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他一直像这样说话，我想我会回到教会，重续过去的祷告的。我这绝不是开玩笑。教皇是一个耶稣会士，我自己可以说过去也一直是。我在耶稣会办的学校读书。

罗马教皇方济各最近访问了古巴，在政府方面受到了非常真诚和不亚于友好国家的元首的礼遇，在民间更是受到了自发的欢迎甚至顶礼膜拜。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不但亲赴机场迎接，还出席了教皇在古巴革命的象征–哈瓦那革命广场–举办的弥撒。教皇前往菲德尔·卡斯特罗家中，看望这位不再担任古巴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但仍然发挥重要影响的前领导人，相互交换了礼物，相谈甚欢。数万古巴人代表占总人口一半以上的天主教徒参加了那场弥撒，其盛况和参与者的投入让人不禁联想起半个世纪前古巴革命最狂热时刻在同一地点举办的聆听卡斯特罗演讲的群众集会。

在一个理论上仍然以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国家，要解释这个堪称奇观的现象，还得从天主教在拉美左翼思潮中的地位、卡斯特罗兄弟和天主教会的关系以及教会在古巴对外开放和美古恢复正常外交关系中的作用这三个方面说起。

天主教在拉美左翼的历史传统

根据经典马克思主义，天主教不但是统治阶级对人民的精神麻醉剂，而且为中世纪的封建制服务，共同构成了前现代的社会秩序。但天主教在拉美殖民主义的历史发展中起的作用却比这个教条化的分析要复杂。

在西班牙对拉美殖民统治的开始阶段，天主教确实是殖民统治在毁灭拉美土著宗教和文化方面的精神帮凶，因为教会把除了天主教以外的所有宗教都看成是邪教，所有非天主教的文化都是邪教文化，所以要借助殖民统治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来清除。

但在确立了天主教的至尊地位之后，教会很快就和殖民者对土著居民肆意驱使甚至赶尽杀绝的政策发生了冲突，因为教会视拉美为传教之地，土著为待教化的基督徒。天主教会在拉美的三个主要使团多米尼各派、佛朗西斯派和耶稣会的传教士们在对西班牙殖民者晓之以理无效之后，便上告笃信天主教的西班牙国王和王后，力促他们干预。

1550年由西班牙王室出面安排了一场著名的辩论，论题是究竟应该如何对待美洲的土著人。辩论的一方是西班牙著名的古典学者塞普尔维达(Sepúlveda)，另一方是多米尼各派的传教士拉斯·卡萨士(Las Casas)。塞普尔维达认为西班牙殖民者在拉美的所作所为基于“文明”的准则，即文明人有权开化野蛮人，而且根据古希腊哲学，人天然就有主奴之分。拉斯·卡萨士反驳说，文明与否不能以欧洲人的标准来定，而基督教义视天下所有人为神的造物，所以拉美土著“是我们的兄弟”，应该受到平等的对待，绝不能被奴役。

卡萨士的这两个著名观点是非常超前的，已经蕴含了当今文化多元论和普世性人类价值的想法。那场辩论也包含了后来西方与非西方世界相互关系的一些基本观念。在这些天主教士的努力下，西班牙王室废除了在实际上把拉美土著作为奴隶来对待的劳工制。在这些天主教士中，最激进的是耶稣会士，他们把土著组织在一些公社制的社区中，教会他们使用欧洲火器来保卫自己。卡萨士在那场辩论中甚至说土著人如果是出于自卫而杀死西班牙人，那是他们的权利。这些教士成为西班牙殖民者的眼中钉，很多人受到威胁，有的教士甚至被暗杀。

天主教会的那段历史开创了它在拉美政治中为被压迫者言说的传统。拉美独立后，天主教会虽然曾经有过和卡迪略寡头政治相勾结的历史，但也有基于宗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公正的呼吁。后一方面随着历史的演进日益突出，在拉美政治中被视为反抗资本和权贵的社会底层意识形态，构成了拉美独特的政治现象。

上个世纪70和80年代兴盛一时的解放神学甚至把基督教伦理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相结合，取代了曾经由古巴革命所代表的拉美左翼的先锋地位。1980年言论激进的萨尔瓦多主教奥斯卡·罗米洛被右翼分子暗杀，成为天主教会的烈士，一直被拉美左翼纪念。今年五月份，教皇方济各对罗米洛“宣福”，意为他的灵魂已经升入天堂，其地位仅次于教会史上少数“圣徒”。

从压制到和解——古巴政权与教会的关系

了解了天主教会在拉美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就可以理解这个被传统马克思主义视为最“反动”的政治和精神力量为什么会被左翼运动视为同路人。卡斯特罗政权原来持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立场，1961年宣布古巴革命以马克思主义为宗旨时就规定信教者不得加入古巴共产党，等于把他们排除出社会的上升渠道。自上个世纪60到90年代，古巴的天主教会一直受到压制，教会主要人士或是入狱或是去国。1968年，当卡斯特罗发动古巴模式的大跃进，要向共产主义穷过渡时，他宣布废除圣诞节，代之以全国义务劳动日。

但到了后冷战时代，古巴政权在国内经济和国际政治双重压力下对教会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1998年菲德尔·卡斯特罗邀请教皇保罗二世访问古巴，开启了和天主教会的“握手言和”。 保罗二世是众所周知的苏联东欧解体的推手之一，他对波兰团结工会的支持就是如此。对这样一个政治色彩强烈的教皇，卡斯特罗在早先访问意大利时却出人意料地登门拜访，向他发出访问古巴的邀请。为了迎接教皇来访，古巴恢复了被废除三十年的圣诞节，哈瓦那全城一片欢腾。

卡斯特罗和教会言和的一个现实原因是为了让古巴不再在拉美清一色的天主教世界中受孤立。但天主教会在拉美的特殊政治地位无疑为这个转变铺平了道路。古巴在全球化时代的意识形态论争中大力批判新自由主义，认为它造成了世界范围内新的财富分配不均，这和天主教会平均主义和限制财富集中的立场相合。卡斯特罗本人自90年代以来数次说过，他认为天主教在拉美是为穷人服务的宗教。

卡斯特罗兄弟都是耶稣会学校的毕业生

卡斯特罗兄弟少年时期在天主教会办的学校读书的经历也使得他们在意识形态立场之外，对天主教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个人的人格有非常积极的评价。卡斯特罗兄弟的父亲是个大老粗，19世纪末从西班牙当兵来到古巴，镇压古巴独立运动，退役后没有回欧洲，而是在古巴最东部的奥连特省创业，开办果品农场发了大财。他不满意本地学校，把自己的三个儿子(拉蒙、菲德尔和劳尔)全部送到古巴最西部的首都哈瓦那最著名的贝伦学校读书。

贝伦是一所由耶稣会士主办的为升大学做准备的学校。当时能进这所学校非常不容易，不仅学费特贵，而且入学申请要有教会人士的力荐，学生必须严格遵循教规。卡斯特罗父亲是一方土豪，但名声不坏，他找到自己在西班牙的同乡好友、奥连特省天主教会的主教西兰特斯，请他写了推荐信，把儿子们送进这所学校严加管教。卡斯特罗兄弟在贝伦学校的这段经历，使他们对耶稣会士的人品和学养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卡斯特罗兄弟后来屡屡提起那段经历。古巴革命后展开了大规模的教育革命，旧的学校教育被完全否定和推翻，但菲德尔·卡斯特罗对耶稣会学校的教士的人品的评价始终是很正面的。一些研究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历史学家甚至认为他在意识形态上的偏狭和政治上的固执和耶稣会学校的培养不无关系。教皇方济各是阿根廷人，他自己就是耶稣会士。这个特殊的身份给他和卡斯特罗兄弟之间的交往带来了不少方便。

古美和解的牵线人

除了以上这些历史和个人的因素，现任教皇方济各在古美和解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也增添了教皇在古巴的影响。在呼吁古巴领导人向世界开放自己的国家、进一步放松对社会的控制、让古巴人民享有更多的机会的同时，教皇一直批评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制裁，认为它造成了古巴的经济困难和民生凋敝。自2013年起，教皇向美国和古巴领导人频频呼吁，要他们采取切实步骤，实现关系正常化。教皇甚至介入导致古美之间谈判僵局的“间谍案”，要双方让步，释放囚犯。

因为方济各来自拉美，所以介入美古关系的僵局似乎顺理成章，而且也给美国和古巴双方提供了机会，用中国话来说就是一个台阶，一个面子。这种介入在国际关系中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公开呼吁，教皇还有私下的努力，并未对新闻界公开。等到水到渠成后，美古两国政府对外公布即将实现关系正常化进行谈判时，彼此都把教皇的公开呼吁和幕后的牵线搭桥抬出来，似乎告诉世界这是“看在教皇的面子上”，含义非常微妙。

2014年1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就美古即将展开关系正常化的谈判发表电视讲话，慎重其事地感谢教皇方济各在古美之间的周旋，这在美国的外交史上非常罕见。根据美国外交官的披露，在美古秘密谈判的过程中，双方甚至直接派代表去梵蒂冈，向教皇汇报谈判进程，讨论存在的问题，然后教皇在从中做双方的工作。

在奥巴马讲话后，梵蒂冈立刻发表声明，欢迎美国政府的立场，并告诉世界，就在两个月前，美国和古巴两国外交使团在梵蒂冈会面，在教会官员面前就展开谈判的基本条件做最后商讨。而初成那次会谈的，是教皇此前直接写给两国领导人的信件。美国外交官说那封信件对奥巴马政府最后下决心起了很大的作用。梵蒂冈在奥巴马电视讲话后立即公布美古在自己主持下的秘密谈判的细节，似乎是对这个“红娘”角色当仁不让。

劳尔要回归天主教会吗?

在古巴方面，劳尔·卡斯特罗今年五月份访问俄国后造访梵蒂冈。梵蒂冈之行原来不在日程上，但劳尔表示想去梵蒂冈专程对教皇登门道谢。梵蒂冈特许了这个例外。在和教皇关门谈了五十分钟后，劳尔对新闻界发表讲话，大谈教皇给自己留下的深刻印象。他非常高兴教皇将于九月份访问古巴，他本人将出席教皇在哈瓦那举办的弥撒。这已经很不寻常了。然后，劳尔脱离了讲稿，说了几句让世界大吃一惊的话：

“如果他一直像这样说话，我想我会回到教会，重续过去的祷告的。我这绝不是开玩笑。教皇是一个耶稣会士，我自己可以说过去也一直是。我在耶稣会办的学校读书。”

劳尔这些话，立即成了国际舆论的头条。它们无论是字面上还是字里行间，都留给了人们太多的回味。世界的复杂和人性的莫测，信念坚定始终一贯的政治家也未能例外。在一个天主教占压倒优势的国家，又身陷天主教世界的包围，主政者恐怕除了和教会合作之外，没有它路可走。这是古巴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所证明的，何况卡斯特罗兄弟和教会之间，在个人意义上还有着难以割断的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