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永平的同情，其背后所折射的，是对当下社会秩序的不满乃至绝望的上升。

    2015年1月5日，银川发生公交纵火案，共造成17人死亡、33人受伤，很快，犯罪嫌疑人马永平被抓获，与此同时，其所谓「遗书」也浮出了水 面。这一悲剧的背后，是长达三年的追讨欠薪，其数目不过30万元，其家属也曾两次因为其「遗书」而报警，然而，悲剧还是发生了，在网络上，许多人依旧在谴 责马永平，但也有许多人认为，这是一桩本可以避免的悲剧，将反思指向了比马永平本人更深入的地方，甚至对马永平本人，也不无同情。
    
    类似的评价不一，或观念冲突，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如2008年8月，针对杨佳袭警事件，刘晓波先生曾发表题为「杨佳式暴力复仇是原始正义」的文 章，在对杨佳个人遭遇表示同情的同时，坚决反对以暴力的方式维权。这一观点，在当时即引起了相当的争论。而近年来，围绕杨佳、钱明奇、直到这次的马永平， 都有相似争论。不仅如此，从杨佳（2008）、钱明奇（2011）、陈水总（2013）、到马永平（2016），事件的性质是越来越严重：受攻击目标与体 制尤其是暴力的距离越来越远，由警察局、政府大门到公交车，受害者也由警察、官员再到路人，与受害者的关联性也越来越弱，按理，针对加害者的谴责应该越来 越高，同情会越来越少，但事实却似乎相反，杨佳在一些人心目中成了英雄，如今，马永平也受到了更多人的同情。
    
    逝者已矣，对于悲剧事件的评价，指向的是生者，以及生者所在的世界。从生者的角度，没有任何理由不谴责这样的加害，想想马永平给18个家庭带来的 悲剧，实在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对他同情，可是，对于一个已经彻底绝望，连自己的生命也加以放弃的人来说，生者的理由对于他又有什么意义呢？在杨佳、钱明奇 到马永平的悲剧中，显示的是他们价值世界的最终崩塌，需要追问的是，这样的崩塌是如何产生的，以及，何以这样的崩塌会引来人们的同情。
    
    何种行为为正当？这样的价值观，可以建立在绝对的诫命之上，但更多的是与一种可欲的、可持续的社会秩序相联系。一个人内化某一种价值观，并服从随 之而来的道德约束，包含了从相应的社会秩序中获得安全、发展、乃至幸福的指望，可是，一旦某个个体意识到，在该社会秩序中，并不能获得想要的安全、发展和 幸福，其内化的价值观和道德服从，就可能在特定的危机时刻轰然崩塌。杨佳、钱明奇和马永平在事前、事后的表现正是如此，马永平本人因讨薪被行政拘留，最终 还是没有拿到钱，这构成了其危机时刻，他在「遗书」里如此写道： 「你们看着我死。我也不叫你们好活，欺骗和压迫的农民工兄弟们，我呼吁你们站起来，采取任何手段，为我们的生存下去的权力而斗争。」
    
    不可否认，社会并不是均质的存在，即使在所谓较好的社会秩序里，也总有人会在内心体会到崩塌。反过来，不同的个体对于相似的遭遇，也会有不同的处 理，看上去相似的绝望遭遇，也会有人选择积极应对，而不是走上马永平这样的道路，也因此，并不能从杨佳、钱明奇、马永平这一系列个案，直接推论出当下社会 秩序的状况，但是，对这一列个案的评价的变化，或者同情的上升，却能折射出相当的社会心理变化，这是因为，杨佳、钱明奇、马永平所造成的悲剧，在萌芽、酝 酿到最后实施中，都与现行制度和权力关系有着深度的交集，对其评价或同情，其实都与人们对于社会秩序的思考有关，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社会秩序的评价越负 面，对于这些看上去罪不可赦的人士的同情乃至评价，也就随之调高。也因此，对杨佳、钱明奇、马永平等人的更多同情，其背后所折射的，是对当下社会秩序的不 满乃至绝望的上升。
    
    当下社会秩序，形成于66年前，简单而言有两个特点，一是权利被普遍剥夺，二是利益被系统地攫取，并在前30年达到过灾难性后果的顶点，近30多 年来，人身经济文化权利有所改善，但公民和政治权利被压制，新的利益格局重新形成，上述两个特点并未有根本性的改变，也因此，这个社会的大多数成员，都处 于权利被剥夺，利益受损害的状况之中，而在杨佳、钱明奇、马永平的悲剧性道路上，都有利益剥夺，进而求告无门的经历，这当然会唤起某种感同身受之情。
    
    而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这样的状况始终在提醒许多人，这需要去抗争进而加以改变，但是，在权利被剥夺的情况之下，捍卫自身权益的手段总是匮乏的， 在网格化维稳的刚性压制之下，人们更习惯了隐忍、习惯了利益被剥夺的现实，内心的不满，更多化作了各种段子和调侃，从而，对于杨佳、钱明奇、马永平等人忍 无可忍、无需再忍的冲决，有某种感同身受的快感，尽管并不正确——别忘记了哭泣中的受难者家人，却往往突如其来，直上心头。
    
    近些年来，围绕类似的个案，公众评价的变化曲线其实相当明显。一方面，在我看来，钱明奇、陈水总、马永平等事件，类似723动车事故和北京大雨淹 死人，给人一种随机死的震惊，部分中产阶层（或和菜头所说有点产阶层）对类似事件的谴责，其实和点蜡烛类似，都是试图从心理上恢复对既存社会秩序的信念， 通过将类似事件个人化特殊化，维持岁月静好的确幸，这样的谴责也因此越来越苍白无力。而在另一方面，对于当下秩序的不满乃至绝望，表现为对马永平们更多的 同情，这来自于权利被普遍剥夺、利益被系统输送的当下现实，而在新极权体制的强力维稳之下，这样的情绪并没有可供逃逸的出口，只会继续加强，而不可能得到 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