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先生称：中国病根不在文化，而在专制制度。秦晖先生作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者著名的代表人物，他的言论的影响巨大，然而他的上述错误观点的影响，则更是巨大。我今天即来专门指出“中国病根不在文化，而在专制制度”的严重错误。

我认为，作为一位“历史学家”的秦晖先生，为了捍卫孔儒文化传统，竟然说出如此经不起哲学推敲的话来，实在是令人感到悲哀。我还可以进一步指出，类似秦晖先生如此“历史学家”的观点，在中国还可能有一大片，甚至也包括最有名的美国教授余英时先生，由于他们同都是孔儒文人，为了维护孔儒文化传统，他们的基本观点，实际上全都只能是非常错误的东西。今天我只谈秦晖先生的错误命题：“中国病根不在文化，而在专制制度”。

我在前面的文章之中已专门谈到过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文化决定论”的问题。“文化决定论”绝对是正确的，而且是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真正最重要的历史规律。关于这个问题的证明，必须运用到老子的全息逻辑的理论，仅仅利用西方哲学的形式逻辑或数理逻辑的二元理论，是不可能获得正确答案的，将发生“鸡生蛋，蛋生鸡”之类循环论证的困境。对于全息逻辑来说，这样的“循环论证”问题可以避免。

秦晖先生是一个标准的中国儒家文人式的学者，显然缺乏最起码的哲学思辨能力。正是因此，他所提出的命题本身，也是不合规范的。就拿“中国病根不在文化，而在专制制度”来说，严格地讲，文化与专制制度，并不是并列概念关系，而是交叉种、属概念的关系，真正规范的提法也只能是：中国病根不在文化，而在政治。或许秦晖先生的原意也可能是如此；他所提出的专制制度，实际上也应是中国的政治制度问题。但即便如此，我也要告诉大家，“中国病根不在文化，而在政治”的命题，也仍然是错误的。对于“文化决定论”来说，应该是相反：“中国病根不在政治，而在文化”。或者说得更清楚一点，中国问题的全部病根，正就在中国传统的孔儒文化。只要中国继续坚持这个坏文化，中国问题就绝对好不了。

在进行理论的辨析之前，我们不妨先谈一谈人类的历史实践，例如西方的历史实践就明显证实了“文化决定论”历史规律的正确性。很显然，西方封建社会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过程之中，就确实遵循了“文化决定论”，而不是“政治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的历史规律。众所周知，西方历史在从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所发生的最关键的文化历史现象，即是预先经过了几乎是连续的三场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三场“文化大革命”的名称即分别被称作“文艺复兴运动”、“新教改革运动”和“启蒙运动”。尤其是著名的德国宗教社会学思想家马克斯．韦伯，他还专门写作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来阐释这场“文化大革命”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精神兴起所必然具有的最关键的价值和意义。很显然，如果没有这三场“文化大革命”，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生和兴起，就将会是很难理解的。关于其中的更详细的历史问题，本文不讨论。我只用它来证明“文化决定论”的规律确实是重要的人类历史规律。说白了，西方人用他们的历史实践，早就已经充分地证实了这条规律。下面，我们再来进行全息逻辑理论的证明。

按照老子的全息逻辑理论，关于人类社会，包括历史的“一、二、三”问题是什么？一是政治，二是经济，三是文化。按照老子的自然生成规律：道生政治，政治生经济，经济生文化，文化生万物。具体的结论则是：好政治，才可能产生好经济，才可能产生好文化。注意：这里只是“可能”，但：坏政治，必然产生坏经济，必然产生坏文化，这里才是“必然”。很显然，好政治是产生好经济、好文化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要条件。

按照老子的社会认识论规律：新生万物法文化，文化法经济，经济法政治，政治法道，道法自然。具体的结论则是：好文化，必然会有好经济，必然会有好政治。注意：这里是“必然”，而：坏文化，则经济的好坏不可分辨，同样政治的好坏也不可分辨。这里的“不可分辨”，其实更大的可能是“胡来”，这正是中国两千多年来中国政治、经济“胡来”的证明。正是在这里显示出了社会、历史“文化决定论”的规律性的结论：好文化决定好经济，决定好政治；坏文化则带来乱经济、乱政治。好文化是好经济和好政治的充要条件。

自然生成论是不必考虑人类意识的完全客观的社会、历史规律；但社会认识论则是必须考虑人类意识的同样客观的社会、历史规律。对于人类自身来说，他们的研究，应该更多地看到认识论的结论，人类的认识论也称作方法论，是蕴涵人类主观能动性作用的重要的方法论。上述的“文化决定论”正是在上述的“社会认识论”的基础上获得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自然生成论是自然规律、社会认识论是社会规律，包括历史规律。

按照老子的一、二、三和三、二、一的全息逻辑的理论：文化蕴涵经济和政治，正是因此，文化必然决定了经济、政治的重要的精神内涵。正是在上述的推理判断之中，我们看到了，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是政治决定论，也不是经济决定论，而只应该是文化决定论。也即：不是一决定二、决定三；而是三决定二、决定一。正是因此：前面谈到的“中国的病根，不在文化，而在政治”的说法是错误的。然后，我们再来具体讨论“中国的病根，不是文化，而在专制制度”的错误。

首先必须懂得，专制制度是属于什么范畴？如果是属于政治范畴，那么，上面的结论已经非常清楚了。病根表面上似乎在政治，而本质上不是，是在文化。为什么？文化的本质是什么？是社会中人类的价值观，更是人类的信仰、知识、智慧。然而，更具体地说，专制制度是什么？是社会控制的文本性的规定，是人类行为的具象法则，是属于经验层次的不变的“偶像”；它本质上受到信仰、知识、智慧的支配，而不是相反，它能够支配信仰、知识和智慧。说得更深入一点，文化蕴涵专制制度，而不是相反，专制制度蕴涵文化。前面曾经谈到，如果说文化与政治是并列的概念，而专制制度属于政治，在文化与专制制度之间进行问题的选择，是不规范的说法。很显然，秦晖先生在这里也犯了用词不当的逻辑错误。

再具体到经验知识的意义上来进行讨论，则更能够清楚地看到，真正人类社会历史的病根，只能在空间、时间、意间的第三者；更只能在政治、经济、文化的第三者；更只能在言、行、思的第三者。政治是社会整体之言，经济是社会整体之行，文化是社会整体之思。全部中国问题的根，就只能发生在中国孔儒完全“不合理”的极有害的传统文化之中。

中国孔儒的传统文化，是严重不合理的文化，所以，中国的政治、中国的经济，也就全都只能是严重不合理的政治、严重不合理的经济。我想，我的论证，已经非常地清楚了。中国人的历史，两千多年来，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对于孔儒文化的“革命”，惟一近代发生的“革命”是1919年“五四”运动中喊出的“打倒孔家店”的革命口号，以及后来中国共产党借助于这种“革命”的文化形势所进行的政治的、经济的“革命”的努力。认识不到这一点，就只能说明中国的文人们严重匮乏最起码的哲学修养，看不到问题真正的本质。西方人显然不是如此，西方人的三次“文化大革命”连绵进行了近六百年，所以才终于具有了推进社会历史前进的伟大的文明动力。中国现代也发生了一场“文化大革命”，只可惜它不是真的，而是假的。能够证明这一点的一个非常显然的事实，即中国人不仅没有彻底摧毁“孔家店”，而是完全相反，“孔家店”反而变本加厉地在今天的中国“复辟”了。就连秦晖先生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也在拼命地为中国的“文化”叫冤，认为它不是中国问题的“病根”。秦晖先生是一个绝对的现象主义者，他只看到了专制制度之害，却没有看到这个专制制度之害是怎么发生的。我来告诉秦晖先生，中国人的永远存在专制制度之害的根源，即在它是孔儒永远“亲、尊、长”文化价值观的必然产物。只要中国人继续顽固地坚持这种非人的文化价值观，那么专制制度的非人的政治之害就将永远都会在中国存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