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同龄人发言中读遍世界名著，这在英美国家也许是可能的。比如《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在幼儿园听到的是英雄故事，上小学时读缩略本，上中学读选章，上了大学如果是文学专业可能要求你读全本，读比较文学就甚至要求你读古希腊语了（在不同国家的语言专业要求也不一样）。我退休前给中文系学生上外国文学课的时候，建议学生读英文译本，语义的分量和中文翻译很不一样。

文革中外国文学毫无疑问都是禁书，1974年我上大学时（工农兵学员）图书室里的外国文学只有前苏的革命文学例如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等。记得一位教授发配到我们那个京山分院，带了不少世界名著，趁他回城我们几个同学在他书架上偷名著看。我抱了几卷本《战争与和平》，老师十来天就回来了，我也根本没可能看完。但是那个时候，能够摸到这样的名著，已经是巨大的幸福，就像中了头彩。

十六岁到农村去后有没有可能接触到世界名著呢？也有的。因为当时回城讲出身，一些成分好的知青同学都回城当工人了。留下的知青有很多是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子女，他们开始把父母的藏书带到乡村。感谢我的知青朋友刘晓林，从他那里我读到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那也是多卷本，我们是隔山涉水传递交接着看了几本。英国名著《奥列弗尔》也是那时我在灶火边读完的，因为两个人不能同时看一本书，我一边塞柴火一边读书，就有先睹为快的乐趣。雨果的《悲惨世界》和狄更斯的《艰难时世》我也是那时看的，但我不知道《悲惨世界》的故事并非只有一卷。

今天我不是在英国皇室或乡村酒会，引经据典来颂扬他国文明是外交官的事。说实话，我年轻时可怜的阅读经验，置身文明教养深厚的人群，无地自容。提起旧事只是想说，文革期间禁书并非不可得。有微信传，莎士比亚作品迟至1978年才出版，不是这样的。别忘了，中国文学家遭遇政治重创后，大量转向了翻译界。

还记得王小波的文章吗？在《我的师承》中他写道：

我们年轻时都知道，想要读好文字就要去读译著，因为最好的作者在搞翻译。这是我们的不传之秘。

同文中他还说：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文学次序是彻底颠倒了的：末流的作品有一流的名声，一流的作品却默默无闻。最让人痛心的是，最好的作品并没有写出来。这些作品理应由查良铮先生、王道乾先生在壮年时写出来的，现在成了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了……

王小波青少年时代读了查良铮、王道乾、傅雷、汝龙，王小波的兄长王小平在回忆中补充了安徒生、马克吐温；还有现在读者不再沉迷的武侠小说家金庸、温瑞安。假如王小波成为国家领导者出访，他会不会说到，当年我读武侠，“就像十世饿鬼看见佳肴”，并且还自创功法“将一手弯曲如勺，将气从胸前舀起，在空中把气倒出，以另一手为勺以接之。如是反复倾接”……

禁书年代的阅读堪称遭遇奇特，如精神病人隔着铁窗栅栏看桃花嘚瑟。有一天我与小记者思乐分享手机视频：文革时山东大学的年轻人狂跳“大海航行靠舵手”。她笑，我笑出眼泪。我说你总问文革经验对今天的我有何影响，看看这胳膊一个弯一个直的弓箭步；现在我堪称一个平常人（不是疯子或者神经病），就该谢天谢地了。我容易吗我？

王小波的阅读说明了禁书未必不可得；再一个，不容遗忘的是，一部当代翻译文学史，多少惨遭毁灭的文学大师以此寄托哀思。那时有没有莎士比亚（别想歪了），有的。有关朱生豪的莎剧翻译，在网上可以查到很多资料，一位比较文学学者“乐其可知也的博客”中有详细说明：

朱生豪的31个莎士比亚戏剧翻译是现代中国一个不可忽视的翻译成就。朱生豪的翻译主要是在1942-1944年间完成的，主要依据牛津版莎士比亚全集[1] 。1944年12月朱生豪去世时仅完成31种戏剧的翻译，以及未完的《亨利五世》译稿。1947 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27 种。1954 年作家出版社出版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31 种。1955 年台湾世界书局出版朱生豪翻译、虞尔昌补译《莎士比亚全集》（5卷本）。1978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朱生豪翻译、吴兴华等校订、梁宗岱等补译《莎士比亚全集》（11卷本）。1998年译林出版社出版裘克安等修订、辜正坤等补译《莎士比亚全集》（8卷本）。虞尔昌补译本和梁实秋全集译本（1967-68年台湾远东图书公司出版《莎士比亚全集》）在大陆中国的隔离，可以说，50余年间（1947-98）朱生豪的译本被多家出版社不断刊行重印，其声誉也因此被高频重复和强调，并赢得了几代读者的喜爱和推崇（例如黄雨石），由此确立了朱生豪译本丰碑式的地位。

1944年之前，莎士比亚的翻译已经取得一些不可忽视的成果[2] ，朱生豪显然熟知这些早期译本，朱生豪《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译者自序”（1944.4）写道：“中国读者闻莎翁大名已久，文坛知名之士，亦尝将其作品，译出多种，然历观坊间各译本，失之于粗疏草率者尚少，失之于拘泥生硬者实繁有徒。拘泥字句之结果，不仅原作神味，荡焉无存，甚且艰深晦涩，有若天书，令人不能卒读，此则译者之过，莎翁不能任其咎者也。”

以上都是那位学者博文所述。下面是我的话：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民国时代的版本在过去老大学的图书馆是有收藏的，新版本31 种也在1954年面世。1970代如果要读莎士比亚，可以来自后面这个版本。但也需要一些前提条件，你的密友中有这类藏书人，家世注定不凡，这个敢于藏书并携往乡间者，当如王小波感叹杜拉斯之《情人》的第一段：“无限沧桑尽在其中”！而那个年代又能进入到与中国的政治厮杀绝然不同的精神世界，需要何等叛逆的胆识，又正可以成为一种契机，即对那个乌托邦世界的审视与决裂。去读徐晓的《半生为人》，或者请教徐友渔、崔卫平教授吧。如果研究七十年代末民间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那通向民主墙的思考一定可以追溯到叛逆性的阅读这条暗河。奇怪的是，在这些自由派著名知识分子的朋友圈里，怎么没有当代一位最伟大的同龄人。

王小波读了他说的那些经典，至今无人质疑。他写的《我的师承》一文，我读过很多遍。它像“乌兰巴托的夜”那首歌一样，让你对自己说，不许掉眼泪。他引用的诗行，那雍容华贵之美或永难忘记的韵律，连同他对之深怀不露的爱恋，本身就是诗品。一直到他完成了黄钟大吕般的《青铜时代》系列，他才说：“我终于有了勇气来谈谈我文学上的师承”。这勇气什么意思，是敬畏，是敬业，用今天的流行语是跪了。这态度在中国当代作家中罕见。王小波将翻译文学和近代创作区别开来，以此评价中国语言文学的水准，并将文学家和翻译家的政治命运与之联系，这是对当代文学命运的远见卓识。他一个人说出的判断，与为君王拟稿的所谓当代文学“浩如烟海”、“灿若晨星”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从书单来看，同龄人的阅读经验，的确浩如烟海，我不是开玩笑。假如这是真的，把国家交到他手里，大家还有什么不放心？试想如果王小波是文化部长，岂不是人人得以大闹天宫？前捷克总统哈维尔曾是戏剧作家，英国首相丘吉尔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法国总统密特朗有“欧洲最有文学修养的国家元首”之美誉……眼下这样的桂冠眼看就到了中国，为什么人们不庆幸？

我用另一个例子来说吧，我们中山大学中文系有一个写作训练程序。新生一年级写一百篇笔记，二年级八篇书评，三年级学年论文，四年级学位论文。学生刚从高中毕业进校，说老师啊一百篇哪里写得出。于是连编带抄，包括星期一食堂卖什么菜，我喝了一瓶可乐。星期二食堂又卖了什么菜，我又喝了一瓶可乐……诸如此类。我给他们的题目是写自己的阅读经历，你来上大学的，又不是将来出去送盒饭，你不写读书对得起爹妈交的学费？这样学生开始入门，不过刚开始写的也是报书单：小学我读了《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中学读了琼瑶这学期我读了《简爱》、《傲慢与偏见》、《呼啸山庄》（男生另有所爱）……这样的作文通常我打回去零分也不给。搞啥呢，中文系是这样混的吗？

就写到这里吧，其实我们也要充分肯定，同龄人的书单开了那么多，和大学新生的水准也有一比嘛。不是另有读者开始条分理析，潘恩怎么讲，政府权力如何限制等等吗？我不是学习小组的，但也要说，这个书单比我当年上大学时批林批孔的书单，要好了几百倍了。剩下的，用王小波《我的师承》的话来说：“剩下的事只是学习”。不学怎么办——脱裤子：

“有时我也写点不负责任的粗糙文字，以后重读时，惭愧得无地自容，真想自己脱了裤子请道乾先生打我两棍。孟子曾说，无耻之耻，无耻矣。现在我在文学上是个有廉耻的人，都是多亏了这些先生的教诲。对我来说，他们的作品是比鞭子还有力量的鞭策。提醒现在的年轻人，记住他们的名字，读他们译的书，是我的责任。 ”

2015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