今年六十一年，我一共……那回我算，搬家搬了三十多次。每次搬家都不是说‘我愿意调个好房子’，不是的，完全随政治气候决定。

因为他到北京工作，我们从南开大学到北京，住的最好的房子，部长级的房子。新盖的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有地毯、席梦思床……都弄得好好的。

然后一打成‘右派’，他（被发配去）‘北大荒’。把我就赶出那个楼了。就住在筒子楼，一间屋子，没有厨房，没有厕所，跟大家都是共用的。然后从北京又给赶到安徽，安徽又下放农村。

在农村还搬过好几次，因为刚到农村根本没有房子，我就住在存工具的、存稻子种子的那个仓库，跟老鼠啊、各种不同的昆虫在一起。老鼠特别大，夜里睡觉有时就爬到我身上来，在我脸上乱抓，把我抓醒了。

用水就是一个缸，冬天结冰。有一天我起来，想刷牙，一看这缸里什么东西啊，一个黑的东西，我再一看是只大老鼠，淹死冻死了，在冰里冻死了。然后我们这缸水还得靠它……这一天的生活，你把水倒掉就没有了。

这种故事很多，不多讲了。”

*李怡楷：1951年李政道送巫宁坤上船回国之后——1957年和1980年的两次巧合*

李怡楷：“就说李政道（给写地址的）这个打字机，一直跟着我搬的几十次家，哪舍得丢呢！当时李政道给他写这字的时候，请注意他根本就是一般的留学生，跟他好朋友。

最有意思的，1957年，他（巫宁坤）戴了‘右派’帽子，打入地狱，李政道就是这1957年得了诺贝尔奖。”

巫一毛：“他戴上诺贝尔的桂冠”。

李怡楷：“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然后一直到1979年他（巫宁坤）给（被）‘平反’了。他回到北京去，办这个所谓‘落实政策’手续，回到原单位。也刚好就在1980年，李政道从美国到北京，受到最热烈的欢迎。他呢，去办这个‘改正右派’。

然后他知道他（李政道）住在北京饭店，通了电话。和李政道几十年没见，从1951年送他上船，一直到1980年。后来他就去见他（李政道），在北京饭店。李政道还送给宁坤两本书，是他的著作，好像是中文的。

所以这……最巧的就是同一年，哎，两个人又碰上了，可是就都不一样了。

他（巫宁坤）呢，是从安徽挤公共汽车，还受了点伤，去到原单位办‘右派改正’手续。宣布他是错划‘右派’，叫‘三恢复’——恢复公职、恢复工资、恢 复职称，什么都恢复了。然后党委书记、校长赔礼道歉说‘哎呀，对不起你啊，当时把你打成了‘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让你这二十二年不但是你受了 很多苦，并且你的子女、你全家都跟着受苦，我们赔礼道歉。以后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那李政道呢……就完全是两种人。后来呢，跟他也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李怡楷：有关手提箱、打字机、照相簿、几条领带和一百瓦电灯泡的故事*

李怡楷：“刚刚拿的这个箱子，我都不知道这箱子在一毛这儿，我以为早就丢没了，都散了。跟它同时的那个打字机现在还有，打字机是他（巫宁坤）送给他一个得意的研究生徐栋良，徐栋良家在上海，后来徐栋良也到美国来工作，他从上海带到了纽约，从纽约又寄到我们家。”

巫一毛：“现在哪儿去了？”

李怡楷：“现在这个是不是在你哥哥那儿？那就是在（你弟弟）一村那儿。这个打字机保存得很好，一点儿都没坏，不像这个破烂箱子这么难看。字还都有，就是这几个字，所以一共两件东西是有历史价值。

他们送他上船照的像，可是现在没有了。因为‘文化大革命’，我们当时在安徽大学，‘红卫兵’，所谓‘红卫兵’就是他的英文系学生，到我们家抄家，把我们的相册都拿走了，后来也不还。

还是等着那阵歪风过了以后，我到学生宿舍找他要的。

我说‘你们看完了相册，你们也没用，还给我吧。那都是我们自己家里人的相片’。他就把相册还我了，然后说一句‘你们家人相片都还，只有跟外国人合影不还’。

当时送他上船的除了李政道，还有一对美国夫妇。那个美国人就是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跟他同住一个宿舍的美国人叫Burton，书上都写了，Burton夫妇送他上船，那是外国人，外国人的相片都没收了。

还有不发还的，领带，有几条从美国带回去的领带被没收。还有一百瓦的电灯泡，怀疑那是搞什么……”

众人：“（笑）‘间谍’（笑）。‘情报’……”

李怡楷：“嗯。这个打字机，他也抄走了，打开一看就是个打字机，还给我了。所以这个打字机现在还有。”

*巫一毛：我妈妈原是有三十个佣人的“天津李家”大小姐，一下子跌到地狱受罪多年*

巫一毛：“妈妈是天津李家的，天津有‘八大家’，我们李家是很有名的，天津人说‘天津李家’，都知道‘李大善人’，那时候叫什么‘放粥’（李怡楷插话：‘施舍粥’），捐小学……”

众人：“开粥棚”。

李怡楷：“对。开粥棚。”

巫一毛：“我妈妈家兄弟姐妹八个，妈妈是老八。我们小的时候，就知道妈妈特别不会做家务事，那就是因为宠坏了嘛！上面四个哥哥三个姐姐，这‘老小’，后来才知道，家里三十几个‘下人’。这样的大小姐，一下子跌到地狱里去受这种罪，而且不是说一天、两天，一年、两年。”

陈奎德：“看不到尽头。”

黄肖路：“二十二年。”

巫一毛：“所以这是个伟大的妈妈。”

*李怡楷：六十一年婚姻能患难与共到今天原因之一：我有宗教信仰，有精神上的依靠*

我问吴夫人：“您和巫伯伯走过这么六十多年，多少的苦难，多少人都分手了，你们怎么就能走到今天啊？（众人笑）”

李怡楷：“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们倆人1954年7月结婚的。简单的讲吧，我信教。我在每一个困难的时候，我的精神上都有一种依靠。我不像有些 人……我认识的一些朋友，他们像我这同样的命运，早就都自杀了。有的自杀，有的神经病，精神失常了，有的得各式各样的什么癌了……

而我还没有。我就相信，人这一生不管好坏，喜怒哀乐一切事情都有神的安排、天主的安排。而天主教有一条……有各种各样的……我们相信的是什么，我们 这生命，我们人都是神给的。我没有权力……你比如说自杀吧。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之下，假如我要自杀的话，很容易，吃几片安眠药，一吞下去，一下就解决了，比 一天一天受这种磨难要容易得多。

可是我不愿意这样做。我就觉得，我没有权力毁灭我自己的身体。我们中国人有话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也不能做对不起我父母的事。上对不起天主， 下对不起我父母，再下……我要是自杀了，这么幼小的孩子，也活不下去了。大孩子三岁，他（巫宁坤）去‘北大荒’。她（指巫一毛）还在肚子里，他去‘北大 荒’以后四十五天，一个半月，我生了她。1958年6月3日，她生日。

那时候（如果）我死了，我解脱了，我不受罪了，那日子真不好过啊。不光是物质上的挨饿啊什么的，他原来的工资，‘反右’以前是二百多块钱，‘高教四级’，我就是大学毕业生的普通工资，在北京，六十二块钱。

后来被赶到安徽，五十九块钱。后来又到农村，变成地区差价就五十七块钱，节节下降。一直到我退休那年，我这一辈子工资就（上）调过一级，因为我是 ‘反革命家属’，‘右派’就是‘反革命’了。而他呢，‘改正’以后他都恢复‘高教’，还给他提升，变成‘高教一级’。这就是没有道理可讲的。

共产党你不要跟他讲道理，没有道理，他是怎么……黑白永远是颠倒的。

所以，我回答你的问题，一个是因为我有宗教信仰。”

*李怡楷：六十一年婚姻能患难与共到今天原因之二：我们两人有真正的爱情*

李怡楷：“第二，我跟宁坤的婚姻，不是任何人……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啊，朋友介绍……都不是，完全是我们两个人自由恋爱。当初我在南开大学念书，还没毕业的时候，他从北京燕京大学调到南开大学，所以我们两个人是‘师生恋爱’，这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认为，我跟他结婚，他当‘右派’，倒霉了，我跟他结婚的时候不懂什么‘右派’，也没想到后来他变成了什么样子，我都不懂。我认为，我自己决定的这个婚姻，我不能随便就背叛他，他也不会背叛我。

这是第二个原因，也就是我们两个人是有真正的爱情，不是假的。不是说‘你好我就跟你，你不好就再见’。绝不是那种关系。

我记得他在被（发配）去‘北大荒’以后，我们不可能见面的。我在安徽，他在‘北大荒’，我还要每天上班，我不上班，我那五十几块钱……（友人插话： ‘千万别丢了’），那我这一家就活活饿死。（巫宁坤插话：‘一家三代啊，上有老，下有小’）当时他的继母还活着，一直跟着我到了安徽。（巫宁坤插话：‘她 有糖尿病’）。严重的糖尿病。

我说‘我绝对不能死，我一死，这俩孩子没人管，就完了，得饿死。并且那三年刚好就是1959，1960，1961年，‘大饥荒’的时候，多少人都饿 死了。就在那时，不管怎么着，我说‘只要我还能活一天，我就尽最大努力，维持住这个家庭。上边有老太太，底下有孩子。就是这样。我说‘这反正一切都是天主 的安排吧’”。

*李怡楷：六十一年婚姻能患难与共到今天原因之三：上有老下有小，为孩子要活下去*

李怡楷：“第三个理由，那时候1958年他倒霉以后，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这两个孩子，我非常爱他们，非常可爱的两个孩子。我一想，假如我来个自杀， 或者我疯了，气疯了……我想不通啊‘我怎么的了？巫宁坤犯了什么罪？犯了什么法？为什么因为爱国回国，没几年就给变成这样子了？’你想不通，想不通就神经 错乱了，都可能的。

我说‘我要是丧失了生活能力，我这两个可爱的孩子谁管？谁愿意收养两个‘反革命的子女’啊？（巫一毛插话：‘那个年代都是在饿死人的’）饿死人哪！ 好好的孩子……（巫一毛插话：‘人家没有人要的，都是在卖的……’）扔掉了，我要一死，这两个孩子也活不了。他（巫宁坤）的继母也活不了，她那糖尿病一天 不吃药都不行的，都是我陪着她去看病，当时也没有医疗保险，什么都没有。（友人插话：‘那时您多大岁数？’）

李怡楷：“他当‘右派’三十八岁，我二十七岁嘛。

我说‘我为这两个无辜天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来到这世界上、然后就跟着我们受苦受难……我说‘只要共产党不把我抓去枪毙，为了两个孩子我也要活下来。

这是我第三个理由，我能活下来。”

*李怡楷：“大饥荒”年代极度饥饿难入眠，寻到一颗中药丸充饥，终于睡着觉*

李怡楷：“所以我就坚持着每天上班，工作，一天八小时。那时我天天挨饿，粮食定量一个月二十几斤，我那个儿子，我总是紧他吃饱。有时等我下班……那 时我也没功夫做饭，就从食堂打饭回家吃。我记得好多次，等我回家，我打的那份饭，应该是我们两个人的，（他）一口都不给我剩（众笑），小孩嘛，他饿了，当 然要吃。

结果我饿得晚上肚子‘咕咕’叫，在家看看，实在没东西吃，什么都没有，粮食定量，油盐什么都……。有一天我实在饿得受不了，我说，明天一早我起来还 要工作，我的办公室在七层楼（的四楼）上，没有电梯。安徽大学那是‘大跃进’的产物，盖了大高楼，多少层，也装了电梯，电梯是天津产的，根本不Work ，从来没开过电梯，都得爬上去。

我（工作的）英文系在四层楼。唉，我说‘明天早晨这四层楼我怎么爬上去？’这一夜饿得肚子‘咕噜咕噜’。我起来找找找，找来找去开抽屉一看‘哎—— 这是什么东西？黑颜色的，小黑球，我想起来了，这是我浮肿的时候，我哥哥从天津给我寄来的中药，大黑药丸子（黄肖路插话‘蜜丸，反正有点蜜’），哎，这救 命了，我一口就把那个黑药丸吃下去了，喝点冷水，这好一点，就可以睡着了。人饿极了睡不着觉。

友人：“对”。

*李怡楷：三年多没见面，巫宁坤来信说病重，希望见最后一面。我找系领导请假难*

李怡楷：“后来，他（巫宁坤）在1961年已经到了茶淀农场，从‘北大荒’又给运到茶淀去了。这时我们已经有三年多没见过面，光许通信。‘犯人’两星期写一封信。信呢不许贴邮票，不许封口，给管他的人来寄。

永远是这几句话‘怡楷：我很好，我一定认真改造思想，好好劳动，争取早日回到人民的队伍里（众笑）。孩子们都好？’就这几句。

等，等，两个星期一封。（友人插话：‘写别的就扣下了，你就收不到了’）有时候根本收不到这信了。（友人插话：‘其实就是表示——活着’）”

李怡楷：“结果，突然间那天来一封信，内容不是这几句了。更简单了——‘怡楷：我病得很厉害，希望你能请假来和我见最后一面，宁坤’（友人插话‘问 题严重’）。我一看这信，我说，这三年来他从来没写过‘我病了，你来看我’，这肯定是真的，绝对不会是假的。然后他给我寄了一百块钱作路费，他知道我没有 钱买火车票。这是劳改那么多年存的，他也没处花，给我作路费，从安徽到茶淀。

结果我拿着这封信找系领导。

他一看信（问）‘你怎么知道这是真的？他真的病了？你不能请假。你别忘了你的身份。’不批呀。根本不批。

我说‘我就请一个星期行不行？这是最后一面。一定是真的，他从来没写过这种信。’求啊，苦苦哀求啊。我说‘你就给我一个礼拜。工作，我回来缺多少我 补，我加班加点’。那时候不让我上课了，因为我是‘反革命家属’‘不能当人民的教师’，这是原话。我就当英文打字员，就靠李政道提名（写地址的）那小打字 机在家（学）打，实际上我从来也没学过英文打字。我说‘你让我去一趟……这是最后一次，以后没有了’。

结果‘好好，一个星期，按时回来啊’，（我说）‘好好’。”

*李怡楷：三年多不见，千里迢迢探望生病还要下田劳动的巫宁坤，见面只给十分钟*

李怡楷：“这一路都是慢车‘咣当咣，咣当当’，天津再到茶淀，也得等第二天天不亮，去唐山的那趟火车。路上我走了两天，来回四天。给我一个礼拜假。

我见到他……好容易见面……等了几个小时才让他出来，他在地里劳动。我就在外边等，等……等出来了。（管教干部说）‘巫宁坤，家属来看你。给你十分钟啊。’

两个人面对面站着。站在我们两人中间，靠边站着就是管教干部，听我们两人讲什么话。

他自从地里走过来，我根本不认识他，没看清哪个是他。浑身的烂泥，人呢，根本不会走路啊，那两条腿肿的，浮肿啊。那头发就好像硬的细铁丝似的，好像 一扳就断的那种头发。你们都没见过，死人才有那种头发。那个手就发抖，还端个杯子，还是从家带去的，一直走，走，走到我眼前我才认出来‘这是宁坤’，完全 判若两人，瘦得皮包骨，那脸都是黄的……”

黄肖路：“您当时没有‘哇’一下……？”

李怡楷：“没有，你不能哭啊，他（管教干部）在旁边站着看着你哭啊？‘你对社会主义不满呀’（众笑，‘会把你也扣住……’）。

我一滴眼泪都没有。他（管教）要不在旁边，也许我看他（巫宁坤）我会流泪。他（管教）在旁边我忍着，我一滴泪都没有。

（管教干部说）‘十分钟啊’。他还要回去上工的。（友人：‘还得干活’）从地里叫出来的。

这时候我听到的是什么声音？一个小男孩在‘哇哇’的哭。然后就是打人的声音，后来我才知道跟他关在一起的就是少年犯管教所（的），光关十来岁的小男孩，调皮捣蛋小流氓、偷东西小偷……关那个……挨打。我听到那个声音，瘆得很，我什么话都跟他（巫宁坤）说不出来。

他就问我一句‘孩子们都好？’

我说‘都好，都好。你放心吧。你怎么样？’

他说‘我好，我好’。

（管教干部说）‘十分钟了啊。’

‘再见！’

我那书上都写了，探监三次嘛。这就是第一次，就几分钟。”

*李怡楷：我母亲下紧急命令“尽最大努力（送食物）抢救宁坤，他快要饿死了”*

李怡楷：“第二次我又去了。第一次我一个人去的，趟趟路——让不让我见呢？距离他给我那封让我见最后一面的信，已经过了快十天了，也许这十天就饿死了，我带孩子干什么呀，这第一趟我一个人去的。

第二趟带她（巫一毛）哥哥一丁。见了面以后，当天再赶回天津，没有车了，就‘宽大处理’，允许我在他那儿住一夜，第二天早晨他再上班。”

黄肖路：“有个问题。第一次、第二次，哪一次开始您给他带吃的？”

李怡楷：“每次都带。不是我买的，都是我哥哥、姐姐。我母亲下紧急命令‘要尽最大努力来抢救宁坤，他已经快要饿死了。都是我哥哥、姐姐、嫂子……天 不亮，就买那黑市（的）。我母亲说‘不管多少钱，你们就花’。买完鸡蛋，放在小篮子里头。偷偷的，买的时候，给钱交易，躲在树后边，让警察看见又抓走了。

从第一次就送吃的、送补药。我去呢，又得背孩子，还得背吃的，还背药，下了车还得走那十几里路。”

*李怡楷：大通铺粗炕席上的问答（一）巫宁坤“只要他不把我枪毙，我一定活下去”*

李怡楷：“允许我住一夜，是这样的。原来是人家农场一个幼儿园，晚上小孩子都回家了。所有这些探监的家属就一个大炕，土炕，上面有粗粗的席子，没有 单子，什么都没有。大家就像那罐头……（众插话：‘沙丁鱼’）排队一个挨一个……谁也不能翻身，谁一翻身就压了旁边那个人……就这样子。那个灯是通宵亮 的，怕有人自杀，都有人监督，几十人哪，在那个幼儿园。

他（巫宁坤）一个耳朵是聋的嘛，他说‘躺的位置不对了，咱俩换一个儿，我这耳朵，你说什么我也听不见’，后来我就换一个儿（位置）。

我就问他‘你现在身体这种样子，你自己怎么想你的未来？’

他回答得很简单‘只要他不一个枪子儿把我枪毙，我一定活下去’（众鼓掌。友人‘太棒了！’）

他说‘只要他不把我枪毙……我没有任何对不起国家的，我是爱国回来的，他要把我处死，我有什么办法？’

*李怡楷：大通铺粗炕席上的问答（二）巫宁坤“英语不会忘，给西语界二十年赶我”*

我第二个问题‘现在不知道你还要待多久，你对你的业务，你的英语会不会将来出去忘了？’

他说‘你放心！虽然我现在的生活跟英语毫无关系，我绝不会忘的！’下面一句‘我给他们二十年，给西语界二十年，让他们去赶我！’（众；笑）

不能多讲话了，旁边那人就又听见了。

所以我从那儿回来以后，我也很有信心。我说‘就盼着他别一个枪子儿就完，那我们一点办法没有，他只要能活着出来，我认为他是很有信心的，对他的业务他是有信心。

结果出来以后，后来一‘平反’，他还是‘高教一级’，全校工资单上他第一名，工资最高，比院长还高。所以，一直到最后，确实英文他没忘。（打成‘右派’）那时他才三十几岁，不到四十岁嘛。”

*巫宁坤：我十七岁离家，身无分文闯世界到今天。我没继承过家里一分钱遗产*

前来贺寿的朋友们开始点燃生日蛋糕上的蜡烛。

友人：“点上蜡烛了”。

李怡楷：“这么漂亮的蛋糕。”

友人：“‘九五之尊哪！’‘九五之尊’……”

巫宁坤先生在亲友们“祝你生日快乐”的歌声中吹灭蜡烛。

（现场歌声，欢呼。友人：“把蜡烛拔了”。分享蛋糕）

巫宁坤：“谢谢大家！”

李怡楷：“谢谢大家！”

黄肖路：“谁要喝汤？举手！”

巫宁坤：“我要小半碗。”

黄肖路：“老先生要小半碗。”

巫宁坤：“老爷子（笑）。”

黄肖路：“老爷子要小半碗。”

巫宁坤：“我当年叫人家‘老爷子’，没想到有一天……我也成老爷子了，头发白的老爷子。我真没想到，我十七岁离家的时候，身无分文闯世界，闯到今天。我没有继承过家里一分钱的遗产。今天我吃这麽好的饭。”

*巫宁坤的长寿之道：“知足常乐，随遇而安”，靠这八个字你可以活到一百二十岁*

李怡楷：“哎呀，谢谢！太感谢！你们都很忙，抽空参加我这个Party ，我们感到太荣幸。”

友人：“这是我们的荣幸啊。”

友人：“我们来请教长寿之道。”

（众笑）

友人：“每天得喝‘白干儿’。”

巫宁坤：“很重要。”

友人：“听见了没有？‘很重要’。”

巫一毛：“还有白酒。”

巫宁坤：“我要白酒。我年轻时候是酗酒的，后来病好了吧，到时候喝酒喝到……好比说这个酒啊，你现在给我倒满满一杯，我根本喝不完，我就拒绝接收，靠自卫的本能，所以这个是好的。”

当朋友请教吃什么食物长寿的时候，巫宁坤先生说“百无禁忌”。（巫一毛和友人重复：“百无禁忌”）。

巫宁坤：“‘知足常乐，随遇而安’，就靠这八个字，你可以活到一百二十岁（众笑）。我说‘我从来没锻炼过，我之锻炼，就是劳改’。

‘《九十有五自壽》

浊酒一杯家万里，醉卧他乡死亦难。

一室一厅藏拙处，两袖清风艳阳天。

三生有幸逢知己，四海为家活神仙。

九十五年非一梦，留得《孤琴》献苍天！’”

（众人掌声、欢呼“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