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何清涟

2015.10.18 09:35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自从中国当局再度宣传“共产主义理想”，同时在北大召开了“21世纪的首次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中国这驾马车再度被漆成红色，习近平当然是这驾红 色马车的首席驭手。朝野都很非常关注他手中那根缰绳是什么材质，因为这关系到这驾马车朝哪个方向奔跑。从习近平的一系列讲话来看，他手中抓住的缰绳上书 “共产主义”四个大字，但社会各阶层想望的却是“金钱”。

反腐转折：从权斗型进入公关型

这驾马车阵容庞大，由30多匹省市自治区的各种“马匹”拉着，“马匹”们出不出力，全看驭手使用什么缰绳，喂他们什么“草料”。“马匹”们当然也关心，那些被拉入监狱待勘的“马匹”（即被捕的贪官）的下场，想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再享用以前那种营养丰富的“草料”。

最近审结蒋洁敏、李春城二案，官方公布二人的受贿金额，蒋是1,400万元，李春城近4,000万元。这么低的受贿额度，外界几乎无人相信。但众多 拉辕的“马匹”却从中看到了希望，认为蒋李二案的审结是为周永康案清盘，是为了在十八届五中全会提交帐单作准备。也就是说，中共的反腐将由前一阶段的权力 斗争型进入政治公关型，通过反腐消除了最高权力更替过程中积累的人事危机之后，腐败额度这种事关党国体面的事情就列入党的考虑之中，这就是蒋洁敏、李春城 的腐败额度定得如此之低的原因。

所谓政治公关型反腐，指当政者为了保证政权的合法性，必须公开宣称执政集团要廉洁自律，也会在腐败极为严重、执政集团形象特别恶劣、社会风评特别差 时，打击一些腐败官员，以降低民怨，缓解民众对政权的信任危机。江胡两代领导人当政时期，高层的政治多头格局形成了多头利益链条，习近平要集权，就得斩断 一些特别粗大而且有碍其集权的利益链条。这是极权统治者必然采取的政治行动。但习的错误却在于：他以为，在不改变政治体制的前提下，只要坚持反腐，并以身 作则、让自己家族退出商界起表率作用，就可以改变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驱动机制。这样的误解，可能源于对中共意识形态之物欲本质的忽视，也因为对执政党历史 道路的理解缺乏深度。

马克思主义张扬物欲却无节制物欲之方

习近平本人可能没有意识到的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其实是一个高度物质化的社会，比如按需分配（人的需求如果没有外在约束，除罕见的圣人之外，大 多数人的需求都没有止境）。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目的更是高度物质化，比如《共产党宣言》称“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 界”，指的就是对整个世界的支配权力。试问，在人类历史上，还有比得到“整个世界”更大的贪欲么？但马克思并未规划出一旦获得整个世界，无产者将如何支配 的具体细节。他的理论追随者当中，最大的两个门徒就是苏共与中共，这两大门徒按各自的本性，自然而然地将支配“世界”的无上权力，变成了按等级享受特权， 而且不受任何监督与节制。

中共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除了用“打土豪分田地”这种抢钱方式作为普惠式的动员口号之外，还有“打下榆林城，一人一个女学生” 这种与土匪行为无异的动员口号，当然，这些后来都被冠上“剥夺剥夺者”的理论和道义光环。在“革命圣地”延安，对物质与女人，一直都是按等级支配。

中共建政之后，与所有政权一样，有一个神化自身的过程；而神化自身就必须漂白曾经的欲孽，于是通过改写选编的《革命烈士诗抄》、方志敏的《清贫》、 《可爱的中国》等高大上的宣传，将中共革命变成了一部清教徒理想主义圣诗。红色中国的开国元老们当然也与党步调一致，将自己蚕蛹化蝶之前的丑陋深深掩藏起 来，向子女们灌输的革命教育，全是抽去物欲的的清教徒式修炼过程。于是，献身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就成了与权欲物欲无关、而只陶冶红色情操的圣徒革命史。

革命“圣徒”的权欲物欲可以通过革命成功而得到满足，但普通百姓却不能因为相信革命而分享权力或经济利益；相反，他们必须长期为“革命事业”辛苦劳 作，而他们的经济利益则必须由革命精英们来分配，给多少是多少，挨饿也是为了革命的未来。因此，革命的宣传教育当中就诞生了艰苦奋斗、以贫为荣等等价值观 念。在毛泽东时代，因为毛对经济建设半懂不懂，却成天想着通过“超英赶美”，爬上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圣人的最高神坛，拿着老百姓的血汗钱到处盖军工厂，又向 全世界的“革命力量”提供援助，结果中国人的日子过得甚至不如民国的非战乱时期。为了让老百姓信从毛式革命道路，毛泽东把世界革命吹成了高于民生的神圣使 命，甚至让老百姓相信，他们必须始终艰苦奋斗，因为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等待着中国人民去解救他们。

到了邓小平时代，邓通过还部分现实利益给老百姓，赢得了民心，成功地从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手里夺得最高权力。他宣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开始 了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的经济改革。老百姓虽然得到了一些长期被剥夺的经济利益，但革命精英们的权欲物欲得到了更大的满足。与毛时代不同，中国此时出现了市场 经济，官员们终于可以将权力变现为金钱。从此，各级掌握资源分配大权的官员就成了造就国王的人，私企的恩主。而在党政机关里，掌握任命权的上级就是下级的 恩主，买官卖官于是蔚然成风。之所以中国坚决抵制普世价值，就是因为民主制度将剥夺红色家族可以世代相传的权位。当然，官员们也知道，反腐是极权政权缓解 民怨的常用公关手段，谁被抓住，只能怨自己倒霉。官场早就流传经验之谈：“反腐不反贪得多的，只反不长眼的、吃独食的与倒霉的”。

形左实右的驭术只为马车不散架

习近平近两年的反腐，除了对付政敌利益链条上的人物之外，还顺便抓了一些倒霉鬼，并不想铲除红色精英们的权力利益。但习确实想借此警告广大党政干部 们，要有所节制，不要让老百姓咬牙切齿。虽然官场中人对此心中了然，但你让大家过得“清汤寡水”，谁还有“革命”动力？于是官员们以懒政、不作为来消极怠 工。至于习近平重提焦裕禄式的干部榜样，官员们表面诵读如仪，心中暗笑信者的迂腐。近两年《人民日报》评论中屡屡出现《治理官员不作为要下猛药》、《官员 不作为比贪腐危害更大》，其实已表露出，习近平手中那根包上“共产主义理想”纸皮的缰绳，用来驱策官员形同无物。习近平从基层开始步上仕途，自己虽然不贪 财，但对官场习俗了然于心。他之所以这样做，乃因其别无选择，只有这样形左实右地走下去，这驾马车才不至于散了架。

言论不自由的环境注定影射之文盛行，最近国内出版的巴约尔《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败》一书，算是适逢其时，各种书评以倾泻之势登场。比如，《腐败， 希特勒最大的政治武器》一文如此递进评述：“希特勒制造的高层腐败”（用馈赠与资助打造黄金缰绳以驾驭政治高层）；“老同志的腐败福利”（将国家出资的项 目即公共工程都交给老同志去做），“全民的腐败狂欢”（全民受益的普惠式腐败，比如掠夺其他民族如犹太人、掠夺其他国家的经济资源让普通德国人受益）。该 文作者总结说，“我们可以发现希特勒政权的另一面：除了恐怖与暴力之外，还有系统性的金钱馈赠和收买；除了意识形态上的高调与洗脑之外，还有特别接地气的 物质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