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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习近平执政三年检讨》谈到，“一带一路”、输出产能战略本来很对症，却因外交战略的失误而举步维艰。那么，这种失误是怎么发生的？
或许，在习近平原来的设想中，“一带一路”不是“己求人”的难事，而是“人求己”的美差。因此，它不但不会受中国对外强硬政策的影响而举步维艰，反而可作为对外强硬的一个对冲，拉拢周边国家，诱使其参与到分享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红利中来。 但是，这种设想是建立在中国经济表现强劲的基础上的。当经济陷入低增长的“新常态”时，事情就发生变化：“一带一路”对周边国家的吸引力下降，中 国比周边国家更需要“一带一路”，“人求己”变成了“己求人”；再叠加对外强硬所导致的周边疑惧，“一带一路”遂陷入泥泞。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如人意的转折？最可能的情况是：习近平虽提出“新常态”，但他事先并未想到经济下行会持续时间如此之长。他原来以为，这只是短 期、可控的衰退，中国很快就能走出来；他应该不会想不到，长期低增长的“新常态”，与对外展示肌肉的强硬作态，是不相容的。事实上，此前中国经济曾多次看 似要陷入危机，却又在政府的强力调控下重回高增长轨道。如果不是习近平坚持在现阶段启动大幅度改革、完成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中国经济或已再次走出低谷。
改革转型、“新常态”、对外强硬、“一带一路”，这些措施单个看都没错，都是好东西，个个切中时弊；但当此四者处于同一个平台、位于同一时间段 时，即成为糟糕的政策组合，它们相互牵制、彼此拆台，使各自陷入泥潭，难以为继。所以说，习近平之误不在政策，而在政策组合。
要走出这种困境，最方便的对策是：1，改变现在的外交姿态和战略，重回韬光养晦。虽然已经迈出去的脚步要再收回来很不容易，难以取信于人，但至少 可不再激化矛盾、加剧紧张局面。2，暂缓改革，重新将经济增长放到更重要的位置。正如拙文《习近平执政三年检讨》所言，今天中国社会对经济低增长的容忍度 已有所提高，所以，调高增长的重要性并非国内形势所必需，而是为了打破外交僵局，助力“一带一路”——只有当中国的经济专列呈现出高速增长的势头时，其他 国家才会忍不住纷纷买票上车，并且还唯恐被抛下去上不了车。
上述第一条的副作用很小，第二条则须面对原来增长方式所积累的负面性的再一次叠加，其中比较迫切的问题是政府债务的积累。但是，政府债务只有在西 方经济学的范畴内才是个大问题，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政府债务不过是个数字，适当的通货膨胀即可化解大部分负面性——如果戴着西方经济学的老花眼镜来诊断 “不走寻常路”的“中国奇迹”，难免开错药方。
在全球范围内，金融资本越来越庞大，围绕金融衍生产品的虚拟经济规模越来越大，这说明越来越多的财富既没有进入实体经济，也没有进入消费，而是滞 留在金融市场中；这亦意味着，财富的分配存在巨大问题，梗塞了社会资源的良性循环。这才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陷入萎靡不振的根本所在。
西方经济学视角下市场机制可以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的论点，并没有分辨实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确实，在20世纪以前，这种分辨是 不必要的。但进入20世纪后，随着金融创新、金融深化的发展，金融体系和虚拟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环境的变化必然导致规律适用性的变化。就像 牛顿力学进入微观量子领域一样，市场机制在金融深化的时代亦表现得处处捉襟见肘，这说明经济实践的发展已明显超出市场机制的作用范围。市场的效率神话成了 明日黄花，而对市场效率的迷信，也必然沦为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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