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21日,中国山西省太原一所大学的学生手举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的画像庆祝毛泽东诞辰120周年。REUTERS)
作者按:这篇论文是为参加纪念文革发动五十周年的学术研讨会而写,全文分四个部分:一、邓小平应对毛文革遗产复活负责;二、毛的文革遗产反文明反传统反人性;三、毛是红二代的精神教父;四、毛魅影下的习近平治国困局。现由美国之音首发。 邓小平应对毛文革遗产复活负责 毛泽东是中国人的宿命和孽债,生前曾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命运,改变了近代中国原有的历史走向,把整个国家推入一场共产主义乌托邦试验场。尽 管他已经死去多年,但幽灵仍在缠绕着中国,牵制着未来中国社会的走向。而文革则是毛留给中国最大的政治遗产,一直蛰伏在朝野人心之中,时隐时现,挥之不 去,左右着当今中共最高执政者的思维方式、执政模式、话语风格和路径选择。 毛泽东发动文革,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他政治生涯中一场最大的赌博,乃至一生的归宿。文革倾注了毛一生的心血,浓缩了他全部的政治理念,是 他对中共建政后党内分歧、历史恩怨所做的一次总的清算。他自以为可以指点江山,再造历史,变共产党的党天下为毛氏的家天下,最后却被历史所捉弄,败于党内 官僚集团。死后不到一个月,江青就被囚禁,精心安排的由文革派接班的布局灰飞烟灭。毛晚年背诵《枯树赋》的悲凉心境,正是对这种结局的预感。 毛的文革遗产与中共官方的意识形态是一对孪生兄弟,前者是后者的极端形式,后者是前者的常态表现,两者同源,互为依存,剪不断理还乱。官方意识形 态一直就存在着“文革基因”,其核心是敌对思维和斗争哲学,制造仇恨,崇尚暴力。毛的文革遗产当年经过文革秀才的包装后,具有相当完备的理论形态,即所谓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概括出性质、矛盾、对象、动力、途径等六个方面的要点。本来,这只是文革秀才为毛发动文革寻找说辞的理论包装和欺骗愚 弄民众的政治宣传,后来却成为中共官方为毛遮羞的依据,用所谓的“理想主义”来掩盖毛的文革罪责。在讨论毛的文革遗产时,应该特别小心,不要落入官方的这 种话语陷阱之中。
邓扼杀批毛势头历史责任不比六四镇压小 文革浩劫后,人们痛定思痛,本来可以趁势一举彻底清算毛的罪责,从起草官方历史问题决议前召开的四千人讨论会上群起批毛的气氛,就可以看出当时党 内外的人心向背。记得当时听传达,万里在书记处会议上讲,现在是最后一次再提“毛泽东思想”。但是,邓小平扼杀了这一批毛的势头,强调毛功大于过,必须确 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否则,决议宁可不写! 按照邓定下的调子,当时理论权威胡乔木煞费苦心,试图把毛的晚年错误即文革遗产从官方的意识形态——毛泽东思想中剥离出来,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集体 智慧的结晶,而毛晚年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这样一来,毛被高高挂起,让林彪、江青背文革的黑锅,中共官方提出的“彻底否定文革”轰轰烈烈地走了过场,成 了烂尾工程,贻害深远。 邓小平刻意维护毛,从私心来说,是不想当中国的赫鲁晓夫,但从政治上来说则是为了保住党天下,不想触动文革产生的制度根源。邓采取实用主义的做 法,只在某种程度上与毛划清界限,以此为基础推动改革开放,开创自己的时代。在这一点上,邓小平缺少政治胆识和历史眼光来开创国家真正的长治久安。 其实,邓心里很清楚,对毛的评价禁不住历史的检验。九十年代初,邓向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等人承认,当年决议“部分历史是不实的”,对毛的评价 是“违心的”,可以在他们这一代走后,再作全面评价。但是,已经坐失清算毛的历史时机,以致造成今天毛文革遗产死灰复燃,困扰中国的局面。应该说,邓对此 起了关键作用,应负的历史责任一点不比六四镇压小。
邓与毛的历史渊源左右其改革取向 在邓小平时代,中共官方对毛文革错误的定性,是按照《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口径,指毛犯有全局性的左倾严重错误,被林彪、江青两个反 革命集团利用并推向极端,但没有认真加以清理,而是强调“宜粗不宜细”,文革历史的真相被刻意掩盖起来。“魔鬼存在于细节之中”,离开了历史细节,一般民 众无从了解毛发动文革的真相和罪责。再加上毛的文革遗产与中共官方意识形态的同质性,掰扯不清,结果八十年代官方的否定文革做成一锅抽象否定、具体含混的 夹生饭。 另一方面,邓小平主政后实行的跛脚鸭式的改革,造成了越来越多的社会不公和民怨,这成为毛的文革遗产复活、兴风作浪的社会土壤。不错,邓主导的改 革开放把中国民众从毛时代的贫穷饥饿中解救出来,开始过上小康生活,但其目的主要不是为了民众的福祉,而是为了挽救共产党的一党天下。这是八十年代的改革 步履蹒跚,一波三折的根本原因,也是他不能容忍胡耀邦、赵紫阳,接连罢黜两任总书记的原因所在。与胡、赵两人相比,邓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改革派,充其量只是 个半吊子的改革派。更深一步说,邓的改革取向,与毛对他有知遇之恩有密切关系,这种情结左右着他的政治判断。 在中共第二代领导人中,邓小平与毛的关系最深。早在中央苏区毛挨整时,邓就是毛派的头子而受到株连,由此得到毛的青睐,刻意扶植,作为接班人来培 养,锋头甚至超过林彪。如在淮海战役中,让邓统领二野、三野两大野战军;在中共八大时,又先林彪一步进入中央常委。中共建政后,邓一度也是积极贯彻毛的左 倾路线的得力干将,在许多事情上,邓都难脱干系,如在反右运动中担任前台总指挥;在中苏论战中,邓直接领导反修文件起草小组,参加这个写作班子的康生、王 力等后来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 正是由于这种历史渊源,毛虽然对邓小平跟着刘少奇跑不满,在文革中想整他一下,但始终留有余地,强调“邓是内部问题,刘、邓应有区别”,并给予特 别关照,允许邓可以给他写信,指定汪东兴负责照顾邓的生活。所以邓在文革中的境遇,与刘少奇、彭德怀生那种不如死的境遇有完全不同。即便是邓在文革中第二 次被打倒后,毛仍保留他的党籍,并满足邓的请求,允许他和家人在一起,可谓做到“仁至义尽”。
“ 中国模式”:邓思想和毛体制杂交怪胎 邓、毛之间这种关系,使邓小平对发动文革的历史罪人毛泽东格外宽容,高高挂起,轻轻放过。在维护毛的问题上,他甚至超过党内保守派大老陈云,在这 个意义上,可以说邓才是中共党内最大的保守派。这种对毛的暧昧态度,对一党体制的格外看重,决定了邓在政治上的摇摆性,一身兼有改革派和保守派双重角色, 只求经济发展,拒绝政治改革。这种跛脚鸭式的改革,催生了“中国模式”的权贵资本主义。 这种半管制、半市场的权力经济——通过权力寻租,通过市场兑现,是中共官场乃至整个社会深陷腐败、道德沦丧的原因。邓小平是始作俑者。邓是一个站 在新旧时代交替的历史门槛上半新半旧的人物,他一手催生了改革的胎儿,一手又掐死了改革的生机。缺少了政治改革的制衡,一党体制下的经济改革所释放出来的 人和资本的贪婪,必然像当年毛煽动文革狂热一样席卷肆虐整个社会。 六四镇压后,当邓小平在耄耋之年,终于把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写入中共十四大党章的那一刻,就为权贵资本主义大行其道打开大门。此后,所谓“改革”已经成为权贵集团的专利,造成利益分配格局严重失衡,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广大底层民众沦为改革的牺牲品。 于是,人们开始怀念毛时代的“公平清廉”,把毛看作是反抗社会不公和权贵集团贪腐的旗帜,是人民的保护神。毛的文革遗产更是成为中共党内原教旨派 批判邓式改革的利器,社会被严重撕裂,毛左和邓右两种势力水火不相容。这种局面是生前刻意维护毛历史地位的邓小平始料不及的。毛的文革和邓的片面改革,一 左一右,共同释放出来的人性恶,摧毁了中国社会的生态环境和道德伦理底线,而这正是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今天必须面对的局面。
高文谦:毛的文革遗产与习近平治国模式(二)
(参观者走过广东省汕头的文革博物馆印有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在文革期间照片的招贴画。REUTERS) 作者按:这篇论文是为参加纪念文革发动五十周年的学术研讨会而写,全文分四个部分:一、邓小平应对毛文革遗产复活负责;二、毛的文革遗产反文明反传统反人性;三、毛是红二代的精神教父;四、毛魅影下的习近平治国困局。现由美国之音首发。 毛的文革遗产反文明反传统反人性 毛的文革遗产究竟是什么,应如何界定?目前学术界有各种说法,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做出解读,五花八门,见仁见智。我不想介入各种观点的争论,因为 这对整体把握毛文革遗产的实质并没有多少帮助,更不想陷入中共官方的话语陷阱。这里,只想从宏观上加以界定:毛的文革遗产是中共官方意识形态的极端表现形 式,其理论形态是所谓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学说;文革的真实目标是夺权和清洗,换上忠于毛路线的人,最终建立毛氏家天下;文革理论和实践是反文明、反传统、 反人性的。 毛泽东是近代中国社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人物,是列宁式极权体制、中国皇权专制传统、中国底层流氓文化的集大成者,他改变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原有的 走向。中共官方史学用“革命史范式”解释中国近代历史,把它说成是“两个过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共领导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 建主义压迫的过程。但是,从一个更宏观的视野里来看,这种说法只是一种表象之谈。 近代中国的百年激荡史,实际上是世界全球化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被动卷入其中,目前这一过程仍未结束,还在继续扩张深化。从这个角度可以说, 毛是中国人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失落、抵触、挣扎、反抗、一再挫败,最后选择激进变革,以俄为师,走上共产极权道路的人格化符号。毛把整个国 家拖入一场共产主义乌托邦的试验,开启了一个狂热和恐怖的年代。
毛发动文革与“理想主义”无关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心路历程,一直可以追溯到中共建政之初,肇端是急于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狂想。斯大林死后,触发了毛争当世界革命领袖的欲 望,改变了原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间表,大幅加快对各行各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他与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约定“超英赶美”后,发动大跃 进,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刮“共产风”,结果造成全国性的大饥荒,饿死三千万人。 闯下大祸后,毛拒绝认错,在庐山会议上整肃直言谏诤的彭德怀,从此心魔缠身,自觉在党内日益孤立,大权旁落,更担心自己身后被人清算,落得斯大林 一样被人鞭尸的下场。他认定刘少奇就是准备在他身后做秘密报告的人。于是,“中国的赫鲁晓夫”的魔咒驱使着毛像唐·吉诃德一样大战风车,把中国一步步推向 通往文革之路。由于刘少奇在党内的势力已经坐大,声望日高,通过正常途径已经难以铲除,只有采取非常手段才能达到目的。发动文革,就是毛孤注一掷而采取的 非常之举。 这里之所以概述文革的历史成因,就是不想在讨论毛的文革遗产时,堕入中共官方史学的话语陷阱,把毛发动文革的动机说成是出于“理想主义”的目的, 是为了“反修防修”,“追求公平完美的社会主义”,“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等,用“理想主义”的锦被掩盖毛的真实动机。
文革:毛个人意志与极权体制结合的怪胎 毛一生嗜权如命,文革十年史就是一部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史,贯穿始终的主题就是确保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要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这是掌握在 毛及其亲信手里的委婉说法。事实上,毛发动文革非但与“理想主义”无关,反而是出于“宁可天下人负我”的极端自私——先是急于想当世界革命领袖,发动大跃 进,闯下大祸后,又怕被人清算,于是先发制人,发动文革,把整个国家拖入历时十年之久的浩劫之中。 顺便一提的是,学术界有观点认为,极权体制是产生文革的根本原因。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这是把主次颠倒了。不错,一党极权体制是毛发动文革的制 度平台,但与毛的个人意志相比,是次要因素。试问,同是在中国的一党体制下,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会发动文革吗?同样,前苏联东欧也是一党极权国家,他 们那里发生过历时十年之久的毛式文革吗?所以更确切地说,文革带有毛强烈的个人印记,是毛的个人意志与中国一党极权体制结合而产生的怪胎。
毛“人民情结”的背后是要做“千古一帝” 在清理毛的文革遗产时,除了所谓“理想主义”的问题外,毛还有另一个迷惑人之处——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也有必要加以分析。这种说法表面上冠 冕堂皇,实际上非常虚伪。毛发动文革开的是夫妻店,把党天下变成家天下,由文革派接掌最高领导权,确保自己身后不被清算,人民群众不过是他手中利用的的工 具。事实上,毛从来不以苍生为念,饿死几千万人,拒绝下罪己诏;还向赫鲁晓夫说大话:不怕打核大战,中国六亿人,死一半还剩三亿。 文革中,毛把群众玩弄于股掌之上,鼓动群众踢开党委闹革命,为他火中取栗。文革重大事件的背后都有中央文革秉承毛的旨意操弄群众的那只手,当他在 天安门城楼上高呼“人民万岁”的时候,想的是如何把火烧向刘少奇,冲垮党内反对势力。为了政治需要,毛在文革中曾多次变脸,对红卫兵、造反派始用终弃,一 脚踢开。 毛这样翻云覆雨,原因在于他刻意表现的“人民情结”和内心深处的“帝王情结”这两个角色的内在冲突:一方面,他故作代表底层民众的姿态,号召他们 起来造体制的反;另一方面毛本人就是一党体制的缔造者和官僚集团“最大的官”,享有至高无上的特权。毛虽然对党内官僚集团不满,试图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那 不过是“帝王情结”在作祟,嫌官僚集团妨碍他成为名副其实的“千古一帝”,因为共产党的江山毕竟姓党,而不姓毛。毛扶植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建立家天下的企 图受到党内官僚集团的强烈抵制,最后不得不妥协,牺牲奉旨造反的民众,回归一党官僚体制,来换取官僚集团默认事实上的毛家天下——由文革派在毛身后掌握党 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这就是文革实际走过的轨迹。 毛的文革遗产的基本特征是反文明、反传统、反人性的,深得马克思、列宁暴力革命学说的精髓,同时又带有毛鲜明的个性特征。文革中,毛那些充斥阶级 斗争、鼓吹暴力、煽动仇恨和斗争哲学的语录成为最高指示,风靡全国,诸如“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 的暴烈的行动”,“造反有理”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乃至“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八亿人口,不斗行吗?”,等等。在毛歪理邪说的蛊惑挑唆下,整个中国一片红色恐怖,成了 人间地狱,顺毛者昌,逆毛者亡。在“革命”的名义下,人命如草芥,揪斗批判,游街示众,私设牢房,血腥杀戮,冤狱遍于国中,上演了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 幕。
文革最大的罪恶:泯灭人性,释放兽性 文革浩劫对中华民族精神、传统、文化、道德伦理的摧毁,更是危害深远。毛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他以历史上的专制暴君自喻,不仅暴露了他内心 深处的“帝王情结”,而且也可以看出文革与焚书坑儒一脉相承的关系;至于马克思学说,本来就是人类文明在全球化过程中一时因运而生却经不起历史检验的乌托 邦空想。毛的文革理论和实践把马克思“与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的思想发展到极致,乃至到了反人类文明的地步,颠覆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价值观,对中华文 明的毁灭程度,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战争。文革期间,中华文明遭遇了一场旷古劫难,整个人文精神体系崩溃,只剩下一个大脑和八个样板戏。文革理念与现代 文明更是背道而驰,与普世价值——自由、民主、人权的理念水火不相容。 文革中,中外一切文化传统通通被斥为“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和“封资修”,大张挞伐,就连西洋古典音乐也不放过,自己老祖宗 的文化传统更是在劫难逃,首当其冲的便是中国传统的核心儒家文化。文革初期,中央文革指使红卫兵砸孔庙,烧典籍文物,毁历史古迹;毛后来还发动批林批孔运 动,掘地三尺,把孔圣人拉出来鞭尸。毛如此对待孔子,除了有政治上的需要外,根子在于内心深处的反传统情结和底层流氓文化意识。毛读私塾时,就曾干过砸孔 子牌位的事。毛的这种反儒倾向经过五四运动后更加强烈,文革就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一次总清算。人们说,崖山之后无中国。其实,文革才是真正的“崖山”,是 对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传统、道德、伦理的“种族灭绝”。 毛的文革遗产从理论到实践都是反人类的,摧毁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是非善恶标准与人性道德底线。可以说,文革最大的罪恶在于泯灭人性,释放出兽性,其 中对人的尊严的践踏,对精神的虐杀,对肉体的残害,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广西甚至发生吃人的现象。在文革那个狂热的年代,只要是反对毛,就是阶级敌人,就 不是人,可以做出任何灭绝人性的事情。父子相残、夫妻反目、亲友揭发、家人背叛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这不是个人家庭的悲剧,而是整个民族的人性沦丧。文 革对中国人的伤害,莫此为甚。只有彻底摈弃毛的文革遗产,全民族认真进行反省忏悔,才能使人性复苏,重建中华文明。(来源: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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