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区实际看，分地时农民往往虚与委蛇，分了东西，阶级斗争才发动起来。从苏区到三年内战时期再到1949年的土改，分浮财一直是重要经验。

 　　土地革命是中国现当代史中的压倒性政治话语。主流的叙事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在农村;农村阶级分化严重，土地占有差别悬殊，地主、富农阶级占有80%以上的土地，贫雇农阶层则几无立锥之地。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和阶级斗争，打倒了地主阶级，消灭了剥削，满足了农民的土地需求，解放了生产力，从而获得最广大的农民阶级的支持，从而获得了革命胜利。

　　近年来随着实证史学的发展，这一革命叙事受到动摇。研究者普遍发现，中国农村的土地不均和阶级分化并不像官方理论认定的那样严重，单纯的平分土地本身，也并不足以支持革命成功。中共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胜利和获取政权，有着更为复杂的内外部社会原因。土改带来革命成功，更多地是一个政治神话。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黄道炫的近著《中央苏区的革命》，通过实证考察中央苏区的兴衰，揭示了土改的真实情状和政权的存亡要领，还原了“土地革命”。

　　分地不如分浮财

　　袁凌：当苏维埃运动在江西、福建等地开展起来的时候，当地的土地兼并真的是非常严重吗?

　　黄道炫：起码是没有宣传得那样严重。实际上，即使是提出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的毛泽东自己，在1930年实地做的《寻乌调查》中，其结论也是地主占地30%，农民占地30%，公田40%。根据近年来的研究，地主富农占地30%左右的比例，符合当时农村的一般状况，和地主富农占地80%以上的说法相去甚远。

　　中央苏区所在的赣南、闽西地处山区，商品经济不发达，自耕自种的现象更为普遍，这里的土地兼并状况较之其他地区甚至更不明显。

　　袁凌：在中国北方，土地兼并亦各地有别。以关中地区为例，依据秦晖的考察，甚至到了没有地主只有自耕农的程度。柳青的《创业史》中，梁生宝走社会主义道路最危险的阶级敌人是富农姚世杰，道理很简单，现实的蛤蟆滩上找不到像样的地主。

　　黄道炫：现实总是比“科学的”理论更真实。另一个有说服力的现象是：苏维埃革命爆发的中心区，土地集中程度反而更低。这样的地方，贫富差别不大的农民在生存线上竞争激烈，稍微富裕的农民与贫雇农矛盾激化。而真正的大地主往往兼营工商业，对佃户剥削较轻。这用传统的阶级斗争理论无法解释。

　　现在看来，将土地集中看做中国革命主要成因的观念没有说服力。

　　袁凌：对于需要租种土地的农民来说，他们的租税负担是否很严重?

　　黄道炫：在实行减租之前，农民的租佃负担大约在产量的40%-50%之间，不可谓不沉重。但也要看到，国家的赋税是由有地者来承担的。当时农村的真正负担是政局动荡。由于连年战乱，各地的赋税和杂费摊派严重，其负担往往超过了田租的很多倍，地主负债严重甚至破产。在地主地位下降的过程中，还出现了“皮骨田”，即农民享有永佃权。这样的租地形式，租金要低20%-30%。

　　地主的日常生活水准，和自耕农差别不大。当时的一份调查提到，福建某地一户拥有四百多坎盐田的地主，平时一日三餐都吃地瓜干，只有逢年过节可以吃两干一稀。

　　袁凌：田主的负担如此沉重，土地的吸引力何来?分田地的号召，能够发动群众吗?

　　黄道炫：土地革命的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分田固然对以地为生的农民具有一定吸引力，但现实中一般是从打土豪发动起来的，就是分财产拿东西，废除债务。苏区的理论刊物公开要求，分田之先必须散发财物，用衣物、谷、米、猪肉启发群众的斗争觉悟，加深群众对分田的要求与认识。从苏区实际看，分地时农民往往虚与委蛇，分了东西，阶级斗争才发动起来。从苏区到三年内战时期再到1949年的土改，分浮财一直是重要经验。

　　此外，苏区分地的一个主要对象是公田。公田原来没有明确的田主，分起来顾虑不大，可以当做现成的社会福利发放。实际上，江西和福建等地发达的公田，成为这里土地革命顺利展开的重要因素。

　　袁凌：公田的比例相当高，它的性质，可以视为被地主把持吗?

　　黄道炫：在宗族社会发达的中国南方，公田是一种普遍的存在。它作为家族的公共田产，更具福利性质，满足的是救济灾荒、抚恤孤寡、上学祭祀的需要，不少采用轮流耕作制，并不能简单地用阶级观点，视作地主把持。

　　推翻地主不等于翻身

　　袁凌：苏区农民分得土地之后，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吗?摆脱了繁重的地租，他们的税费负担是否大为减轻?

　　黄道炫：农民所得并非那样神奇。分浮财是暂时的，且在分割中社会积蓄遭到了破坏。分得土地之后，虽然不用交租，但苏维埃政权和军队的负担也非常沉重。由于苏区要在持续的战争压力下生存，人力物力有限，财政征税力度逐年加大，在税赋之外发行公债，摊到公众头上负担加倍。

　　苏维埃还经常向农民借粮，1934年中央苏区借谷近百万担，农民负担达到国统区三倍的程度。此外还要时常慰劳军队。苏区失败后《申报》记者进行的调查中，有的农民感叹“分田事与愿违”，这应该说是苏区兴衰中农民的真实感受。

　　袁凌：农民得到了土地，是否生产积极性高涨，带来了粮食产量的大幅提高?

　　黄道炫：分地和增产也没有必然联系。现实的情况是，土地革命的头两年，苏区产量出现大幅度下降，普遍闹粮荒。

　　农民分得了土地，积极性固然可能上升，但本身的生产能力不够，打倒地主富农的过程，含有破坏生产力的性质。小块土地的农户一时赶不上地主和富农的大生产力量。由于废除债务，借贷关系被破坏，农民也无处借款。产权关系被破坏，农民“吃完再共产”的思想也因此滋生。加上扩大红军导致劳力缺乏，造成了苏区生产下降的现实。

　　袁凌：这和中共此前对土地革命的预期是不一致的，当时怎样应对这一局面?

　　黄道炫：当时中共的反应是认为土地革命不够彻底，漏划了大量的地主富农，农民还没有真正翻身，因此开展了查田运动。这和以后三年内战时期的土改模式是一致的，当理想和现实出现距离，就认为是运动还不彻底的缘故。

　　查田运动的结果是错划了大量的地主富农。根据毛泽东上世纪30年代初的调查，当时苏区人均拥有6担-10担谷田仅为够吃的标准。而按查田运动标准，人均拥有9担田、每年尚需租地耕种的家庭也被划为地主，当时有党员干部抱怨“将来有一碗饭吃的人都会被打为地主”。

　　农村的土地租佃和雇工关系犬牙交错，一些缺乏劳力而雇人耕种的农户也被划为地主，甚至有红军家属因请人耕种被定为地主，也有查七代有剥削而被定为地主的。查田运动打击了刚刚开始恢复的生产力，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苏区失败的前奏。

　　赤白对立导致失败

　　袁凌：分田地的效果不如预期，红军还会得到农民的普遍拥护和欢迎吗?

　　黄道炫：打土豪分田地之初，由于得到了一定实惠，苏区农民对于红色政权是拥护的。但随着苏区粮食征集和扩大红军的压力，农民的倾向也在变化。

　　查田运动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获取钱粮满足苏维埃政权的需要，中央苏区在三个月内没收和强制捐款600多万元，相当于田赋收入的十几倍。各地组织了粮食突击队，对粮食的挖掘到了最大限度。这自然带来农民的离心。红军撤离苏区后国民政府的调查显示，越是查田运动彻底之区，农民对于苏维埃政权越无怀念之心。

　　到苏区后期，“扩红”也由鼓动变成了强制，兵源穷尽。由于军粮和家中口粮缺乏，农民当红军的积极性下降。开小差成为普遍现象，1933年底仅瑞金一县逃兵就达2500人，枪决和捕捉都不能制止，一般新扩红的部队逃亡达到四分之一以上。

　　袁凌：苏区后期主要面临哪些困难?

　　黄道炫：在国统区军事和政治的挤压下，苏区面临着经济和军事两方面的压力。“扩红”造成了劳动力缺乏，进一步带来粮食产量下降，两者形成了恶性循环，成为无法解决的矛盾。

　　从经济上说，苏区的城乡对立打击了工商业，又破坏了借贷关系，导致物资流通困难，加上国民党的封锁，使食盐、布匹和农具等都成为大问题，甚至需要刮厕所的底土熬盐。苏维埃机构庞大，人员臃肿，脱产人员过多。为了缓解财政困难，苏区大量发行纸币，通货膨胀严重。

　　单纯就苏区自身说，已经资源耗尽，无法支持战争。

　　袁凌：理论上说，只要革命星火燎原，苏区不断扩大，中央苏区的内部困难是可以解决的。这也是中共革命理想的范式。但现实中为何演变成了赤白对立呢?

　　黄道炫：赤白对立，是共产党控制的苏区和国民党控制的白区的对立，原因是苏区自身资源不能支持的情形下，被迫到白区“打土豪”。打劫的目标并不只是地主富豪，而扩展到了白区一般老百姓，如以有猪有谷有鱼为标准乱打，实际上是掠取一切资产。

　　每次红军出动，农民组成的赤卫军跟随，名义协同作战，实际是打胜仗后分东西。游击队乱打土豪更为突出。打下了县城，苏区农民也跟着进城乱抢工商户，造成城乡对立。

　　单纯的掠取行为带来了白区民众的反感，其间又掺杂着宗族仇杀的情绪，进一步使赤白对立成为铜城铁壁。

　　袁凌：当理想中的阶级斗争演变成为赤白对立，土地革命是否走入了悖论?

　　黄道炫：应该说赤白对立和中共阶级革命的宗旨存在错位，相当程度上挑战了革命的理念。红军进入白区，分田地已经不重要，打土豪变成了首要目标，而所打的可能是理论中应该发展的革命对象。赤白对立，意味着苏区已经陷入资源消耗陷阱，失败成为定局。

　　袁凌：苏区的失败，主流的说法是在反围剿战略上犯了左倾错误。如果继续采用毛泽东游击战的军事思想，第五次反围剿会胜利吗?

　　黄道炫：实际上，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红军领导层也并非没有尝试打游击战、运动战或诱敌深入，以后演变为阵地战是大势所逼。即使是臭名昭著的“短促突击”，也只是困境中一种机动的选择，并非一无是处。应该说，不论红军的战术如何舍取，从客观态势上看，苏区的失败是难以避免的。

　　至于前几次反围剿的成功，也并非全是游击战术的奇迹，而是内外态势的合力。前两次围剿，蒋介石思想上对红军不够重视，全部使用杂牌军;第三次围剿，蒋介石首次投入了中央军和嫡系将领，亲自坐镇，红军处境困难。但由于其间发生宁粤冲突，两广地方实力派另立国民政府，特别是爆发了日本侵华的“九一八事变”，蒋介石需要平衡国内的政治局势，围剿不了了之;第四次围剿，日本人又在北方发动了热河事变，蒋介石被迫抽调兵力北上，组织长城抗战，因而撤兵。到第五次围剿，蒋介石暂时无内外之忧，再加上改良军事政治战略，奇迹就不再重演了。

　　解放区土改得不偿失

　　袁凌：苏区失败了，而十多年后解放战争胜利了。能不能说是解放区土改吸取了苏区的经验教训，从而带来了革命的胜利?

　　黄道炫：比较两段历史，你会惊奇地发现，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苏区土地革命遇到的问题，在解放区又一一重现，并不能说已经克服了这些问题。

　　譬如说侵犯中农。苏区查田运动的多划地主富农，在1947年的老区土改中再次体现出来。此时各解放区经过多年的减租减息，土地不均情况已甚为轻微。在彻底均分土地的口号下，抗战中获得土地发家的新中农成为新一轮土改的瓜分对象，大量被当做地主富农分浮财。1949年前后再一次土地复查，又把地位上升的中农打下去。

　　再比如生产力下降。解放区土改之后，产量立刻连年下降，1948年产量下降了一半左右。中央意识到保护生产力比平分土地更为重要，不得不紧急纠偏，在新解放区暂时不再进行土改。很难说解放区的土改就避免了苏区的教训，反倒像是知其不可而执意为之。

　　袁凌：中共为何要甘冒生产力下降的风险，改变抗战时期行之有效的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政策?有学者认为是战争动员和掠取资源的需要，你在对苏区查田运动的考察中也提到了这一点。

　　黄道炫：我不太认同简单地将解放区土改归于掠取资源。因为从实际看，中共通过对基层严密的控制力，可以用行政手段达到目的，况且土改带来的是大幅度的生产力下降，并且打击了对政权最忠心的新中农阶层，并无所得。中共为什么要冒风险抛弃抗战时行之有效的策略，再次大规模均分土地?我认为还是跟中共的理想模式有关，就是希望建立一个平均的社会，不能容忍阶级或阶层分化。

　　袁凌：张国焘在回忆录里反对毛泽东式的均分土地，他认为这种农民平均的小私有制并不是马克思主义。

　　黄道炫：均分土地不是土地革命的终点，土地革命也不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终点。共产主义要消灭私有产权，因此从本质上是与农民的土地需求相违背的，平分土地只是中共解决土地问题的最初环节。农民一旦拥有了土地就想发家致富，这使得中共不得不一次次发动土改推倒重来，最后终于走上了集体化和人民公社的道路，为此不惜影响农村生产力。中农是农村生产力的代表，这就是政策一再强调要保护中农，却一再侵犯中农利益的原因所在。

　　袁凌：同样以“革命”为宗旨，并且更早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国民党，一直没有在土地改革上有大动作，并且最终失败，论者往往把这二者联系在一起。国民党没有进行深入土改的原因是因为它的阶级属性吗?

　　黄道炫：国民党主张的平均地权和中共不同，其出发点还是承认产权的，大陆时期理念上是以缓进的减租为手段。蒋介石对解决土地问题不积极的主要原因是，他认为中国的阶级分化并不严重，土地问题不在于地主把持，而在于地浮于人，土地得不到整理，生产力不能提高。1923年蒋介石访苏时，对苏联援助有强烈企求，但他在共产国际会议上演说，仍坚持这一立场，即使受到批评也在所不惜，说明这确实是他的内心看法。以后他在台湾进行土改，也是采取赎买政策。

　　应该说，蒋介石对于中国土地状况的看法，并非完全不符合事实。我们现在的土地种植面积，以及亩产水平，都比民国增加了数倍以上。而农村的土地占有，却并未达到某种理想状态。

　　最终胜利原因很复杂

　　袁凌：现在看来，所谓土地革命带来中国革命胜利，并不是不容置疑的规律?

　　黄道炫：我真的怀疑历史存在着一定的“规律”，现实中的历史发展总是各种合力的结果。苏区的失败和解放区的胜利，都可以推究多种原因，但很难说某个原因是“最本质的”或者是必然的。中共长征到了北方，又遇上抗日战争，原来所处的生存夹缝扩大，外力的影响更加重要，这方面也有学者做专门研究。

　　就土地问题来说，中共在抗日期间的减租减息政策比大规模土改效果要好。但现有资料也表明，抗战前期中共并未能有效贯彻减租减息，更重要的是“合理负担”。因为当时把根据地的赋税放到了地主富农头上，很难再要求他们减租减息。到抗战后期，地主富农已难以为继，边区政府要求扩大负担比率到覆盖80%以上人口，这时为了补偿普通农民，才开始真正推行减租减息。但这时地主富农土地已经大幅减少。

　　可以看出，相比于地租负担，更重要的始终是国家税赋。对中国农民生存空间的挤压，更多来自于国家。

　　袁凌：在与国民党的角力中，中共毕竟成为了胜利者。有人认为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是基层涣散，依赖土豪劣绅，放大了国家对农民的压榨。共产党在这方面，是否有胜过对手之处?

　　黄道炫：清代以降，面对外力促迫，中国政治经济急剧转型，但社会重组一直滞后。民国之后，旧的社会组织体系瓦解，基层处于溃败状态，国民政府也没有表现出重组的能力和意愿，只能依赖腐朽的乡绅阶级，社会腐败放大了官民矛盾。

　　共产党的组织体系要严密得多，1927年之后，共产党由志愿者的结合变成了纪律严峻的政党，对基层政权的建构和控制能力也达到了极致，同时依然保持着理想感召，也就是国民党所说的 “国际性和进步的伎俩”。因此可以发动大规模的社会改造运动，造成民众参与的气象，带给农民尊严和身份感，拥有远为强大的动员能力，这是国民党望尘莫及的。这可以说是中共胜出的一个因素，当然也不能就此说“必然”会胜利。

　　袁凌：但从苏区的经验可以看出，严密的组织纪律和强大的基层控制能力，也是一把双刃剑，在体现出强大动员能力的同时，也在向官僚系统演变，趋向德热拉斯说的“新阶级”。

　　黄道炫：苏区庞大的组织系统和基层政权，带来了过多的脱产人员，导致机构臃肿、严重超编、人浮于事，这是造成财政困难、民众负担沉重的主要原因之一。1933年，苏维埃维持运转的行政费用在600万元以上。到第五次反“围剿”时，中央苏区脱产、半脱产人员总数达到三四十万人，平均八个人就要负担一个“干部”。

　　膨胀的机构寻求部门和个人利益，借助合作社运动垄断贸易，寻求超额利润，发生了贪污腐败。党主导下的基层选举，并不能真正起到监督之效。这里面确实含有一个悖论：具有强大动员力的“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在日常状态下却会迅速走向官僚化和腐败，出现所谓“新阶级”，走到了当初阶级斗争理想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