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担心个人崇拜和“文革”重新回来，是因中国政治体制在毛泽东之后并没有根本改变。中共这一代领导人 心智形成于文革时代，张狂的基因深植在他们的思维深处，他们掌权后，这种基因很容易跳出来变异成政治价值，那些曾激动人心的革命口号，也就理所当然被虚妄 为新的政治动力和目标。

　　然而，中国社会基础已演化，民智部分已开，大多数人很难真正有热情参与文革游戏，内心难以再接受个人崇拜。那些官家推出的毛式宣传，只是徒增坊间笑话，无异使中共领导人个人受辱，也使政府的行为沦为笑料，故而谓之“高级黑”。

　　文革结束了，政治体制还在继续

　 　毛泽东死后，中共党内做出一个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最关键的是：彻底否定文革。随即，中共却将文革放进不准讨论、不准提及的禁区。这是因为中共几乎 所有领导人，即使在文革中被打倒者，也极少没有推动、参与文革，他们被打倒时被揭露的问题，例如生活腐败、丑陋历史，并非全是造反派构陷，以致他们每个人 都难以经得起深究。

　　更重要的是，文革之后，官僚体制只是做了若干调整和检修，当局所运用的政治逻辑、价值和语言系统，与文革期间没有本质差别，政治体制的核心原则、构件没有改变，还是共产党领导一切、控制一切，仍然不接受任何监督。

　　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更糟糕，毛泽东的文革是无法无天，百姓也有造反的机会。文革后的所谓“法制建设”，则以法的名义，打压民众的一切反抗，即使是针对地方官商恶行的抗议，也被当局调用公安、司法工具镇压。

　　改革开放之初，中共就高度警惕地划下一条警戒线：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如果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共这个特权集团就没办法延续下去，它既没有信心让人民自由选举，也没有胆量接受法律和舆论监督。

　 　因为中共全部的政治逻辑，都是基于中国的一切都由它说了算。强权逻辑的脆弱性也在这里，只要它打开任何一扇文明之门，无论是公开选举，还是新闻自由、司 法独立，它所有一切都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崩溃，亡党是必然的。这一点中共倒不忌讳说出来，只是它毫无根据地绑架式加上：亡国。

　　这种 刚性政治并没有因经济改革开放政策而柔化，反而因为过程中的不公平、贪污腐败（尤其是合法性腐败，即体制公然给予党政军官僚阶层的特权）使官民矛盾更难以 调和。同时，这种用不公平、不计后果的方式发展出来的经济力量，使政治体制获得了强硬的支柱，更加有理由拒绝政治体制改革。

　　即使如此，中共却没办法为今天中国政治生态提供真正令人信服的理论，从“摸著石头过河”、“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到“中国梦”，都是没有文明内涵的空洞口号，整个社会的价值混乱也就是必然的结果。

　　赶上这个时候，心智定型于文革的红卫兵一代，掌握了中国的政治与经济资源。深藏在他们灵魂中的张狂基因，正好与经济力量进行接种，从而使他们相信：毛泽东还是中国人最能接受的政治图腾，文革式的口号才是最能蛊惑的力量。

　 　所以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很自然被习近平接了过来。然而，薄熙来垮台，也许直接原因是他掉入了政治陷阱，但更深层的原因是人们怀疑他、防备他在重燃文 革；同理，习近平上台后便遇到极大危机，一封伪托要求他辞职的公开信能引起巨大回响，深层原因同样也是很多人担忧他是毛泽东再世。

　　“文革”的两大条件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50年前那样的文革，是无法重新再来一遍的。因为那样的文革与毛式统治，至少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

　　第一，人们确实期望、确实追求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公正、更平等的理想社会，这种期望和追求，具有历史的合理性、进步性，不会因为斯大林和毛泽东等人打着这样的旗号而犯下滔天罪恶而简单论定。

　 　历史演进过程已证明，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确实已经和可能失控，造成很多社会矛盾，产生很多人间悲剧，而文革有改变这一切的理想追 求在内——这种冲动，不仅在中国发生，在当时东西方许多国家不同程度地发生。文革是这种社会不满和变革现实要求的升级版，虽然文革最终以悲剧结束，但起源 于人们这一精神追求。

　　第二，多数人在当时缺乏国际比较的条件，在封闭式环境中受到官方灌输的宣传，被唤起、被要求牢记对旧体制不满的残 留记忆，在群体效应中产生出从众行为。而那个时候的社会主义，还有某种活力，这种活力所形成的情绪、意识形态，用一种敌意对待外部不可知的世界，真的认为 资本主义世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自己则是从事“崇高的事业”，享受“甜蜜的生活”。

　　然而，当改革开放大门一打开，两个条件立 即崩溃。人们发现资产主义不只是比社会主义富裕，且更自由、更人道、更有公平的规则，这当然是资本主义的进化，尤其是在二战以来，西方本身有了很多改造， 社会主义者的一些价值理念，其实已被资本主义所吸收了，至少在社会保障体系上如此。某些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北欧诸国，就常被人称之为社会主义国家。

　　这样一来，让与之竞争的社会主义国家，失去在平等公正方面的“政治优势、“道德优势”。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垮台或改帜，只剩下了中国还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显出强有力的生命力——如前面所说的，是因为它用（原始的）资本主义的力量，支撑了社会主义的框架。

　　同时，科技进步使全球信息流通更容易，虽然中共一直试图阻止人们了解真实的世界，但这种努力除了暴露中共对自己缺乏基本信心，却无法做到使中国人与世界隔绝开来。越来越多人接受许多现代（其中有不少来自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

　 　中国虽然还有些唐·吉珂德式的“毛左”，还有在改革开放过程被边缘化、甚至被这个进程所遗忘、抛弃的底层民众，但他们也是现行体制的受害者，并不真心支 持现行政府；尤其精英阶层：商人、知识分子、官员，有了独立思想能力、独立判断能力，非常清楚地知道，就政治层面而言，中国与世界相比，就是野蛮与文明相 比。

　　可以说，中国社会的主流，不会容忍文革再重新回来。那些喊文革口号的，主要是中共宣传、社会科学研究系统，他们在改革开放以来绝大 多数时间，都扮演反改革、反文明的角色，而正是这个系统人为地制造、增加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他们将中共高层领导人塑造成一个个没有人性、穿着黑西装的政 治机器，更将习近平捧为“毛二世”。

　　即便在新闻管制下，中共的各种宣传都成为网民嘲弄对象。这几年，对习近平和夫人的吹捧，为什么被人 视作“高级黑”？不管制作者是出于真心崇敬，还是遵命尽职，或是出自私利投机，要用拍马屁来升官、来自保……不管哪种动机，都无一例外地引起人们厌恶、反 感和嘲弄。习近平到北京一家包子铺吃包子，本是件平常事，却被官方媒体塑造成为一个“伟大领袖”的“亲民活动”，反弹的网民们因此给习起了讽刺性绰号： “包子”！我想，习近平一定为包子之行而懊恼不迭。

　　今天这样的中国，习近平还能成为“毛泽东第二”？当然不可能！既然不可能，又为什么将他塑造成毛泽东式的人物？是自作自受的“高级黑”，还是遭人暗算的“高级黑”？这就是一个政治黑洞。

　 　文革除了领袖独裁之外，另一个因素，是独裁者可煽动人民群众狂热地参与运动。而现在的领袖，既没有毛泽东那样的独裁权威，更没有能量煽起一场人民群众运 动。真要煽动，将魔鬼从瓶子里放出来，连毛泽东当年要收回来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现在的领袖就更没有本事控制造反的矛头，无法保证其不会转过来对准他自己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