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身是「帮港出声」成员的监警会新任成员钱志庸，日前表示，假设李波「一如政棍所编的故事」，在内地筹划出版禁书，即使是在香港印刷和出售，虽没有牴触香港法例，亦会触犯内地法律，故审判权在内地。 李波因出版禁书而罹祸，绝非「政棍所编故事」，中共官媒《环球时报》称：「铜锣湾书店长期出版、销售针对内地的政治书籍，大量编造虚假内容，恶毒 攻击国家政治制度······给内地维护秩序制造了特殊干扰」。 《环时》也承认「强力部门」用「规避法律」的办法「让一个被调查者进行配合」。李波因何事被中共以强力手段「弄」去大陆，社会已无悬念。钱志庸的说法只是 把中共践踏一国两制的行径合理化而已。
香港许多人仍然抱着事不关己的心态，认为我不是做出版行业，没有出版中共的禁书，因此不关我事。殊不知在香港做出版也是一门法律允许的行业，几个 做发行工作的人，可能根本不知道发行的是大陆禁书。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一份工。你没有出书，但有没有发表过「针对内地政治」的言论呢？如果有，是不是都会 在香港被强力部门架走？这是李波事件最使香港人感忧虑之处。
自由行催生禁书行业
在香港，出版有关大陆的政治书籍不是只有铜锣湾书店。在机场，在报摊，都布满针对大陆的政治书籍。香港很少人看这些书，更少人会相信书中内容。这 些书的销售对象是大陆自由行旅客。每年大陆旅客有四千多万，有百分一人对这些书有兴趣，就是四十多万。实际上绝不止百分一。他们不仅自己买，还帮朋友买。 自由行除了带旺金铺、药房，也催生了禁书这个行业，并拥有盈利市场。市场的形成有几个条件，一，大陆是一个没有新闻自由的封闭社会，而香港是一个享有出版 自由的开放社会；二，香港是最靠近大陆的使用中文的社会，编写中文书和以中文出版在这里都轻而易举；三，开放大陆客自由行，提供了这些书的广大客源。
如果在美国，出版一本《奥巴马的六个女人》，相信不会有人感兴趣，奥巴马即使可以控告出版商诽谤，恐怕也懒得去告。因为在一个开放社会，出版一本 秘闻书却提不出任何真凭实据，不会有人相信，不会有市场，受损害的只会是出版商自己——没有盈利还会赔上商誉。但对于一个封闭社会来说，就不同了，因为封 闭，因为对领导人之间的分歧，领导人的生活和行状，都是国家秘密，于是任何揭秘，不管是真是假，都会让人民感兴趣，而且即使内容铺陈荒谬，也会相信。
几年前网上流传一段「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对中国人的几点评价」，其中第一条是：「非常聪明，但非常相信传言。」大陆有一个网民对骆家辉的话予以释意：「非常聪明也就非常怀疑非传言，在中国还是传言比非传言可靠，非传言往往都是谎言。」
非传言就是官方发言人或官媒的言论。比如央视和新华社日前编造的桂民海12年前车祸的故事，这个非传言不是比一些禁书的编造更离谱吗？
封闭社会的专政高官如此害怕传言，害怕禁书，是因为老百姓相信传言，而相信的原因不是基于愚昧，而是基于社会封闭和官方垄断传媒的非传言太不可信。因此，谣传，是对专权政治和封闭社会的惩罚。
出版自由是肯定的善
中国宪法没有对禁书的不容，刑法没有对禁书的罚则。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甚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 由。」文革后基于对民意支持度有信心，中共曾鼓励思想解放、言论自由。邓小平也基于这种信心而提出一国两制，并且公开扬言香港九七后可以「骂共产党」。北 京的《读书》杂志，有好多年都提倡「读书无禁区」，意思是即使色情的、反共的书都可以读。然而，随着权贵资本主义发展，特权和管治问题越来越多，言论和意 识形态也就越来越抓紧。不过，连在香港出版「针对内地的政治书籍」都不能容忍，则是在习近平掌大权后才出现的事。
中共老祖宗马克思写过许多文章力主出版自由，反对书报检查。他说「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 「出版自由本身就是思想的体现、自由的体现，就是肯定的善······自由报刊是人民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世界联结起 来的有声的纽带」。
李波事件使一些书店把有关中共的政治书籍下架，个人同国家和世界联结的纽带被割断。对香港固然是堕落的恶耗；对中共国也非好事，因为这会催生更多的谣传，更多对专制政权的惩罚。
来源：苹果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