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于里 为FT中文网撰稿

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每一起重大公共安全事故发生后，网上总会出现对中产阶层的嘲讽与批判声。人们期待的是事故能够成为中产阶层呼吁改革的契机，他们能够将公权力危机转化为对权力的约束与制衡、政治问责与公民权利，然而，几乎每一次事故都是以喧嚣始，以烂尾新闻终。

三 鹿三聚氰胺事故后，国产奶粉不可靠了，但中产阶层发现还可以代购国外奶粉，于是追责不了了之，相关责任人不仅转危为安有的还步步高升了；山东无效疫苗事件 后，当中产阶层发现这些无效疫苗主要流向农村地区时，他们反抗的热情顿时又削弱了；常州外国语中学建在“毒地”旁，不少人赶紧查下自己孩子就读的学区房之 前的土地用途是什么，不是“毒地”的话，他们就舒一口长气……那魏泽西、陈仲伟、雷洋等鲜活生命的接连逝去呢？这些不幸似乎指向的都是中产阶层或即将成为 中产阶层的社会精英，中产阶层的这次不满又能够持续多久？

暂且撇开这个不谈，我们所感兴趣的是，中产阶层是谁？人们关于中产阶层的“改革想象”从何而来？为何中国中产阶层总是无法兑现人们寄予厚望的“改革想象”？

中产阶层的政治属性与“改革想象”

目 前学界并没有关于中产阶层的准确定义，但从几个不同的说法里，我们也不难归纳出中产阶层的基本特征。简言之，中产阶层是一个地域在一定时期内收入水平处于 中等区间范围内的所有人员的集体，这个收入以瑞士信贷的说法是，拥有的财富（非年收入）在17.63万-176.3万元间。在此基础上，中产阶层一般还具 备这样一些共同特征：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从事脑力劳动、收入相对稳定，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产阶层也逐渐成为一种建立于经济物质基础之上的消费文化现 象，比如追求更具格调和情趣的生活方式。

但经济与物质方面的诉求，并不能完全概括中产阶层。虽然马克思、韦伯、吐尔干等在论述阶级/阶层时 看法不一，但有一点是相似的，任何阶层除了经济属性外，还有政治属性。中产阶层也不例外。在美国学者李普塞特（S.M. Lipset）看来，中产阶层的政治属性在于推动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在《民主的一些先决性社会条件：经济发展和政治合法性》一书中，他提出如下论据：

第一、中产阶层不仅学历较高，接受了良好的现代教育，而且由于其较高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通过媒体获取信息的能力方面都比较强，因此，他们不仅对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理念有更多的理解和认识，对民主主义持有较强的亲和性，而且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较高。

第二、中产阶层在劳动人口中的比例与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即产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推动着中产阶层的成长。

第三、在经济不断增长的过程中，中产阶层逐渐成长为社会的主流，并对扩大政治自由与权利，进一步拓宽政治参与的渠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最终成为推动民主化的主要力量。

第四、中产阶层的思想和行动相对理性稳健，在转型成功后又成为支撑民主政治安定而又成熟的重要力量。

也 就是说，即便中产阶层里的每个人各不相同，但他们却拥有相对一致和稳定的共同价值观，比如对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政治参与的追求，对底层的关怀、同情 与敬畏，对社会责任的自觉和承担。追溯中产阶层发展史，中产阶层在欧美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程中，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这么说，中产阶层 既是社会变革的推动器——比如对民主与自由的追求，也是社会的稳定器——他们遵循的是理性的、循序渐进的变革方式，而不是采取狂飙突进、民粹狂热的革命手 段。因此，在《中产阶层史》一书中，作者劳伦斯·詹姆斯如此总结：“中产阶层改革运动的任务应当以道德改革、生活改善、协助社会治理为重，目标应当是缓解 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

中国中产阶层的保守与犬儒

不过，太多例子证明，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属性并不明显， 他们经济上独立政治上不独立，在很多时候，只是纯粹的经济动物和生活动物。诚如开篇所言，奶粉出现问题了，他们不是争取食品安全的权利，而是走向代购之 路；疫苗出现问题了，他们不是要求追责到底，而是想法设法到香港打疫苗；面对权力腐败与潜规则，他们不是争取规则的透明、权利的公平，而是希望自己在潜规 则中获得优势……他们没有对正义的终极追求，只要灾难不是降临在自己头上就好。可以说，中产阶层呈现出保守、自私与犬儒，是一种普遍现象。

为 何如此？一方面，中国中产阶层的经济地位并非牢不可破，相反，中产阶层面临的是随时下坠的风险。一场股灾、一座房子、一场大病就可以消灭一个中产，他们上 有老、下有小，是房奴、卡奴也是孩奴，何况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知识不断贬值的大语境下，他们随时有失业的风险，但社会能够提供的保障几近没有。中产阶层不 得不疲于奔命，他们为生存而紧张、惶恐、惴惴不安，他们为保住饭碗谨小慎微、唯唯诺诺。自己尚且如此朝不保夕，又如何去保护与同情他人？

其 次，中国中产阶层很特殊的一点是，他们中的一大部分人本身就是体制的一部分。公务员、国企与事业单位、与权力相关的民营企业等，他们本身是现行体制的“既 得利益者”，这就导致他们在社会公共事务方面的立场相对保守，自觉地与敏感问题保持距离，即便有不同意见也总是保留自己的态度。比如我们时常听到青年基层 公务员工作压力大、待遇差，但实际上，他们的离职率只是“传说”。北京市团市委历时一年半开展了“北京市青年1%抽样调查”，其中专门有一类叫做“党政机 关和事业单位青年群体”。结果显示：超过六成选择一直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下去，7.6%考虑选择学业深造，只有14.8%的受访者考虑未来选择创业/自由 职业。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87.9%相信“我的家庭会过的越来越好”。

约翰·密尔早就在《论自由》里指出，体制内的人群很难从中萌芽出变 革的力量。他这样说道：“如果公路、铁路、银行、保险、大型股份公司、大学以及公共慈善事业等等，所有这些都成了政府的分支；又如果城市自治会和地方议事 会，连同目前所有交付它们管理的事务，都成了中央行政系统的附属；如果所有这些不同事业的雇员都要由政府任命和支付薪酬，乃至终其一生每一升迁都需仰赖政 府；那么，纵有再多的出版自由和民主的立法机关，都不足以使英国和其他国家变得真正自由，除了徒具自由之名而已。”埃里克·霍弗在《狂热分子》对中产阶层 的权力软骨症更是直言不讳：“不管一个言辞人之前如何抨击当局，只要他的崇高地位受到当权者恰如其分的承认，他往往会找出各种高尚理由来解释自己为什么会 站到强者一边，打压弱者。”是的，当你的收入、福利、升迁全部都依赖体制时，你又怎会轻易地挑战体制？

灾难降临，欲苟且而不得

很 多自私和犬儒的中产阶层，只想着小富即安地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像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里说的，“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 品德完全被窒息。”“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 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金钱、消费与物质，使他们的注意力从公共事务上转移。 中国的中产阶层狂热地热爱星巴克、苹果产品、日本樱花与马桶、登山与跑步，这种“文化区隔”不仅给了他们自由（财务自由）与体面的幻觉，也让他们与底层分 隔开来——这提醒着他们：即便处境不好，但我们的小日子还是不错的，不要有那么多怨言啦！

然而，在没有约束的权力面前，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不是所有的灾难，都为中产阶层留下一条逃亡的安全通道。国产奶粉不可靠，你不反抗，你想着反正可以买进口奶粉，孰料连进口奶粉都有假；疫苗事故已不是第一 次发生，你不反抗，你想可以到香港打疫苗，但现在香港不欢迎了……而更遗憾的是，有些灾难似乎更青睐中产阶层。你坐着动车打算到江南看山水，但在天灾人难 里你就踏上了不归途；你辛辛苦苦攒钱买了房子，安了家，但一场突如其来的爆炸，瞬间让这一切毁于一旦；你在小孩教育方面殚精竭虑地投入，贷款买了昂贵的学 区房，但你不敢想象，学校与“毒地”竟然只有一街之隔；你努力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毕业后找到不错的工作，拿到北京的户口，甚至买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但一个晚上你外出因涉嫌嫖娼被逮捕接着就“非正常死亡”了……

很多人选择了移民。前段时间微博上“移民爸爸”的一篇《再见北京》轰动网络， 引起无数共鸣。但绝大多数不能移民的中产阶层呢？是选择沉默和“装睡”，还是唤醒自己的阶层意识？杨绛先生去世在网络上引起了知识精英关于“知识分子是否 有权利保持沉默”的讨论，其实深刻地折射了说与不说之间的困境：勇敢说“不”有用吗？当说“不”意味着下坠的风险、恐吓与报复，你是否能够坚守？如果沉默 是每个人的选择，那么我们能指望谁来打破这万马齐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