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谦：毛的文革遗产与习近平治国模式(三) (四)

中国已故革命领袖毛泽东的瓷像

毛是红二代的精神教父

以习近平成为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为标志，中国进入了红二代治国的时代。红二代普遍对江泽民、胡锦涛两代治下的社会现状不满。习上台之初，红二代曾举行 规模空前的聚会，为其呐喊造势。在讨论毛的文革遗产对习近平执政环境、治国思路和模式的影响之前，不妨先来看一下红二代群体的构成、成长环境、政治取向 等，这会有助于理解习近平上台后的所作所为。

红二代是近几年蹿红的词汇，与官二代、富二代相对应，取代了以往的太子党、高干子弟一类的说法。首先，从构成上看，指的是父辈曾投身中共革命，参与 创建红色江山；其次，从年龄看，大体是40后到60后，以文革前的老三届为主体。可以说，红二代是“红旗下的蛋”，或者说“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当 然，这只是一个大略的划分，实际的情况可能有所出入。

红二代内部等级森严

红二代内部等级森严，分三六九等，呈金字塔形，各有各的圈子。最上面的是中共开国元勋、被称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子女；其次是中共建政时，父辈职 务是地方省部级以上或军队受衔时少将以上的子女——这两类是响当当的红二代，屡出风头的将军后代合唱团就是这些人，他们是红二代的核心圈子和头面人物；再 往下是中共官场中属于高干级别（行政十三级以上）的子女；底层是中共建政前参加革命的子女。后面这两部分占红二代的绝大多数，其中分得改革红利一杯羹的不 多，多数只是小康之家，与普通民众无异。

中共建政后，革命开始吞噬自己的儿女，文革中大批共产党干部更是在劫难逃，红二代中一部分人的命运由此发生重大改变，沦为政治贱民，由红色贵族变成 “黑帮子女”和“狗崽子”。习近平就是文革前家庭遭遇变故的红二代。这里，需要注意文革前后的区别，这对理解习的性格为人很重要。由于文革前政治运动的波 及面相对小一些，挨整的人及其家庭处境孤立，更容易被人歧视，同时这些子女年龄相对较小，正是性格形成的时候。习近平在其父落难时，只有九岁，严酷的环境 直接影响到性格的形成，更善于隐忍韬晦，深藏不露，这是他与薄熙来的张狂跋扈不一样的地方。原因在于薄一波在文革中倒台的时候，薄熙来是高中生，性格已经 定型，虽然他当狗崽子时也要靠隐忍生存，但一旦环境改变，以往张狂的性格就会旧态复萌。

文革是红二代的青春情结

尽管红二代们后来各自的命运经历大不相同，但他们成长的环境是相同的，是喝党文化的狼奶长大的，毛泽东是他们共同的精神教父。红二代成长的年代，正 是中共官方所说的毛的左倾思想急剧发展即向文革一路狂奔的年代，他们青春期躁动的思想也正是定型于文革期间。文革可以说是他们的青春情结。毛的敌对思维、 斗争哲学，崇拜暴力，挑动仇恨等思想，深入红二代的骨髓，成为他们的红色基因。

譬如，文革中大行其道的毛语录“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天下者我们的天下， 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等 等，都已经融化在他们的血液里，成为集体潜意识和思维定势。

由于红二代的成长环境先天不足，完全被极权政治所主宰，他们的政治狂热到了一种违悖人性的程度，更形象地说，他们是疯狂时代产下的畸形儿。一方面， 他们在上学的年龄，被剥夺了读书的机会，而且被灌输了一整套毛思想中的歪理邪说，知识结构残缺不全，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另一方面，他们自视根红苗正，血 统高贵，有强烈的“红色江山意识”，热衷参与政治，内心有强烈的愿望和激情去捍卫父辈开创的革命事业，保卫最高领袖，保卫党，保卫红色江山。红二代后来虽 然经过命运浮沉和人生的摔打，其中不少人经历了失落、怀疑、幻灭的过程，但从整体而言，这种以保党天下为己任的人生底色始终保留下来，经过岁月的沉淀，转 变为现实政治中强烈的掌权意识。

在崇毛、家仇上红二代陷伦理困境

在如何对待毛的文革遗产的问题上，红二代普遍陷入一种内心挣扎的困境：一方面毛是他们的精神教父、红色江山的开国之父，另一方面他们的父母在文革中 又遭到毛的整肃，家破人亡。这一点，在红二代头面人物的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现代精神分析学有一个术语——俄狄浦斯情结，说的是古希腊一个弑父恋母的悲剧 故事而陷入伦理困境。红二代在崇毛和家仇的问题上，就陷入类似的伦理困境。

在红二代中，刘源、薄熙来、孔丹等人的父母都在文革中死于非命——刘少奇被活活整死，死后连姓名都是假的；薄熙来的母亲胡明在被押送回京的火车上死 得不明不白；孔丹的母亲许明因江青点名，自杀身亡。此外，林彪之女林立衡，陶铸之女陶斯亮也是同样的遭遇：林彪被迫离国，死无葬身之地，被苏联人割去头 颅；陶铸则是在重病中被强迫与家人生离死别，最后一人孤独死去。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也在文革中被关押多年，劫后余生，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认得了。顺便一提的 是，人们普遍认为习近平受其父牵连，因而对毛怀有怨恨。其实这是一个误解，毛对习家是恩大于怨。当年长征初到陕北时，毛对习仲勋有救命之恩，后来虽又整了 他，但那是为了反击彭德怀的翻案，铲除西北山头，习父遭池鱼之殃。

虽然这些红二代的头面人物在文革中的遭遇不堪回首，但他们却无法像普通人那样公开诉说自己父辈的冤死，更不要说伸张正义，告慰父辈的在天之灵。红二 代中除了少数对文革有所反思外，如陈毅之子陈小鲁、罗瑞卿之女罗点点、马文瑞之女马晓力等，多数人对文革的态度暧昧，避免公开批评文革，往往轻描淡写，避 重就轻，一笔带过。

红二代崇毛实为政治算计

在这方面，刘源的表现很有代表性。 他在回忆文革经历时说：“从十几岁起，我就在鞭子下劳改，在镣铐的紧锁中淌着鲜血。多少年，在几千个日日夜夜里，每小时我的心都在流着血和泪，每时每刻都 忍受着非人的待遇和压力。我紧紧咬着牙，不使自己变疯。”但在谈到文革祸首毛泽东时，却又竭力为他开脱，说：毛做了许多错事，也做了更多的好事，毛搞文革 的动机不坏，只能算渎职；父亲虽然惨死，但作为二把手，没有制止动乱，也是大错。

刘源这样为毛开脱，当然不仅是崇毛情结作祟，其中还有政治算计；但无论如何，这已经逾越了人伦底线。毛本来对他们有杀父弑母之仇，但饮水思源，毛是 红色江山的开创者，是他们心中的大英雄和手中权力的来源，最后崇毛情结和政治算计占了上风，家仇搁置一旁，还美其名曰“照顾大局”。子报父仇是中国传统的 伦理道德，而刘源们非但不能为父母的冤死伸张正义，反而还要把文革的罪魁祸首奉为神明，顶礼膜拜。这是一种何其荒诞的精神错乱！况且文革浩劫并不是一般意 义上的“家仇”，而是中华民族的“国殇”，无数在文革中惨死的冤魂至今仍在冥冥之中游荡，不得安息。

毛是红二代掌权的政治资产

掌权的红二代用“红色信仰”、“江山意识”、“大局意识”来为自己崇毛辩护，统统不过是托辞，是为了共同分享权力的盛宴。其中最有象征性的莫过于前 些年王光美出面宴请毛的家人，毛、刘两家“相逢一笑泯恩仇”，握手言欢；她还特别以“毛的学生”在韶山毛纪念馆留言。难道她真的忘了刘少奇在文革中是如何 惨死的，忘了自己备受屈辱的经历了吗？当然不是，她这样做，就是为了从政治上给刘源的上位铺平道路。

红二代的头面人物对这种做法心有灵犀，为了上位，都上演过类似的戏码。习近平在上台前曾三次上韶山参观毛的故居，留下一句肺腑之言：“没有毛主席， 我父亲早就被杀害了，哪里会有今天的我！”，感恩之情溢于言表。薄熙来被发配重庆，为了重回北京问鼎中央，打的也是毛牌。他曾私下表示：想来想去，只有毛 思想才是党内正资产，要回到毛。他搞“唱红打黑”就是从中获得的灵感。总之，毛是他们的精神教父、政治上的领路人，有着剪不断的精神血缘关系。掌权红二代 的政治生命、思路和手段都来源于此。

高文谦：毛的文革遗产与习近平治国模式(四)

北京一个礼品摊上，习近平和毛泽东的纪念盘并列（2014年6月4日）

毛魅影下的习近平治国困局（上）

习近平上台之初，人们普遍对他抱有希望，期待他能像其父习仲勋那样开明，解决江泽民、胡锦涛两代积累的各种社会问题，带领中国完成宪政转型。但是， 习的所作所为让人们大失所望，上台后全面左转，举毛旗，开倒车，可以说是集权有术，治国无方。更有甚者，习近平还处处仿效毛，搞个人崇拜，提出“两个三十 年不能互相否定”，为文革解咒，以至官媒年初铺天盖地对任志强搞文革式大批判，虽无其名却有其实，被称为“十日文革”，习也落得“毛二世”的骂名。习近平 为什么会这样走火入魔，重蹈文革老路？下面，试图对此作一分析评述。

习近平成为中共第五代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机缘巧合的结果，几方面的因素缺一不可。首先，得益于邓小平“隔代指定接班人”的做法。当年，邓确定江泽 民作为中共第三代领导人，但对他并不放心，又指定胡锦涛作为第四代领导人。这是邓对中共接班机制的一大创新，以防止他身后出现毛式的个人独裁。在这种格局 下，江泽民成了“夹心饼干”——上有邓小平，下有胡锦涛，直到邓死后，这种局面才改变。其次，江派和团派相争，习成了最大获益者。江不愿让团派人马李克强 接胡锦涛的班，遂如法炮制隔代指定的做法，以邓小平之道还治胡锦涛之身，力推习近平取而代之。第三，其父习仲勋形象开明，在党内口碑很好。第四，习本人善 于隐忍藏拙，表面恭顺，与人无争。后面这两个因素，是习近平胜出党内强劲对手薄熙来的原因所在。

中共高层危机共识

应该说，习近平很清楚他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多年积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已经逼近全面爆发的临界点——官场腐败已经使共产党丧失人心，薄熙来事 件更让人们看到中共高层内斗的黑幕和丑恶；更令人头疼的是，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已经好景不在，这本来是六四镇压后支撑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来源，现在由于 经济形势全面恶化，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危及共产党的执政。习痛感“亡党”的危机，他不想当亡党之君，红二代的“红色江山情结”也不允许共产党亡在他的手 里。他必须有所作为，寻找挽救之道，如果还像胡锦涛时代那样“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那将是死路一条。

这种危机感并非习近平所独有，而是薄熙来事件后中共高层的共识。人们普遍对中共高层听任习上台后大力集权感到迷惑不解，其实正是由于这种共同的危机 感，使得党内高层容忍了习近平集权的做法，同意改变胡锦涛时代“九龙治水”的局面，以应付即将到来的危机。而习近平则充分利用这一点，通过反腐抓权，摆脱 老人束缚，树立个人威权。他在十八大前曾“神隐”半个月，以退为进，要求中央授予他全权应对危机，否则就撂挑子不干，中共高层不得不表示同意。

如前所述，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把毛泽东轻轻放过，开展的所谓“彻底否定文革”只是“猫盖屎”，并没有真正触及要害问题，清算毛的历史罪责。毛仍然是 中共神坛上供奉的偶像，毛思想仍是中共执政的指导思想，不容任何挑战，是维护一党天下的镇国之器。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执政者为了获得“合法性”，就必须举 毛旗，即使政治强人邓小平也只能是偷梁换柱，打着毛旗搞改革开放。在邓时代，中国的政治模式是“邓头毛身”的二元结构——邓思想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占主导地 位，而政治架构则仍是毛建立的一党专权体制。“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就是邓思想和毛体制两者杂交的畸形怪胎。这种体制成了权力寻租的天堂，造成官场贪 腐猖獗，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越来越多的底层民众并没有享受到多少改革的好处，反而成为牺牲品，他们为官方宣传毛时代“清廉公平”的假象所蒙骗，把毛 视为他们利益的保护神和反抗社会不公的旗帜。这就是习近平上台时所面临的制度环境和社会土壤。

表面毛邓并举，实则厚毛薄邓

作为红二代，习近平本来就有崇毛情结，从薄熙来搞的“唱红打黑”中更是看到毛在底层民众中的能量。红二代虽分左中右，但他们最大的共识为毛是共产党 的“正资产”，从政的红二代更是从捍卫红色江山的角度，把毛作为政治图腾和他们掌权的合法性来源。尽管他们承接的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事业，权力地位皆来源 于此，但邓是个实用主义者，只干不说，也说不出来，说出来就是对马列毛的离经叛道。所谓“邓理论”说到底就是三论——“猫论”、“摸论”和“不争论”，对 治理国家虽然实用，但难登大雅之堂，处于“失语”的窘况。这迫使掌权的红二代从毛那里寻找执政的思想资源和话语权。同时为了挽救共产党，也需要把毛请回来 作为震慑党内贪腐势力的尊神。

但是，毛已被邓小平虚置多年，更多的只是一种政治符号，而要复活毛作为执政的话语权，一大罩门是如何为毛发动文革解套，因为否定文革是整个改革开放 时代的基石。为此，习近平上台之初刻意模糊自己的政治面目，打出一套“迷踪拳”，以“中国梦”开局，表面上毛邓并举，实则厚毛薄邓。他当中共总书记后外出 视察的第一站是深圳特区，向外显示他将继续执行邓的改革开放路线；与此同时，习提出“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接着又隆重纪念毛120周年冥辰，大力颂 扬毛的历史功绩，并率全体中央常委到毛纪念堂祭拜，后来又访延安，走古田，拜西柏坡，登井冈山。通过这一系列动作，沉寂了三十多年的毛思想重返政治舞台， 成了习近平手中统领全党、号令天下的大棒；在为毛解套的同时，习把文革的幽灵也从魔瓶中释放出来，从此魔咒上身。

抓权立威和心术权谋深得毛真传

习近平上台后，施政的突破口选择的是铁腕反腐，这是经过精心谋划的一石两鸟：共产党的腐败已经丧失人心，必须大力反腐才能救党；同时通过反腐立威， 塑造强人形象，慑服党内各派势力，集大权于一身。可以说，习在抓权立威和心术权谋方面深得毛的真传。他在上位之前，一直在等待时机，隐忍韬晦，与各方交 好，示人以憨厚老实、与人无争的印象，宁可被认为平庸无为，也绝不像薄熙来那样锋芒毕露；而一旦上台就摘下面具，一手反腐一手抓权，颠覆了十八大确定的习 李体制。

习近平仿效毛的故伎，抛开原有的党政系统，另起炉灶，以“小组长治国”，除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三大最高头衔外，还兼任多达七 个中央一级领导小组组长职务，前不久又担任军委联指总指挥，把党、政、军大权全部抓在手里。不仅如此，为了彰显他作为总书记的权威，他还把党章中规定的总 书记只是常委会的召集人，改为事实上的“主席制”，强调总书记总揽全局，重回毛时代的以党领政，让分管人大、国务院、政协等部门的常委向他汇报工作，把总 书记与常委之间的关系变为事实上的上下级关系。

选择性反腐意在保党揽权

应该说，习近平的开局不错，使出反腐、亲民、集权“三板斧”，搞得有声有色，不仅反腐为习赢得不少民心，就连对他的集权，人们也多是给予理解和容 忍，寄望他大权在握后能推动政治改革，完成宪政转型。可是，人们很快就看出习的反腐虽然声势很大，但治标不治本，在制度上毫无建树，反腐不过是为了保党天 下，而一党体制恰恰是产生腐败的制度根源，党内和社会上的腐败依旧，非但阳光法案迟迟出不了台，反而把要求公布官员财产的民间活跃人士抓进监狱，反腐作秀 已经难以再吸引一旁看戏的民众；而被反腐搞得人人自危的各级官员也看出习反腐并不是出以公心，一碗水端平，而是选择性反腐，是为了抓权，扶植自己的人马上 位，不过慑于反腐的威势，他们只能敢怒而不敢言。

习近平集大权于一身后，并没有如人们所愿启动政改，相反还在政治上开倒车，批宪政，镇压民间活跃人士，开展舆论斗争，禁锢言路；在抓权方面更是毫不含糊，咄咄逼人，炮制出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新四人帮”之说，硬把挡路的江派、团派绑在一起打。

当然，习这样做也有自己的苦衷，上位前他一直小心翼翼，韬晦避嫌，没有建立自己的班底，遍布中共政坛的不是江派，就是团派；而他的时间并不多，如果 按“台阶论”提拔自己的人，缓不济急。对习来说，江派人马虽然占据要津，但更大的威胁却是有年龄优势的团派，经过多年经营，遍布省部级，形成地方包围中央 之势。习很清楚如果不迅速改变这种局面，在党内形成自己的一统天下，一旦得罪的官僚集团反扑过来，他的结局不妙。

仿毛凸显缺乏政治智慧与能力

在反腐抓权的同时，习近平重拾毛这把刀子，对毛亦步亦趋，不仅在抓党治军中频频引用毛的语录、照搬毛的做法，如开展党内整风运动、召开文艺工作座谈 会、军队政治工作的新古田会议；而且在语言风格上也刻意模仿毛，喜欢引用粗鄙直白的俗语，如“老虎苍蝇一起打”、“洗洗澡、治治病”等；习在行事做派上也 是竭力仿效毛，把自己打造成毛那样魅力型的领袖人物。凡此种种，成为习执政的一大特色，让人感到毛时代又重新回来了。

习近平举毛旗，除了拉大旗做虎皮的政治考虑外，凸显他缺少治国安邦的政治智慧和能力的尴尬，只能拾毛牙慧，向老祖宗乞灵。习近平这批红二代从小是喝 狼奶长大的，毛是他们的精神教父，有着剪不断的精神血缘关系；文革是他们思想成长定型时期，有着他们的青春情结，留下很深的人生烙印。这种深入骨髓的崇毛 情结和文革思维定势，一遇机会便会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