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雨霏 2015年10月30日
Jon Woo/Reuters 中国将放开生育限制,结束数十年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允许所有夫妇生两个孩子。 北京——中国政府在2013年放松“一胎制”政策时,蔡薇(音)和倪军(音)想过生二胎。 北京的这对夫妇当时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名叫虎虎(音),生于2010年。和很多家庭一样,他们也希望给虎虎添个弟弟或妹妹。 但是,本周四中国政府宣布所有夫妇都可以合法地生第二个孩子时,夫妻俩已经改变了主意。 “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更拮据。”蔡薇说。“这是钱的问题。” 她列举了一些费用。 “虎虎上的幼儿园每月要交大约1400元人民币,”她说。“这还只是学费,还有补课的费用,虎虎喜欢艺术。游泳课每小时100元,他还要学轮滑。这些都非常贵。我很想再生一个孩子,但是我怕养不起。” 这对夫妇的情况很普遍。 对大部分普通家庭来说,抚养第二个孩子费用惊人。教育开销不菲,一般来说照顾孩子的事情也要靠愿意帮忙的亲属。而且一切与孩子有关的东西,价格都很高昂,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多数家庭都是独苗。 因此,对很多中国家庭来说,生二胎的决定终究是一个数学问题。 两年前,政府允许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生育第二个孩子。当时,蔡薇38岁。因为自己是独生子女,她和丈夫是有资格的。而且长期以来,他们也一直梦想着给虎虎添个小妹妹。 蔡薇是一家私人理疗机构的女按摩师,41岁的倪军则是一家旅行社的导游,经常要带团出国。 夫妻二人和倪军的母亲一起生活在一套两居室里。那是他们自己的房子,位于北京一栋普通的居民楼里。他们还有一辆车。两个人一个月的工资加起来约有2.5万元。尽管这让他们跻身中产阶级之列,但他们发现,要想支付开销,两人都有工资收入是至关重要的,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 私立幼儿园一个月通常至少要4000元。便宜一点的公立幼儿园供不应求,无法容纳足够的孩子。但她说,虎虎幸运地入读了一家公立幼儿园。但即便如此,教育在他们每月的家庭预算中也已经占大约15%了。 倪军的工作让他一个月要出国大约两周,因此,蔡薇通常一个人带虎虎。就像现在,倪军正在澳大利亚。 在中国,男方父母传统上会帮忙带孙子孙女。很多人认为,这个习惯是最合适的。但倪军的父亲去年去世,他母亲身体也不好。 “我害怕生完二胎后难以继续工作,”蔡薇说。辞去工作会让家里的收入缩水。 “我可以当全职妈妈,或是做兼职,但真的会很难,”她说。“我们还能负担得起现在的生活水平吗,我们的日子会变成什么样?” 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她的心头。 她说,中国的社会保障也不发达。国家一直在投资建立全国性的医保体系,但她说,其他服务依然缺乏。 “比如对职场母亲,什么都没有,”她说。“谁给你看孩子?保姆是非常非常大的开支。” 通常,在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一个月请保姆的花费在1500元到3000元之间,甚至更高,具体视保姆的受教育程度而定。 经历过几场食品安全事故,如婴儿配方奶粉被三聚氰胺污染,“地沟油”被回收,再被当做廉价食用油出售之后,很多家庭都转向了更安全的进口食物。 “我们不得不买一些进口食品,特别是给孩子用的,”蔡薇说。“价格不菲。” 因此,尽管蔡薇想再生一个,但她最初的热情已经褪去了。 “实际上,大家都仔细想过,”她说。“一段时间以前,我们就想到他们会这么做。” 几年来,这项政策变动一直是政府讨论的话题。之前就有迹象表明,规定会越来越宽松。 而且她说,所有人都知道是为什么:政策制定者担心,人口结构的变化已经削弱了劳动力,而且创造出了一大群老年人,照顾这些人将是一项挑战。 “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了这么长时间,小孩子很少,”她说。“但生孩子没那么简单。我不是说身体条件,我现在已经40岁了,而是在说经济层面。” “我的确认识一些不只有一个孩子的人,”她最后说。“甚至有三个孩子的。但他们都很有钱。” 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是《纽约时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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