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坡  

　　 【前注】陈坡，党史专家，1982届北京大学中共党史研究生，法学硕士。现任北京大学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本文已取得授权，转载请注明出处。

文化大革命沉思三十一

　　 学生停课闹反的疯野岁月最多两年，到67年的夺权风暴中程度不同卷入武斗的混战，已非运动的主流。到68年上半年，从中央到地方的成批当权者或管制或关牢或下放，在党内诸敌扫荡之后，毛着手恢复秩序，6月向各大军区省军区派驻了中央支左部队，平息武斗，督促大联合。毛对造反学生开始厌倦了，亲派中央警卫团官兵与工人进驻清华，为蒯大富武斗所阻，死五人，伤731人。7月28日，毛在林周江康陈谢黄陪同下召见北京五大造反领袖聂韩蒯王谭，进行严厉的训话，自称“黑手”。毛怒斥造反学生武斗不得人心，警告说：“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侯了”。并厉声宣布：“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毛的训话杀机毕露，意味着毛要收回造反的猴毛了，学生退场，军人上场，军政时代开始，文革秩序，以军管启幕。毛在对姚文元文的批语中称：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別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毛强调，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为整党创造了最好的条件。所谓整党，就是建立文革秩序。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三十二

　　 从68年5月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是转嫁文革危机以恢复秩序的传统作法。以文革时期的政治思想与政治思维，就是沒有中央文革的干预，各派政治力量也是难以实现权力分享的所谓革命大联合的。造反派显然不具备罗伯特议事规则的文明素质。阶级斗争意识与暴力革命传统只会使各路造反派更加敌视更加对抗。和平对话妥協让步服从规则是与毛式革命格格不入的。派性，是文革政治的必然。所谓大民主，是毛利用群众整肃政敌的政治手段。毛式运动的后期，总要秋后算帐，总会伴随一个恐怖的肃反阶段。因此，清队是革命转向造反指挥系统与造反派内部的标志，打击对象是所谓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与所谓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虽然有政治表现论，但翻阅毛林周江康等在文革时期的讲话，追查出身并以出身为犯罪犯错根源之论调比比皆是，这是文革中特有的两面现象，而清理阶级队伍，就是从党政军首脑机关及造反队伍中清出不听话不顺从的异己分子，出身、家庭与历史“有问题”的人，首当其冲。利用清队挟嫌报复者，亦不在少数，是文革中的反右运动。其间发生的五一六冤案，受屈者多为有异议的造反派，牵及百万之众，后果惨重，遗患无穷，是文革中非常阴暗的一页。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三十三

　　 毛文革前曾对刘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这个小指头却是十年清算。文革大致有三个阶段，造反有理、全面内战的66-68，这三年是社会大动荡时期。69-71年为第二阶段，是军管与军政时期。72-76年是衰亡的最后阶段。从66年8月《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到68年10月八届二中全会决定以“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毛以亿万人卷入大动乱的巨大代价完成了对刘少奇的彻底清算，达到了文革的预期目标。《炮打司令部》以蒯大富提供的材料指控刘邓围剿造反派，“联系到1962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可窥察毛刘分歧的历史轨迹，62年为关键。67年《红旗》5期刊发的经毛审核的戚本禹的批刘长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一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向刘少奇提出了八个为什么，其中重大政治指控是刘在抗战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建政后坚持新民主主义反对过急过快搞工商改造与合作化、56年主张阶级斗争熄灭论、三年大饥荒时期推行“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内外调整政策……戚的指控从另一个革命大批判的视角反射了从45年到66年毛刘的一些重大分歧，终于爆发于64年的社教运动，65年毛开始设局铲除刘少奇。戚文是文革中官方首次指名道姓系统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刘阅后极为愤怒，致信毛为自己申辩，后又写了对“八大罪状”的答辩，均被置之不理。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三十四

　　 刘案株连其妻王光美。文革中株连极其广泛，专案组不计其数，外调内查，冤及亿人。刘案专案人员前后近40万。王与江，是文革前与文革中领袖夫人介入政治的范例。王因桃园经验名扬天下，又与清华结下不解之缘。67年4月，清华大学组织了三十万人的批王大会，其间《三审王光美》流传甚广，传达的信息亦很丰富。关于《清宫秘史》，王答刘未说是爱国主义，关于天津讲话，王答刘是毛派去纠偏的，当时讲剥削有利生产是需要的，关于战后和平民主，王答非一人责任，刘勇于担责，关于后十条，王答刘修改的，精神是好的，关于蒯大富，王答刘未说未定蒯是反革命，关于桃园经验，王答成绩多缺点少，关于红色资本家，王答非刘讲，谁说的保密，关于戚文，王答刘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今天重观《三审王光美》，感觉王这位曾是辅仁大学留美的博士侯选人在群众围攻的压力下据实申述，实为难能可贵，有大家闺秀之风范。70年6月，刘王专案组定王为美国特务，江青要毛判其死刑，毛批“保留活证据”……文革十年，王囹圄十年。出狱后白发苍苍，未闻王对文革有多少深刻反思，是为憾事。毛倒刘念了两个魔咒，一个是赫鲁晓夫，一个是资本主义复辟，前者刘沾点边，后者与刘无缘，但刘的天津讲话有卓见。另外，毛的魔咒是有效的，迄今党内无人敢做毛的“秘密报告”。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三十五

　　 值得一提的是，与清队同时，67年下半年全国各地还涌出了所谓二月逆流以來又一次非议中央文革的“右倾翻案风”，似是文革中第一次右倾翻案风，如，江西多城市公开号召为刘邓陶翻案，国防科委的“多中心论”，上海有群众组织为陈丕显曹荻秋“鸣冤叫屈”，天津为陈里宁周杨翻案，内蒙为乌兰夫翻案，河南安阳高悬刘少奇像，南京为谭震林翻案，清华有人支持蒋南翔刘冰，外交部保护陈毅的大字报，北京有学生为二月逆流翻案，与之相反，上海炮打“大叛徒”张春桥声势浩大，北京等多地炮打谢富治，四川群众打倒中央文革支持的刘结挺张西挺……江青断言“目前右倾翻案是主要危险”。共产党员张志新，文革中挺身而出质疑毛江，批评林彪的顶峰论，为刘声辩，与抨击出身论主张人人身份平等反对等级歧视社会的思想先驱一一中学生遇罗克，为不朽的双杰。杨余傅事件后，北京造反派追究陈叶聂，叶住地受围困……68年3月，黄永胜任军委办事组组长，林受命稳定京都，军管四方，从上到下大多数革命委员会，实为军管会，主要领导均为上面指派，原有的夺权设想全面失败，造反派未实现打江山坐江山的梦想，军队干部主宰乾坤，军队干部90%以上参加过支左军管。全国山河一片红，毛虽志得意满又心事重重，民国折腾成军国，举国疮痍，九大不能再拖了。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三十六

　　 从56年中共八大到69年中共九大，十三年间未开过一次党代表大会，是中共历史上极不正常的政治状态。因为毛对八大中央有疏离乃至不滿。八大甫过，毛即对八大政治报告关于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判断表示异议，文革中则谣传刘背着毛起草并匆匆忙忙通过政治报告。文革之初，王光美面对造反派对八大政治报告的质疑，曾说，主席没看过？不过文件出来很久了，毛主席、党中央未表态。57年反右以后，毛以阶级斗争的主要矛盾论取代了八大的生产力论，58年向自然开战的高指标大跃进与共产主义实验的公共食堂导致四年大饥荒，闯下秦皇以来未有的巨祸。从59年庐山会议到62年七千人大会，党内外议论纷纷，怨声载道，毛隐忍退守。此时按例召开党代表大会，显然对毛不利。62年以后几年，为经济调整与经济恢复时期，刘主持的中央一线殚精竭虑于经济建设与科学发展，毛却日益焦虑大权旁落与赫氏的死后鞭尸以及接班人问题，故从社教迂回攻击中央一线，以反修防修为名发动文革，其中亦有利用群众反官僚特权腐化的因素，引起天下大乱，党政组织瘫痪，夺权与反夺权，全面内战，难以收场，68年借重林彪军管后，局面才趋于稳定，毛要通过全会与大会把文革合法化，同时确立新的领导层。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三十七

　　 68年10月召开了九大的准备会八届十二中全会，这个全会出席的委员不足半数，会前康生密信江青，八届中委候补中委有严重历史问题的(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占总数71%，毛讲八大刘少奇招降纳叛。故，全会只好增补中委，凑足半数。周讲话强调了两部分出席者，一是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陈康江张姚，一是军委办事组黄吴叶李邱刘贤权，全会有两大主题，一是批判对一月夺权冲击老干部不满的元勋重臣，包括聂荣臻、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贺龙、李先念。毛开幕讲话指全会应肯定文革的必要性。这是毛最关心的。周恩来讲，陈毅大骂红卫兵，说“我的检查是逼出来的”。叶剑英未制止其女儿冲击军科院，在67年1月座谈会上拍桌子拍断了骨头，讨论八条时反中央文革，自称“今天是舌战群儒”，李先念立即起哄，“不愧为元帅叶参座”。聂讲抓高干子弟是“不教而诛”。赵永夫打死三百多人，叶发电祝贺。把造反派当敌人。徐向前对在三座门静座几昼夜的学生评论说：“冻死了活该，多冻死几个”。聂荣臻搞“多中心论”，把国防科委搞成独立王国。陈云的女儿陈伟立徐向前的女儿徐鲁滨直接攻击毛与林……他们保护的是刘邓司令部。在分组会上，朱德被黄永胜指控“有野心”、“想当领袖”，康生批二月逆流是反毛，为王明翻案，否定延安整风，谢富治称：“朱德同志从到井冈山第一天起就反毛主席”……这些批判的目的，是排除异见，舆论一律。林彪总结说：二月逆流是十一中会以后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文化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树立毛的权威。另一目的，是为九届一中全会不选或少选这些开国元勋进政治局制造舆论。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三十八

　　 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另一个主题也是最重要的议题，是审查通过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刘案原由周恩来负责，因拖延不决而毛授命江青负责，江以逼供信的伪证编制三本刘少奇被捕叛变的“罪证材料”，报送中央。具体负责专案的谢富治说：“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江青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周在审议中小心翼翼，与江、康多次争论，在毛的高压下，同意了江青的定案，表示“向你学习”，并以专案组长的身份在全会上作了审查报告。耐心寻味的是，林在报告上批了“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绩的江青同志致敬”。表决时，全会只有一个陈少敏未举手。文革后，胡耀邦高度评价陈少敏的气节，在当时政治气氛下，确属不易。69年10月，刘被押送开封，11月12日，死于囚禁中。因刘案受株连冤案共22053件。毛从62年开始的清算“赫鲁晓夫式野心家阴谋家”的政治工程至此大功告成。文革中真正陷人于死无葬身之地的，就是所谓历史问题。刘案只是其中一个最典型的案例。还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也对中国政治进程将产生重大影响，全会闭幕的时候，毛建议保留邓小平党籍。区別刘邓。毛发动文革时曾讲邓是刘司令部里摇鹅毛羽扇的。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三十九

　　 九大之前，改朝换代接近完成，混乱局面仍待控制。毛从策略上为文革降溫，强调注意政策，注意调查研究，团结多数，少关不杀，“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几个反动标语算什么？教授、讲师不像军队，他们是手无寸铁”。走资派不都是坏人，“我对二月逆流的人不一定恨得起来”，子女可教，以缓和党内外紧张气氛。另一方面，如火如荼的清队在各单位制造阶级斗争与冤假错案，审查全部干部，清华1228人被立案审查，北大抓了九百人。而两校是毛亲自派人(迟群谢静宜)抓的典型。据统计，全国清队期间近20%的干部受到立案审查。革命大批判以批所谓黑六论改造思想，洗脑，其中“人性论”和“唯生产力论”为批判重点，姚文元在给毛的报告中，指苏联修正主义是建立在人道主义和人性之上的，经济上则批判刘少奇的利润挂帅、工分挂帅、计件工资、物质刺激、专家治厂等活跃经济的具体政策。与此同时，大批干部知识分子下放五七干校，大批学生上山下乡，喧嚣的城市空荡起来……69年3月，突然发生中苏珍宝岛战役，中苏关系处在战争状态，几乎引致核战争，以达到转移矛盾、消除派性与国内团结的政治目标……九大筹备期间，为自上而下指派代表，《红旗》刊文批判迷信选举，系出自毛的指示，批判迷信选举的形式主义。外松内紧，九大的全部筹备工作是由中央文革碰头会组织召集的。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四十

　　 69年4月九大在神秘的气氛中开幕。九大的主要任务仍是以党代表大会的形式充分肯定文化大革命。毛在九大期间召集人的一次讲话说：为什么来一次触及上层建筑的文化大革命，“从中央一直搞到工厂、机关、学校，过去这些不都在我们手里，大都在国民党手里，都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而且他们还有后台。”夺权，全面夺权，这就是文革的本意，文革的真实目的。为加强文革的正当性，九大政治报告概述了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即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其核心理念是63年归纳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理论主要由张春桥根据政治需要编撰的。张因此被毛重用，作为接班人加以培养。九大主席台阵线分明，有如红白脸古装戏，毛左边有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右边是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毛在九大筹备期间讲，陈毅代表左中右的右派参加大会。九大对毛营造的个人崇拜达到中共有史以来的顶峰。伴随毛出现的狂热掌声与口号响彻会议始终。这是一次封毛为神的代表大会。与发展生产力为主要任务并反对个人崇拜强调中共集体领导的八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四十一

　　 林彪在九大修改的党章中确立为毛的接班人。这是文革中的荒诞事件之一。高岗事件之后，林大隐隐于朝窥察毛的心机与政术，逐渐揣摩出一套对付与迎合毛的君臣之道，其要旨是“主席划圈我划圈”。他深谙毛的习性与心理，认为毛“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林深居简出，性格孤傲，少言寡语，亦少交往，对毛的独断政治不容异见体悟甚深，“谁不说假话，谁就得垮台”，是林的肺腑之言，亦是屈身于毛治的政治铁律。林在文革前曾较消极，奉行不轻易骑上去的审慎之道，毛当面批林想当明世宗，林不得不上位，并于八届十一全会的讲话中流露心情沉重，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据纪登奎回忆，林在文革中少有表现。他奉行“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的消极方针，突出毛，“言不离主席”，“手不离语录”，把送毛的文件由“请”和“送”改为“呈”，大事不麻烦，小事不干扰，对运动事不关已，避之千里。然而，林担有稳定军队的重任，对军队的冲击不容坐视，且严禁江青的文革小组插手军队事务，曾怒责江青乱军，其部属杨成武亦因过于投靠江青而被罢黜，直至913出走，江青未能染指军权。林主拟《军委八条》，与周共同维持大乱中军队与政府运作的基本格局。武汉事件后三个多月间全国武斗升级，局部失控，林恃毛提出“还我长城”，助毛军管，稳定社会秩序，亦使军方的权力膨胀到高峰。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四十二

　　 早在68年，中央成立的以林为主任的党史編委会拟出的《京西大纲》对林有诸如井冈山会师的突出描述，为毛否定。毛林政治分歧始于九大，当时并不为人所知。林彪事件后，周在十大政治报告有所回顾。毛委托林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林属意于陈伯达九大后致力于发展生产力的报告构想，主张从人民、国家的角度讲民富国强，周同意，但为毛否决，张、姚受毛委托起草的继续革命报告，反映了毛巩固文革与发展文革的意图，被陈伯达讥讽为“运动是一切”，陈受到毛的粗暴训斥。林结结巴巴在大会上照本宣科了毛修改的张姚报告，并回绝了张春桥请其在报告上签名。毛张姚与林周陈九大后政治目标的分歧虽然未如毛彭与毛刘公开争论却也是性质严重的……毛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借苏联“攻击”中共“军事官僚体制”即“军事官僚专政”自嘲，其实隐晦地表达了对全国军管后军人坐大的忧虑。九大选出的中委中军头占多数。毛对所有威胁其权威权力的潜在势力都有本能的警觉与防范。据有关回忆，毛在九大其间曾问林，林后的接班人如何考虑？提到张春桥。对张赏识有加。林沉默以对。林对张不屑一顾，多次评其为无名小卒，小记者，不知其冒自何处。毛林在人事上的龃龉，也为九大之后的政治斗争埋下伏笔。据相关回忆，九大后毛曾专赴苏州看林，谈林后谁接班的安排，又提到张，林仍沉默以对。毛林的蜜月注定比毛刘短促。九大开后，毛快七十七了，时不我待。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四十三

　　 九大以后，轰轰烈烈的群众性造反夺权演变为严酷的清队肃反，群众专政被纳入检举揭发告密的无产阶级专政即由工宣队军宣队主持的专案审查，如毛指示，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厂矿、机关、学校，落实到基层的每一个单位。七十年代初，中国政治又轮回到东西南北中党领导一切的旧轨，群众运动的恐怖被专案系统的恐怖所取代，这是毛式运动的必然归宿。清队的锋芒指向反革命，与“揪叛徒”狂潮相伴随的是清查莫须有的五一六阴谋集团，实为以严格的阶级路线打击前期运动中群雄蜂起的所谓坏人和异己分子，或所谓追求巴黎公社原则的“人民文革”，制造了大量以言定罪的冤假错案件。这种清查延续到文革结束。70年张志新被判无期徒刑。为落实《公安六条》，死刑判决权下放给省市自治区，遇罗克被北京军管会判处死刑。70年十个月就清出叛徒特务反革命184万余人，逮捕28万4千8百人，造反领袖蒯韩王聂谭等先后被关被审或下放改造，兔死狗烹。68年底开始干部知识分子大规模下放五七干校劳动与初高中学生成批成批上山下乡(兵团、插队、农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亿万家庭天各一方，有如生离死別，高校停办，学制缩短，教育、文化中断，样板戏独响神洲，城市短时为老炮的天空。在从喧闹到一片灰冷的社会中，从演戏到观戏，人们将听到高层深宫中传来的汹涌暗潮。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四十四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由邓陈主持的平反工程，对于中共建政以来的党内大案，只有两个维持原案不变，即反党的高饶案与反革命的林案。尺度是不再定性为路线斗争。不排除邓陈与高林历史上的私怨公恨，但其如此定案主要是维护毛三七的历史评价，保证党内高层的统一与稳定，如胡乔木所言，中共无列宁，毛集列-斯于一身，为维护中共的统治，必须树立毛的历史地位。高林于是为祭品，与之相关的人员也只有蒙冤受屈，含恨九泉。对于集权的中共，政治需要永远是权势者对待历史的指南。毛生前最苦恼的“秘密报告”终于未现，毛的标准像仍高悬于天安门城楼，毛泽东思想作为集体智慧仍是指导思想。林彪做序的毛语录早废弃了，大海航行靠舵手也不唱了。因为两案不动，国内的所谓研究者在毛林问题上多为君讳，以毛之是非为是非，不足为史，不足为信。而林的幽灵仍在祖国的土地上徘徊，本来神秘莫测的林案因而更加神秘，王年一曾慨叹林案关键性的资料甚缺。林家幸存的公主亦成为谜样人物。心理学的定律是，越被掩饰的事物，越会招引人们更大的好奇心。何况关乎千百万人命运的林案呢？好，闲话少说，试看林案一角。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四十五

　　 文革本来是毛为解决接班人问题而发动的一场内乱。因为从意识形态角度观察，很难说毛刘有实质性分歧，也更难说刘有什么修正主义理论与观念。毛刘的分歧主要是具体政策，侧重于经济、管理政策与方法。对毛的文革，刘讲老革命碰到新问题，不晓得如何办，也是老实话。按常理说，八届十二中全会与九大已解决了接班人问题，并把毛的亲密战友写进了党章，白纸黑字，江青也如愿进了政治局，自命为党内第三号人物，文革也该结束了。难道毛又疑心其亲密战友是伯恩施坦考茨基赫鲁晓夫？君王心事有谁知，董狐直笔难写实。以前，毛需要个人崇拜倒刘。现在，毛开始注意个人崇拜鼓手的幕后动机。吴法宪、邱会作与李作鹏回忆录的问世，披露了文革初期到913事件之间高层分歧与较量的不少鲜为人知内幕，以前先是毛江后是邓陈的两面之词增加了第三种从林彪立场的说法，这对全面地了解文革尤其是了解毛林从合作到决裂的过程有所助益。兼听则明，然而，所有当事人的口述与回忆都有政治、思想与心智的局限性，其中较重要的事实务须反复核实，也要结合特定的历史环境与回忆者的处境遭遇辨別其真伪，否则，又会从一个误区进入另一个误区。如，军委办事组与江青的中央文革，是权力之争，还是事关文革的原则之争？其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毛林的暗斗？邱的回忆，证明黄、吴、李、邱确曾密议联合反江，如九大选举时投江的反对票，这些毛应该是心知肚明的。另外，近来又有戚本禹的回忆，从江青立场回忆文革及王力反思录，张春桥的家信，都是研究与反思不应忽略的材料。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四十六

　　 九大后毛林矛盾的激化是否源于江青与林彪或军委办事组的冲突？或者因为军委办事组的反江俱乐部？因为汪对毛江关系的误导？或因为陈伯达被江蔑视而靠拢林？林与江是否宗派之争？林是否急于抢班夺权？在我看来，有这些因素，但都不是主要的。九大时的毛，面对两个高峰，一个是个人崇拜的高峰，一个是军头涌动的高峰。而林，是军队的代表，是当时政治气氛中众望所归的副帅接班人，与周默契合作，支持周的工作，稳定政局，总揽军权的军委办事组成员都是其忠诚部属。革命革成了“军政府”。作为一代政治枭雄权术大师的毛，不是为左右颂词迷惑的昏君，并未陶醉于胜利与万岁的欢呼中。他从未相信过任何一个战友，也不信正确路线战无不胜的神话，而是心有不安，心有所虑。对林与林的势力深怀戒心，并不在于林是否忠心，而是有了不忠的能力与实力。削军权，为个人崇拜降温，多设制衡，就是他深思熟虑的几步棋。首先，是对林的试探。毛主持九大开幕式时讲到选举大会主席团主席，说：“我推举林彪同志当主席。”林立即站立大声喊：“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林急忙摆手说：“不好，不好，毛主席当主席，大家同意请举手”。这戏剧性的一幕有深远的意味，拉开了毛林斗法的序曲。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四十七

　　 林从六十年代开始鼓吹对毛的个人崇拜，有力配合了毛对刘邓一线的攻击。到了文革，林对毛的赞美变本加利，又有了许多创新式的提法与语言，国人印象深刻，而且在捧毛时把其个人的命运牢牢隶属于毛，多次在大会小会上讲没有毛就没有他，如果贺龙朱德当权，他早掉头了……毛降温个人崇拜，矛头直指林式语言，九大前曾多次在文件中删去“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九大后不久毛到武昌，要人把其住所梅岭一号的毛语录与画像全部摘除，针对林说毛讲话“一句顶一万句”，毛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吗？”。毛自知不是神，也不甘于空虚的神位。他不愿被架空，高据云端。他还说：“四个伟大，太讨厌”。6月，毛指令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毛主席形像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规定“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70年4月，毛删去了两报一刊社论林捧毛的“毛泽东同志是当代的列宁”等“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用语。毛还让周把人民大会堂的语录牌全部摘去，并当着林面自嘲，这些王八蛋的东西没有了。7月，围绕八一社论毛“亲自缔造”与林“直接指挥”的陈张之争，毛先淡化而后又对汪讲：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毛又在忧虑“大权旁落”了。

文化大革命反思之四十八

　　 毛对林的牵制，最紧要的是权力部署。没有权就没有一切，是毛林共同的信条。对周的笼络，是双方的重心，周之地位的举足轻重，于此突显。乱世求良臣，毛林都明白这个道理。早在67年夏，林就建议周主持中央碰头会，限制江青。周在九大发言则讲了毛林井岗山会师的谀词，后为张秀川主持编写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写成“林副主席和毛主席(在井岗山)胜利会师”。党内元勋，似无一人看重江青。九大后，林指令黄吴李邱配合周的工作，后者曾为造反所苦，如许世友在九大直言，老干部都恨造反派，乐得協助彬彬有理资望高深的周。毛亦知江积怨甚多，九大后取消了文革小组，亲荐李德生为军委办事组成员兼总政治部主任，安排许世友、陈锡联进政治局，保邓党籍，留刘陈徐聂叶为军委副主席，组建了陈毅牵头叶徐聂参加的国际问题研究小组，缓和与老同志的关系，对二月逆流老战友们的恩怨已似昨夜秋风，黄河逝水，强调落实政策，反对扩大化。政治场上无永远之敌，亦无永远之友。“利”与“害”二字而已。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四十九

　　 林对毛是否放权的试探是69年10月根据毛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和基于对战争形势的估计向军委办事组发出的战备令，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以应对苏军突然袭击。被时任副总参谋长闫仲川编为“第一个号令”。命令发出后以“电话记录”(急件传阅)报毛。据汪回忆毛收到林件后命烧掉，并亲自点火烧之，为汪所阻。周询问林令事，汪以实告之，周默然并随即转告林。回首历史，温故知新。59年毛彭的公开分歧是大跃进的成败利弊，64年毛刘的公开争论是社教主要矛盾。70年毛林的公开争议则是国家主席的设废。为准备四届人大，毛3月提出修改宪法，不设国家主席。如设，建议林彪做。4月，林建议毛任国家主席，“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林还建议副主席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自己不宜任副主席。政治局多数赞成林的建议。毛又予以否决：“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国家主席之争，撇开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以林主张设国家主席就认为是抢班夺权的判断不足为取，林及支持者从未提出过林出任国家主席的主张，只有康生说过毛不做林做的意见，九届二中全会毛林分野，康生以养病为名躺倒不干了。我以为，林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是对毛的又一次信任试探。另外，林周等谁也猜不透毛想不想做国家主席。万一毛想做呢？毛林分歧的关节点不在于此。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五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