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和谦

選舉結束一個星期了，在台灣第二次丟失執政權的中國國民黨，似乎還沒有回過魂來。在飛返北京的班機上，看著台灣報紙逐一點名分析朱立倫引咎辭去黨主席職務後，國民黨內還有哪些人可堪收拾殘山剩水；這些人在競選黨主席的道路上，又會怎麼合縱連橫……此情此景，不禁讓我想起一年多前、國民黨在2014年底“九合一”地方選舉慘敗、六大“直轄市”僅存其一之後，我在回京飛機上讀報紙時的情境。

那些標題、那些報載的內容、對人物浮沉的分析，和一張張藍縮綠漲的版塊圖表，與上次回京時在機上的所見幾無二致。

唯一的差別，是引咎辭職下台的黨主席，從馬英九換成了當初請纓出陣、參選黨主席的朱立倫。連兩個人在辭職講話中，“我讓大家失望了”“記取慘痛教訓”“繼續爭取民眾的認同”等措辭，都如此的接近。

然而，選舉的結果證明了，哪怕在13個月前，國民黨內外就已能預料到馬英九任期內這場“最終回”大戰落敗的風險。然而，仍然控有龐大行政資源、掌握約1.95萬億新台幣“中央政府”年度總預算、且在“立法院”還有65席過半席次的舉黨上下，在過去的13個月裡，仍然束手無策，完全無法煞住頹勢。

若將鏡頭稍微搖遠一點來看，從2014年初的“反服貿學運”重創國民黨當局形象和政策路線自信；到2014年底的“九合一”地方選舉慘敗；島內大都要邑悉落敵手後，國民黨的處境，像極了歷經三大戰役後的1949年初。

此後，殘餘半壁江山里的文武弁臣基本喪失戰鬥意志，困守朝台，坐待結局。 這次的落敗，與國民黨在2000年下野、陳水扁以不到40%的微弱多數僥倖登位時不同。

十六年後的此刻，全島性“綠大於藍”的選民基盤結構，經2014年底的“九合一”大選後被再次確認；國民黨首次同時失去行政、立法兩翼的主導權；地方派系力量動員效果再次失靈；45歲上下的中生代接班世代，在過去幾年的選舉和政局變幻中折損殆盡；島內更年輕一代的新血輪，則少有願意入黨，與國民黨為伍者。

在一片“不意外”的落敗嘆息中，卻只有為數不多的人意識到、或願意承認，民意的鐘擺，恐怕是再也擺不回國民黨這一邊來了。

雖然“泛藍”未必會消失，或者說在島內政經趨向偏向保守派陣營、經濟上願意走發展主義道路、在兩岸外交上採妥協務實主義的陣營和群眾主張不會消失，但是中國國民黨自己作為一個政黨組織、作為一個政治市場品牌的命運，卻可能由此走向結束和消亡的開始。

這是由幾重原因共同釀成的。首先，是歷史。

【一】

對於一個在歷史上留有欠債的老黨來說，國民黨如今面對的最大危機，就是那個歷史上沾過污水、犯過錯誤的國民黨，和每天在新聞輿論、報章雜誌上看到的那個國民黨，不斷出現疊合和重影。

這毋寧是一個從威權時代轉入選舉民主時代的老政黨的最大噩夢。從1987年解嚴以來一直到2008年左右的一段時間裡，由於國民黨主動順應時勢、完成不流血的“寧靜革命”，其黨人和同道仍持續在解嚴後的台灣輿論界與知識界，享有一段時期的優勢地位。故而國民黨的歷史欠債，在台灣島內曾經隱而不顯或流為陳跡。

特別是在民主化及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在野了的國民黨看似逐漸甩掉了歷史的包袱，轉而成為欠缺執政經驗、躁進、缺乏外交手腕和戰略眼光的民進黨政府的對照組。特別是陳水扁貪腐的陰影和馬英九在上升期的個人光環，讓國民黨看似一度成功地與島嶼的歷史和解了，走出了威權、放棄了獨裁，成為一個後民主化時代中的正常政治選項。

然而，從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後，在2000年前後接受中學教育的一輩年輕人逐漸年滿20歲、獲得完整公民權，以每年約20多萬人、每四年“大選”便新增百萬人上下的速度，帶著他們接受的以台灣史為中心的教育影響進入政治市場。

台灣的本土化教育，從1998年的李登輝執政晚期由初中推開，到2006年的陳水扁執政中期，又進行了另一次意識形態的強化。眾人常云，台灣的本土化歷史教育建立了一套使年輕一代“遠中”、“非華化”的意識形態基盤，並逐步使他們將中國史和大陸，視為台灣的它者─或頂多只是一個關係比較密切的“它者”，而非依據島嶼地理生存空間和現有政治秩序邊界為劃分的“我者”。這固然是其中的第一層影響。

但或許，是更潤物無聲的第二層影響在於：隨著台灣史課程的內容和元素不斷豐富，國民黨在台灣土地上留下的歷史欠債，便被更鉅細靡遺地挖掘出來。

其中犖犖大者，包括1947年228事件的鎮壓、隨後的清鄉整肅軍事行動，以及從1950年代以降，被稱為“白色恐怖”的思想言論政治管制等等，這些是課本上會提、課堂上會教的大體敘事框架。

當然，國民黨政權在台灣的正面成果，諸如推行土地改革、普及國民教育、推動十大建設、善用冷戰時空建立出口導向的工業經濟成長體系等等，也並未完全從課本上抹去。

但意識形態的主戰場，實則在課本以外、課堂以外的地方。所謂本土化教育的天然目標之一，即在於讓學生本能地對生活周邊的人事物感到親切、懷有認同，進而願意了解其過往，並賦予週遭環境和自我之間連結的意義。全球各地的歷史或民族主義教育，大抵都存在這種通過建立在地感情、訴說共同敘事，最終凝聚群體認同的目的性。

而當這一教育理念被放置到台灣，所帶來的客觀政治效果就是：國民黨在臺灣人民生活中留下的或深或淺的傷疤，不斷地被重新翻起、重新在新一代年輕人的心頭被提醒。

通過網絡平台的串聯，有志於追索、拷問這段歷史的年輕人，開始形成線上或實體的讀書會、散發閱讀素材、訪談在壓抑年代受過不正當對待的耆老(許多皆屬和政治原因相涉)，乃至於集結起來，推進改造空間和城市地景敘事的線下真實行動。

諸如近年內，在台灣大學，即有學生集結呼籲為1981年被台灣安全當局約談後、莫名奇妙墜樓死於台大校園內的老校友陳文成，樹立紀念碑。而在南部的成功大學，亦有同情“台獨”的學生社團，呼籲將校內一處植有大榕樹的未名廣場冠名為“南榕廣場”，以此紀念在1989年末期因言遭罪、拒不到案，最終在辦公室內自焚抗議的“台獨”政論作家鄭南榕。

每一次的行動雖都由少數人發起，但經過網絡的宣傳、學生間的串聯、校方的猶豫阻擋、和來自校園外更高層政治人物的嘉許和推波助瀾後，都形成了鞭笞國民黨歷史舊帳的氛圍，更逐步影響了過去對國民黨只看當下、不論過去，甚至原本一點都不在乎現實公共新聞的青年群眾。

除了由學生、青年群體自主發動的類似行動外，島內各地於過去十多年間興辦的二二八紀念館、人權紀念園區等地，都成為了學生們經常指定參觀的校外教學處所。

此外，即使是興辦之初政治意圖相對較低的，如楊逵這樣的作家故居、蔡瑞月這樣的舞蹈家故居、乃至於殷海光這樣的思想家故居，甚至是在任何一處合唱團或唱片公司的歷史長廊，人們在參觀時，也仍然會看到他們在威權統治年代遭到禁言、禁演、歌曲禁唱、特務監視乃至身系纍紲的慘痛故事或荒謬篇章。

對於這些不堪迴避的過往，今天的國民黨一不能否認曾經發生過的史實；二無法禁止人們參觀出版和討論；在必須的時候，還得由政治領袖應景地出面道歉。

但時至今日，這個從1945年以來，便在台灣土地上功過交織、正負面影響幾乎滲入每一個村里和家庭的全民政治組織，仍然未形成類似於《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樣的文件，對於該黨曾經犯下的錯誤，給予一定程度的定性、解釋或者是自譴；讓其他新晉或在那個時代裡不負有直接責任的從政黨員們，可以卸下重負輕裝上陣，在自身與歷史之間築出一道防火牆。

於是乎，在面對越來越具體的個案輪廓、越來越鮮活生動的年輕一代的指控時，國民黨的支持者或公職人員，只能蒼白地以歷史相對主義的修辭，如“啊……那個時代不能跟這個時代比啦”、“過去的時候，就都是用那樣的方法呀”，來回應從島嶼的各個角落所冒出來的質疑。然而，過去的人權標準固然可能和現在的不同，但過去釀成過錯誤的國民黨，今天仍然是這個在報端、在選票上出現的國民黨。這就給很多人、特別是年輕一代人選擇支持國民黨，帶來了心理障礙，乃至於道德障礙。

大約在十年之前，我仍然清晰記得，一位溫和而鐵桿的綠營女性支持者，坐在台灣大學的校園中，一字一句地告訴我：她認為國民黨作為一個有歷史血債的黨，根本沒有資格出現在今日台灣政治的舞台上，不配繼續成為台灣人民的選項之一。

當時，陳水扁剛因極具爭議性的“兩顆子彈”事件勝選連任，台灣上下陷入嚴重政治撕裂，“第一家庭”的貪腐疑雲剛剛冒出第一縷煙霧，眼看國民黨很有可能在2008年挾馬英九的人氣班師回朝。

此時，用“根本沒資格出現在台灣政治舞台”這樣的結論來標定國民黨，在當時一來顯得與時局略有脫節，二來在人群比例中，也顯得清醒但偏激，不給對手陣營留下任何餘地。

但在十年之後，經過互聯網大潮的淘洗，泛國民黨勢力在傳統媒體、出版行業中的言論優勢早已不在。擁有類似想法的人群，在台灣35歲以下的年輕人群中，雖然仍未算得上是接近半數的主流；但是國民黨由於其歷史欠債，不應該再繼續出現在政治舞台上的想法，從人群結構上來看，已遠遠稱不上是偏激─特別是在馬英九的任期內，當局又先後在“反服貿學運”中的學生違法進占“行政院”大樓當夜，以警棍驅離群眾、把部分抗爭學生打得頭破血流，欠下新的“血債”之後。

十年前，當首度拿到執政權力的民進黨，逐漸現出貪腐跡象，國民黨很有可能捲土重來之際，不少島內外的政治觀察家均預期，台灣在戒嚴時期那種不由分說、先打倒國民黨再談、一切以“打倒惡魔黨”(台灣早年著名漫畫《諸葛四郎》的台詞)為宗旨的黑白二元對立政治模型已經結束。接下來，台灣應該要進入到一個長期穩定、健全的兩黨政治生態了，不再有什麼令人髮指、不由分說、非讓他走開不可的“惡魔黨”，充其量只是一個藍子裡待挑的兩顆爛蘋果。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歷經十年來現實公共政策的失政、國族認同板塊的消長、國民黨在台灣時期的歷史污點不斷被拖出來銼骨揚灰；再加上國民黨自身對這段歷史反思、總結和辯護能力的失語，和一系列以青年為發動主體的社會抗爭運動的催化渲染，竟然使從“85後”以降、絕大多數都成長在後解嚴社會裡的青年族群中，再次蔓延起一種“這樣的國民黨非先滾開不可”的情緒。

彷彿，國民黨不再是籃中待挑的蘋果，而是一個必須先倒出去的惡瘤─而民進黨這顆蘋果不管再怎麼爛，年輕選民寧願去選其他不成氣候的小蘋果，也不願再給這一應該被歷史淘汰的惡瘤輸送任何養分和機會。

這一發展傾向，毋寧是台灣政黨政治一項令人意外的發展，某種程度上，也可能造成台灣民主機制運作的一種中短期危機。

在2016年的這次選舉後，雖然質疑、未支持蔡英文和民進黨路線的選民仍有44%，但是反映在行政權力和議會議席中，泛藍在野陣營的發言聲量和政治能量，在未來四或八年裡，將遠遠低於44%這一數字的水平，形成一定程度的一黨或單一陣營獨大狀態。

而在選後，國民黨內部也一如過往，再次爆發是否應該改名、去掉“中國”前綴的爭論；國民黨中央過去幾年裡重點扶植的年輕世代工作人員，更直接以“草協”聯盟之名另立堂口，將半隻腳跨出了國民黨，意圖與黨外其他力量相結合，和國民黨本體拉開一定距離，尋找自身的政治新定位。

在未來幾年內，國民黨確有可能去掉“中國”前綴，但如果只做到這一點，非但不一定能挽回其在政治市場中的頹勢，更未直面黨史上的污點，和島嶼的歷史形成第二次的和解，並在黨內形成一套對內足以團結共識、對外可以回應質疑和批評的決議。

如此，則連國民黨從興中會以降一百餘年的傳承和宗法，都有可能在世代交替持續進行下的台灣，遭到新一輩的黨人拋棄。一如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原執政黨，紛紛在鐵幕倒下前後，將黨名改名為“社會黨”“社會民主黨”，甚至如原民主德國的德國統一社會黨，最後乾脆改名為今日的“左翼黨”，割裂與前身的歷史聯繫，亦不再為舊時代前身的負債辯護。

畢竟，對一個跨越了轉型社會和政治改革前後的老黨而言，在不能拒絕、禁止人們討論過往的條件下，最大的詛咒和災難，就是歷史污點和當下的執政缺點被合併著討論、包裹地提醒。甚至連黨籍政客們、如代理主席黃敏惠，在試圖引用一位本土藝術家陳澄波的名言雋語，想要拉近國民黨和土地的距離時，都會有刺耳的聲音大分貝地提醒：諸君，別忘了當年這個人，就是被當眾行刑，死在國民黨軍隊的槍口下的。多麼尷尬。

在選舉民主社會中，常流行所謂的“鐘擺理論”，即選民的口味和政策偏好，會自然地因為對在位者逐漸累積的不滿，而擺盪到政治光譜的另一邊去，並在下一次的選舉中自然呈現出制衡和調整的格局。

然而，這一理論更多地考慮的是可供辯論、可供攻防、可供說理的理性的公共政策層次；一旦當公共政策層次和歷史欠債層次、意識形態層次、乃至於國族情感層次相糾葛的時候，在台灣，後者驅動選票的能量，仍略勝於理性的公共政策。

一旦國民黨在後三者的領域中逐漸成為數量上的弱勢，甚至在一些脆弱環節根本無法辯解、無法還手；且直至今日，台灣都快“解嚴”近30年了，還沒有形成一套完整、統一、有說服力的自譴論述，足以總結國民黨在舊時代的種種“過”與“功”的時候，無論民進黨在今後的四或八年裡做得怎麼樣，國民黨人所期待的“鐘擺”，恐怕是再也不會擺回國民黨的身上了。

【二】

造成國民黨難以回到政治舞台中央的另一個因素，是台灣民間對“兩岸關係”概念期待的翻轉，和對政黨處理兩岸關係評價標準的變化。

簡言之，經過國民黨八年的執政，和國民黨過度渲染的兩岸經濟紅利未能落實到各行各業、讓大多數台灣百姓直接“有感”的情況下，台灣民間對兩岸關係的期待，已經從“機會管理”轉化為“風險管理”。

亦即，主流輿情對於兩岸關係改善所能帶來的經濟機會、社會機會和個人發展機會，其期望值較八年前、馬英九甫當選時已明顯下降；且真正通過兩岸關係改善，促進了個人經濟機會、發展機會的受益群體，由於他們的生活和工作重心，已逐步遷移至大陸或頻繁往來於兩岸間，自然也越來越少在台灣的公共話語圈中表達意見。長久下來，便形成已受益人群的聲量越來越小，未受益人群、或基於意識形態理由不願受益人群的政治聲量越來越大的“沉默螺旋”。

目前，在台灣2300萬人口中，長居或頻繁往返於兩岸的遷徙人口據信已在150萬人以上；然而，在這次選舉中，根據台商系統的估算，實際返鄉參與投票的旅居大陸人士應該只在10萬人左右，比2014年底“九合一”地方選舉的20萬人還低。

而在過去八年間，兩岸關係迅速拉進後帶來的微觀社會摩擦，如大陸旅客湧入各地景區所零星發生的旅客、大陸學生與台灣當地社會的言辭衝突，又因互聯網和主流媒體的傳播而得到放大。

其三，大陸本身製造業和科技代工業的崛起，如由台灣媒體創造的“紅色供應鏈”一詞，更給中端以下的製造業，和代工環節多已外遷至大陸的台灣產業界、投資界，帶來了被趕超、被取代、被邊緣化或是被併購的緊張感與迫切感。

其四，在服務業方面，一方面服務貿易協議在台灣因政情理由遲未生效；而過去國民黨大肆吹捧、渲染其行業機會前景的金融業，如台資銀行、保險、證券等機構在大陸的拓展情況，實際上亦裹足不前。

國民黨執政八年來，雖有幾間銀行、保險機構獲准赴大陸設辦事處、或有少數辦事處改掛牌為分行分公司，但在營業網點方面並無明顯擴張，遑論由大陸市場帶來營收貢獻。而其他服務行業，如文教、餐飲、連鎖加盟、餐飲等行業，大陸本身的競爭早已如火如荼，遠遠不是九零年代初中期，那個只要掌握了方便面技術、或是來賣賣米果，就能夠賺得滿盆滿缽的年代。但台灣對於大陸市場的迅速發展和升級變化，總體而言，還是遲鈍的。

台資企業來陸，一方面未盡能掌握本地消費習慣，二方面在各省份複製商業模式時，還需遷就各地略有不同的行政管理規章。在沿海成熟市場的一線戰區出頭困難，欲往內地二三線城市拓展時的供應鏈、人才鏈的佈局又所費不菲，常非多屬中小企業背景的台資服務業所願為。

因此，台灣第三產業過去八年來在大陸的情況是：以台資企業作為一個整體，在大陸“打群架”的成功案例少；而台灣背景人才化整為零，被大陸企業、外資企業挖角聘走的情況多。這樣的發展模式，也讓理性關注大陸發展前景者，不得不對國民黨評估大陸市場的眼光、協助台資廠商的意志、感測時局變化和調整政策方向的及時性，打上一個巨大的質疑問號。

八年前，馬英九團隊剛執政時，仍然照搬1990年代中期的“亞太營運中心”思路，作為台灣經濟的發展方略。簡言之，這套方案是謀劃讓台灣成為外資、外企進入大陸的跳板和主要通道，或者是服務業的實驗基地。此一方針在1990年代中期、上海浦東開放戰略實行不過數年之際，或仍有一定說服力。

但放到2008年、全球前500強企業多已在大陸直接設有辦事處、分公司或子公司之際再談，則不免已有滑稽之感。能被這套論述打動的，大概只有進入大陸市場，存在若干天然障礙的日本企業。更何況過去八年間，馬英九帶領的國民黨政府落實這套戰略方案的戰術手段，進展仍十分緩慢；除了實現“三通”直航，和開放島內銀行可開辦人民幣業務、准許讓台灣民眾擁有人民幣存款，以成為潛在的人民幣離岸中心之一以外，幾無其他令人印象深刻的舉措。

直至馬英九即將卸任之際，即使在2016年2月1日以前國民黨都仍掌握“立法院”內的多數，然而，用以實現“亞太營運中心”戰略目標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仍未在“立法院”通過；對於放寬跨境人才流動、放寬陸企在台派駐人才的行政法規鬆綁也流於牛步；而審批陸企在台投資、參股的行政審查結果更趨於嚴格，在島內頗受民意掣肘。

綜言之，馬英九在2008年和2012年兩次選舉中，高舉的“兩岸經濟紅利”並未在民間普遍發酵；在當年與蔡英文激辯的ECFA(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過關、簽署之後，又過了整整一個任期，僅僅實現了早期收穫清單上的關稅減免等“小菜”；真正能夠深化兩岸經貿整合程度的兩道大菜─“服務貿易協議”、“貨品貿易協議”都未能上桌─前者在島內遭到“反服貿學運”徹底污名化；後者則在大選結果一出爐後，進行中的協商便遭台灣官員宣告暫擱。

台灣人民空等了八年的“兩岸經濟紅利”之後，扣除在大陸發展獲益的單位和個人不算，在島內能夠讓人民“有感”的主菜，皆因領導人推展政治議程的手腕低落而遲未成型，這當然使得台灣政治市場，對國民黨高唱的“兩岸機會論”漸趨冷感。

在機會面拓展不力、風險面不斷增強，台灣在國際上能“走出去”的平台仍然有限的情況下，國民黨從2000年以來，自詡為“強項”的兩岸關係牌，在這次選舉中顯然失靈。甚至在選前已有島內民调顯示，民眾認為蔡英文“更有能力處理兩岸關係”的比例，已經超過了國民黨的朱立倫。

何以致之？

主因便是台灣主流民情對兩岸關係的處理期待，已由“機會管理”調整至“風險管理”的維度。且經過兩岸關係在過去八年間的迅速拉近，兩岸的經、社、人、文化等各方面因子，也有大量愉快或不愉快的接觸和磨合，輿論對與大陸繼續拉近距離的邊際期待正在遞減；而試圖維持自身一定舒展空間，和保持政治上固有選項不被快速整合的兩岸經濟現實所取消的對沖情緒，則在島內發酵。這也是何以一場違反台灣法律體制、大幅衝擊並損害代議民主精神的“反服貿學運”，竟可在長達數十天的運動週期間，獲得台灣民意較大同情的一個背景。

由此延伸而來，可以看見在蔡英文第二次挑戰大位的整個過程中，其在兩岸關係上對大陸直接批評得少，但對國民黨“試圖限縮台灣人民前途選項”的火力則毫不保留。

在選後，蔡英文除重申要建立具一致性、可持續、可預測的兩岸關係外，還加碼承諾，在自己的任內，兩岸關係不會有意外、不會有挑釁。近

日，對於大陸窮問不捨、尺寸必爭的“九二共識”問題，勝選後的蔡英文更進一步放緩姿態，除對1992年汪辜會談的歷史事實和當時雙方達成的“共同認知及諒解”表達尊重和理解之外，還稱，她將在92年會談的歷史事實、雙方求同存異的共同認知、兩岸二十多年來的既有交往與協商成果、“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和台灣普遍民意和民主原則等元素所構成的“政治基礎”上，繼續推動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與發展。

蔡英文看似進一步溫和化的修正，一是為了向以美國為主的國際社會承諾：再度上台的民進黨政府絕不會成為國際間的“麻煩製造者”，謹守對大陸“牽制”但不“衝撞”的分寸，以免衝擊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戰略利益。二是安撫台灣內部務實力量和兩岸關係的直接受惠者，力求目前存在兩岸間的每週890個直航航班、已經生效的ECFA關稅減免項目、已經在運作的二十多項兩岸協議和官方互動機制，不要因自己的上台而停頓或倒退。

三是超過300萬票的大幅度勝選，和民進黨單獨過半的“立法院”席次優勢，讓蔡英文目前握有的政治能量和民意高度授權，可供其進行更穩健的操作，不必受制於陣營內部激進派的掣肘，只需將從馬英九繼承而來的“維持現狀”方針，在島內進一步詮釋為“維持台灣目前自主、不受外力統治”的現狀，即可對支持者有所交代。

其四，當島內整體的民意基盤轉為“綠大於藍”，分離主義持續上揚並在輿論話語中成為一時政治正確的當下，分離主義要邁向“主流化”的一條必由之路，就是“溫和化”。

一如從2012年起跑、在2014年投票決勝負的蘇格蘭獨立問題，便曾經歷過類似的轉變。

當分離主義欲訴求主流民意的認同和信任時，就必須放下偏執、仇恨、情緒化的民族主義情緒話語，而改以追求更良善的治理、建立更有民意反饋能力的獨立政府、打造更有社會主義情懷且不受倫敦外力干涉的社會福利體系、收回每年大幅上繳到英國中央的蘇格蘭石油經濟利益等等訴求，以吸引群眾。

甚至到了運動末期，主張“蘇獨”的政治陣營還必須自己高唱“與英格蘭雖然分立分治了，但仍將共存共榮、維持友善關係”的論調─包括主張維持英鎊貨幣聯盟、繼續擁戴英國溫莎王室、保障英蘇邊界自由通行等等，以此來安撫民眾對蘇格蘭追求政治分離、另立中央的不安情緒。

雖然，蘇格蘭獨立派在2014年的公投中，以約10%的差距落敗於維持現狀派，但這一政治過程，已使“蘇獨”從被知識界、傳媒界和主流民意譏諷的偏激選項，一躍成為全蘇民眾認真討論其可行性的可能前途。“蘇獨”的支持率，從2012年公投活動起跑時的約25%，到2014年投票前最高峰的接近50%。且在公投落敗後，在2015年的英國國會選舉中，“蘇獨”勢力的主要力量蘇格蘭國家黨，幾乎席捲蘇格蘭地區的所有議席，更可望在2016年的蘇格蘭議會選舉中繼續鞏固多數優勢席位、維持地方層面的執政態勢。

蘇格蘭所經歷過的這一“分離主義”主張同時邁向溫和化和主流化的訴求，也在目前的台灣上演。且在蔡英文宣稱對大陸在兩岸關係上“不挑釁、沒意外”的接下來四年或八年間，整個執政機器和其各領域盟友，必將繼續從教育、文化、大眾傳媒等各條路線，繼續靜水流深地鞏固和形塑台灣民意特別是年輕一代民意的分離認同。

面對民進黨執政下繼續鞏固的溫和分離主義意識，國民黨一方面難以否定、無法拋棄“以台灣為主”的訴求，在島內政治現實中，國民黨仍必然會以台灣一己、而非兩岸整體，作為思考政策優劣利弊的“我者”。對今後的國民黨來說，大陸就算不是“對抗的對象”，充其量，也僅是利害關係較為密切的利益相關者。

至於現今仍載於國民黨黨章中的，“追求國家富強統一的之目標”、“反對分裂國土”、“共同為中華民族之整體利益而奮鬥”等意識型態宗旨，在過去八年執政期間即隱而不顯。

在全黨上下的主要政治人物中，幾乎只有馬英九一人，將“拉近兩岸心靈距離”暮鼓晨鐘地掛在嘴邊；其餘行政官僚或地方諸侯，幾乎在他們日常的政治生活中，全然迴避或放棄了意識形態層次的追求和論述，僅僅如繞口令般地反覆以“和全世界一起到大陸賺錢”、“和大陸一起賺全世界的錢”等淺層、蒼白、甚至令人發歔的話語，作為整套執政理念和經濟方略的幼稚化包裝。

長期以來，“幼稚化”、“去意識形態化”和“去政治化”的包裝手法，是國民黨面對來自意識形態層次的質疑時，反覆使用的回應手段。

但如此操作久了，久而久之，便會把方法當然信仰、把手段當成了習慣，幾乎忘卻全黨真正的意識形態和終極政治目標是什麼。又或者，從威權時期“全民政黨”、也就是“整個社會沒有誰不是國民黨員”狀態轉型而來的這個組織，根本不敢、或也無力面對黨內成員之間實際存在的意識形態鴻溝。

過去，在黨籍候選人聲勢的上升期、“兩顆子彈”後大意失荊州的復仇期、或是2008年以來主政期間的利益共享期，國民黨內部意識型態目標缺失的問題，或許還能存而不論，暫時擱置。

然而，當執政紅利已然不在、政黨前景長期低迷時，整個國民黨充其量僅是“不同領域既得利益者的鬆散聯合體”的本質行將暴露。特別是當國民黨坐擁的上千億台幣龐大黨產，恐將遭民進黨政府和“立法院”以立法手段追繳、清算或逼還予政府部門之際，還有多少黨人能夠堅守陣地、又有多少利益扈送將就此分崩離析？從國民黨內部的成色來觀察，絕對難稱樂觀。這也將釀成國民黨恐將跌落歷史舞台邊緣的第三個原因。

【三】

長期以來，國民黨的從政黨員可以從其出身，略分作幾大系統：文官體系中的行政官僚；靠近國民黨的知識青年，和由知青成長起來的從政學者；地方派系中人；以及黨機器裡成長起來的專職黨工。

在幾大系統中，行政官僚一系的凋零最早。隨著台灣“中央政府”政權在2000年首次輪替，地方各縣市政權經歷多次輪替、或如南部早已由民進黨縣市首長長期執政，政府體系中的國民黨動員能力，早已難滲透至基層公務員。黨內的協作機制，頂多只能停留在縣市首長和麾下的部分黨籍局、處、委、辦主官，時不時地與當地國民黨籍的縣、市議員、乃至鄉鎮長、村里長進行政策協調，交換、整合地方性的共同目標這一層次而已。

而對於中、長期性的政治人才甄拔、補充，行政官僚體系在台灣民主化之後，早已難以成為、也不適宜再繼續成為國民黨的人才庫。在黨職和政府公職系統間的年資轉換軌道被清楚分開之後，也極少有常任文官公務員，願意僅以國民黨的黨意為依歸，辭去公務員職務出任黨職，或為國民黨披掛參選。

而國民黨的知識青年培養系統，從1990年代以降就大幅失血，到2000年失去政權以後，成建制成體系的黨組織漸次退出校園。黨部僅能用舉辦校園社團領導人活動、選戰營隊或大學教授自行吸納政見相近的學生等方法補充知青新血。

然而，國民黨接觸了此類知青後，仍缺乏中長期、有規劃、普遍性的培養路徑。因此，來則即去者不在少數；轉投敵營、博取更大發展空間者更所在多有。馬英九即便從2005年當選黨主席後，便仿效共產黨於黨內設置青年團，但團的組織缺乏中、下層建制，僅在頂層浮有空殼；組織人事和工作方向亦隨每年的總團長人選改選而代謝。團的任務目標的延續性，和黨內外對其的認同度，至今仍頗受質疑。

至於地方派系則是國民黨遷台後，由於缺乏在地政治基礎、又早在1950年代就開始推開鄉鎮乃至於縣一級的行政首長和議會選舉。為此，國民黨必須和當地的傳統名望家族或士紳網絡連結，由其代表國民黨或輔助黨籍候選人在各地參選，鞏固基層政治實力。

於此同時，為避免單一派系坐大、壟斷一方，通常由黨組織一條鞭管轄的各地區黨部，又會將地方派系分而治之，由兩大或三大派系系統，依屆別輪流掌握當地政府、當地議會或當地農(漁)會、水利會、信用合作社等政經樞紐的主導權，並共同防堵“黨外”勢力的竄起。

然而，自1990年代以降、特別是2000年國民黨首度失去政權後，黨組織系統對派系的分化和控制和掌握就漸失槓桿；再加上國民黨組織人才培育乏力，越往台灣中南部的國民黨艱困選區，就越只能依賴派系在地方上代表國民黨出征。

而地方派系所提名參選者，往往又淪於“近親繁殖”，純粹依靠某單一家族的二代乃至三代人物參政，這不但對新選民缺乏吸引力，就連要鞏固既有的支持者都日益艱困。

特別是九零年代中後期以來，國民黨陸續丟失台南、高雄、嘉義縣等地的地方執政權；到陳水扁任期內，民進黨的版圖更北上朝雲林等縣市推進。到馬英九於2005年首度擔任黨主席後，國民黨的地方執政版圖雖有一度反攻跡象，但旋即又在2009年和2014年的兩次地方選舉中，陸續丟失地盤。

特別是在2014年的地方大選中，連傳統上被視為“藍大於綠”的人口密集區─台北市、台中市、桃園市都陷於民進黨之手，而在台南市和高雄市的國民黨得票率更被壓縮在兩、三成左右的懸殊比例。足見，國民黨在地方層級選舉中一向倚重的地方派系逐漸失靈。當然，原本親國民黨的派系中人、地方社團組織，也有可能陸續被長期執政的民進黨地方政府，同樣以政經利益分配、收編。

再者，當今與1990年代、台灣社會剛剛解嚴的時空相較，如今即使是在非都會區的鄉鎮地帶或鄉村地帶，越是年輕的選民，其依據傳媒、互聯網、報章雜誌自行決定投票傾向的自主性也越高。

國民黨傳統上依靠農會、漁會、同鄉會、青商會、宮廟信仰組織等社會團體，進行複合式選舉動員的效果不斷打折。而扈從在國民黨羽翼下的舊有地方政經頭人們盤根錯節的利益網絡，也常為所謂的“返鄉青年”，或當地具有改革意識的環保、社區營造、文化創意人士，和外來移入的知識份子所疏離和抗拒。

客觀地說，地方派系和國民黨黨組織之間的利益鏈結，大多強過於信仰或理念層次的交融。這導致長期以來，國民黨黨核心政治人物，對地方派系出身的人物只願利用，不願重用，造成了在各級選舉中，出力跑腿“打天下”，和在台北朝堂上“坐天下”兩類人的扞格。

馬英九執政八年以來，由地方政壇或“立法院”系統出身的政治人物，得以進入“內閣”各部委分享執政權力的派系中人屈指可數。而惟一扶持的地方派系二代樣版人物，又因貪腐案落馬，成為馬英九主政八年間，極少數因貪腐問題而下臺的部級以上高官。

長此以往，地方派系和國民黨組織系統離心離德、貌合神離之勢，難免越演越烈。

在2016年的大選中，由於落後幅度已大，地方派系為避免浪費實力、“棄戰”的傾向明顯。國民黨在凡由民進黨長期執政之處的得票率，大多被壓制到三成以下；而新近丟失的台北市、新竹縣市、桃園市等地的得票，也都不足四成。朱立倫自身擔任市長的全台人口第一大城新北市，也毫不給現任市長面子，國民黨的得票率僅有33%。

在2014年和2016年的兩場選舉後，民進黨挾“中央”、直轄縣市和省轄各縣市層層執政之優勢，以人事位置挖角、以行政資源利誘、以蒐集貪腐事證移交檢察機關相脅等手段，將仍願與國民黨合作的地方派系裂解分拆；或將這些派系，在地方政經資源的分配過程中進一步邊緣化，將是題中應有之義，將毫不令人意外。此次，與國民黨合作的派系勢力代表人物，在“立委”選舉中落選大半，足可視為地方派系人物從“中央”政壇汲取資源、再灌輸分配至一己地盤的生存模式日漸式微的開端。

特別是在民進黨掌握“立法院”後，最優先處理的法案之一，必將包括用法律手段清點、收繳或限制使用國民黨上千億元新台幣黨產的《政黨法》和《不當黨產處理條例》。如果國民黨長期以來用以應付選舉開支的龐大黨產，遭到民進黨新政權以法律手段處理、收繳、逼捐甚至追究其侵佔公有財產之責，再加上在許多縣市國民黨眼看短期內反攻無望、有勝算的接棒人才斷源，則還有多少地方派系願意繼續逆勢與國民黨結盟合作，頗堪玩味。

除了地方派系的動員能力已現頹勢，國民黨黨中央在過去十年間，亦不斷面臨國民黨組織究竟是要轉型為一台純粹的“選舉機器”，抑或是要繼續作為一個“情義團體大家庭”這兩種路線間的兩難。

在馬英九和朱立倫的治下，移植自美國的“選舉機器”路線較占上風。這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舊黨國時期黨中央各部門主管均需論資排輩、拾級而上的官僚化、老齡化傳統，有助於更靈活地應對幻化快速的台灣民意。然而，正由於“選舉機器”路線下的擇人授官過於彈性，使得過去國民黨累積數十年才形成的黨中央權威感蕩然無存。

黨中央的要職，如秘書長、副秘書長、各一級部門正副主管的名器授予輕率，常由黨內資歷尚嫌淺薄的黨主席親信幕僚直接出任；甚至偶有非黨人士直接空降至黨內高層的例子，導致國民黨中央的名器價值迅速貶損。從2005年馬英九領黨以降，國民黨中央要調動地方、節制諸侯、震懾派系或揭櫫新路線、下達新政策的指揮成本均大為增加。

時至今日，在國民黨黨內民主日漸深化的情況下，誰能夠通過黨員直選爭到了黨主席的位置，誰就看似掌握了“國民黨路線”的定義權，無須再考量或消化其他黨內勢力的聲音。

然而，也由於黨中央機器的整副攤子，在每次改選後，都由新的黨主席當選者“勝者全拿”。因此，黨中央的平台，也更不易於凝聚非主席嫡系人馬對黨組織的向心力。

尤其是在2008年以來，馬英九有意識地“重政輕黨”或只准“以黨輔政”的安排下，國民黨中央和中常會等機構，政治份量江河日下；而在“後馬英九”時代，缺少了行政資源和官場人事任命權的籌碼，國民黨中央的威信更難以重建，恐將日漸淪為各路人馬摩拳擦掌，自以為一舉奪之便足以號令全黨的一面光桿令旗。

【四】

使國民黨恐將跌落歷史舞台的最後一個主要原因，是世代。

當前，國民黨最核心、最具有理念契合度的島內支持者，主要是現年50歲到70歲上下的戰後第一個世代，他們也是當前島內擁有最主要政治、經濟、傳媒和文化權力的世代。

他們多在國民黨統治最鞏固的時期，接受了完整而平均質量不低的教育，親身經歷過台灣社會由貧至富的飛躍，見證了在威權秩序下的社會團結、高效政府、相對廉能幹練有擔當的技術官僚前輩，並和國民黨主政下的台灣，一起從童年的風雨飄搖中，陸續挺過70年代的外交危機、石油危機，並在80年代末期迎來躁動但相對平和的民主衝撞轉型過程。

進入90年代，他們的事業進入衝刺或成熟期，台灣的GDP一度達到大陸的約四分之一之鉅；而台灣在區域間的政經實力，也隨著他們的努力而臻於高峰。

在國民黨和新黨、親民黨政爭的分分合合中，他們或曾出走、或曾歸隊，又一度團結在馬英九的個人光環和國民黨在2008年所高唱的政治經濟邏輯下。

在和國民黨一起走過失去政權的慘澹時光後，他們在各個領域試圖為台灣在民進黨時期“失落的八年”趕緊補課，想“力用”大陸的成長力道，再造台灣再起的時勢；將廣闊的大陸，視為台灣經濟轉型躍升、擴大能量的“藍海”。

然而，他們的下一代─亦即廣泛參與進“反服貿學運”等社會抗爭運動的20歲、30歲上下的人群，卻已隱然把大陸對台灣可能帶來的政治威脅、軍事風險、文化衝擊和商業挑戰，看得比大陸所能為台灣帶來的機會更突出。乃至讓國民黨政府的政經布局，出現了一套明顯的“世代斷裂”─當馬英九世代的政治領袖和技術官僚、學者，自認為替台灣的產業、台灣下一代的年輕人爭取到了比外國更好的貿易條件、鋪平了可供他們逐鹿大陸市場的坦途之際，十分欠缺“兩岸命運一體觀”或“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等思想、觀念和情感基礎的台灣20歲、30歲世代，卻多選擇裹足不前，不願輕易涉足這片他們眼中，政治運行邏輯難以理解、社會文化線條相對粗疏、國族認同情感則與島內迭有衝突的神祕而混亂的大陸。

哪怕它看起來奔騰、迅猛而充滿著變化，卻有相當部分的台灣年輕人認為：這早已不是自己有機會採到果子的黑暗森林了。他們當中的一些人，放下了他們父輩曾擁有的競逐神州的氣魄或想像；只盼著它的枝枒，不要再跨過海峽，攫取自己立身故園的養分，或恣意改變小而靜美的台灣島上恬淡、單純、較有秩序的生態系。

在20歲、30歲台灣年輕人的想像中，注重貿易公平的咖啡館、手工環保的肥皂店和手工文創品、溫暖雋永的二手書坊、散發著在地特色並足以串連起當地文化脈絡的民宿兼沙龍，在台灣製造業大幅外移、科技業面臨激烈取代戰爭、互聯網商業和移動支付則因法規滯後而長年裹足不前的狀態下，變成了下一代台灣年輕人創業的理想樣板。

而這些可名之為“小清新產業”的事業，也可以跟大陸不大陸、ECFA不ECFA沒什麼關係，還散發著清香的理想主義草根色彩。於是，這些小清新產業的夢想，就被蔡英文開心悅納地收入囊中，包裝為她第一次競選時的產業政策口號─“在地經濟”，以反襯國民黨重視擴張中大企業產能，仍以外貿支撐台灣經濟發展的“陳舊”模式。

在2014年的春天，當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已然簽成、只待生效之際，一批擔心服務貿易協議會過度向大陸開放島內市場的年輕群體，更發動了“反服貿學運”，一舉掀翻了墨蹟未乾的談判桌，要求國民黨政府“撤回服貿”“重啟談判”。讓自詡已為台灣爭取到極難得市場進入條件的國民黨政府官員們瞠目結舌，碎了一地眼鏡。

由此而降，國民黨的路線和政策自信一夕盡失。在不知台灣社會邏輯和主流輿論視聽，何以對政府部門抨擊至斯、對抗爭學生同情至甚的困惑和驚惶下，國民黨開啟了一系列的大敗局。

在這次赴台觀選的過程中，我陸續見了約十位相交多年的老友。他們中的大多數，皆出身於所謂的泛藍背景家庭，各為軍人、公務員、大學教授、上市公司經理人、保守派報業中人家庭的子弟。在2005年他們陸續獲得公民權後，也都曾在不同時間點，一次或多次地支持過馬英九，或其他國民黨籍的“立委”、縣市長候選人。

但在這次的大選中，扣除兩位正在政治行業中的工作者，其他人皆無一例外地拋棄了國民黨的候選人，並表示自己的社交網絡同溫層中，表態要投國民黨的同學、師友、同事也幾近於無。

在他們眼中，國民黨並不是其父輩溫存涵泳過的那個胼手胝足、共同走過光榮、轉型和低谷的大家庭；國民黨更不是其父輩早年在台灣省籍隔閡仍嚴重時，用以標定他我身分、回應本土主義反體制情緒波瀾的情感共同體。

國民黨，固然是一個“家裡頭過去比較支持”的政黨，但是其興衰榮枯，在年輕一輩眼中，早已屬於政黨政治發展的常態現象，不須將自己的生命和氣血綑綁於其上，為國民黨的起伏悲雨洗晴。

“你也知道，認同這種東西，一旦你覺得你是誰、而你不是誰，它就不會很輕易地再改變了”，上述友人中的其中一位，如此向我分析國民黨的困境。一來，許多泛藍家庭中的年輕子弟、包括所謂的“外省第三代”，已逐漸卸下了國民黨在台灣政治市場上仍沒有完全拋棄的中國認同。二方面，在過去幾年間，由島內青年群體發動的一波波抗爭運動中，許多泛藍家庭出身年輕人，也陸續在某個時點，跨出家門，站到了國民黨的對立面。

在馬英九的八年任期中，Facebook等廣場式、開放式串連的網絡社交媒體在台灣逐漸紅火，甚至襲奪了政治資源和話題的上游，成為新聞議題最主要的發動點和策源地之一。

從2008年以來，包括為抗議動用警力過當的“野草莓學運”、為反對親大陸財團收島內媒體事業的“反旺中運動”、為反對拆遷和爭地的台北“文林苑事件”和苗栗“大埔反徵收抗爭”、和從環保議題出發，反對公營石化廠擴建的“反國光石化運動”，到為意外死亡的陸軍士兵追問冤情真相的“洪仲丘事件”，和歷經前述一波波運動醞釀，終使青年介入政治之熱情達到高峰的“反服貿學運”，以及馬英九執政末期，乘“反服貿”學運東風而起的“反核四(第四座核能發電廠)運動”，和反對國民黨政府採用拉近兩岸史觀之教學大綱的“反課綱運動”等等，無一例外地，均依循著少數青年網絡串連、釀成零星線下抗爭、網絡社交媒體擴散、主流媒體跟進、更大幅度抗議行動升溫、反對黨因主流媒體跟進而介入，最終迫使國民黨政府在滾雪球般的群情下退讓、妥協、擱置爭議或收回成命的模式。

在這樣大規模且頻繁的，由網絡輿情倒逼現實政治的政潮沖刷下，抗爭的導火索橫跨兩岸問題、環保、文化意識型態、居住正義、軍中和軍法黑幕等各個領域。一旦島內青年在任何一個問題上受到觸動、和國民黨決裂，則在其他問題上，也自然更易於傾向反國民黨政府的立場，甚至願意主動以自己的“覺醒”經歷，來“啟蒙”其他尚未和國民黨割席斷義的親友同儕。

在國族認同的遞嬗問題上，在所謂泛藍家庭中成長的青年們，他們當中的許多人認為，國民黨的腳步沒有跟上他們成長和變化的道路；在公共政策的論辯交鋒中，國民黨更早已丟失在網絡輿論中的話語權；而其在傳統媒體中的優勢，也隨著新聞工作者的世代更替，和媒體追逐讀者口味的天性而迅速凌夷。

出身於泛藍選民結構版塊的島內年輕人尚且如此，原本對國民黨即不懷好感的家庭的年輕一代選民，則更無向國民黨靠近的理由。

未來，一旦新上任的民進黨政府能夠在兩岸“冷和”之中，重新摸索出一套和大陸打交道的模式，夯實除了“九二共識”四字以外，大陸尚可勉強接受的兩岸對話政治基礎，則國民黨連自詡比民進黨更能處理兩岸關係的最後一塊比較優勢，也將被抽空。

從孫中山在夏威夷創辦興中會以來，淵源已達121年的中國國民黨，如果就此在台灣萎縮下去，逐步滑出歷史舞台的邊緣，未必算是一個特別差的終局。

從1945年光復台灣和1949年舉黨遷台以降，國民黨體制在功過相抵之後，其在政治完全開放、1987年“解嚴”之後的垂30年間，還在大部分的時間段裡，享受了黨國體制的賸餘紅利；沒有遭遇暴力推翻或體制性的清算；甚至在近三分之二的時間中，仍然掌握著執政權，甚至主導設計了台灣邁入選舉民主社會後，絕大多數的政治制度和基本遊戲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