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二十年来，美济礁、仁爱礁、黄岩岛，几件冲突，都爆发在中菲之间。当然，这除了双方的关系亲疏、力量判定之外，一个原因是：这三个岛礁对中国的战略而言都很重要。

　　注：文章不代表本站观点，题目有所改动

　　尽管被称为“一张废纸”，但南中国海仲裁结果显然大大刺激了两岸中国人，许多人是直到此刻才第一次关注这个问题。然而，这并不是一个新近的偶发事件，而是过去二三十年来局势累积矛盾的总爆发。

　　在此之前，至少我身周的绝大部分国人对此的了解仅限于以下认识：我们与东南亚的某些国家在一些小小的岛礁上有点争端，不过，那儿“自古以来”就是属于我们的。和许多人一样，我早先对南海诸岛的了解来自于教科书上的标准说法，即“九|段|线”是中国在南海的国境线，而曾母暗沙是中国领土的最南端。正因此，当我1995年进入大学读书，第一次清楚地得知在这片海域，中国所实际控制的岛礁数目其实还远不及越南和菲律宾时，确实大吃一惊。

　　(南海争端 各方所主张的领海区域)

　　当时正值1994年底中国以开始渔政船定期巡逻并建设渔港的方式实际控制美济礁，在系里订的几份英文新闻刊物如Newsweek和TIME不时会刊发一些跟踪报道。为了找到这个英文中所说的Mischief reef在哪里，我又去翻了资料，买了一份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的《南海诸岛》大地图。借着厦大有南洋研究所的便利，相关的资料和藏书尚属丰富，那时也把诸如韩振华的《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南海诸岛史地研究》等书都找来翻了一遍，但读得多了，让我深感困惑的则是越南学者阮雅等人所写的《黄沙与长沙特考》一书。它在意识形态、考证思路、史料运用上与中国的几乎没什么差别，然而它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因为双方都只选择了对自己有利兼有力的材料来论证自己的权利。如果我们要否定越南的主张，那这至少在方法论上不得不让我怀疑原先那种主张的论证是否也是有问题的。

　　之后给我带来更大冲击的是英国记者Neville Maxwell所著的《印度对华战争》一书。其中谈到中印边境争端时，印度人从古典文献乃至神话中举出例子来证明那儿自古就曾是印度人的家园，以此作为自己的权利诉求。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书中引述国际法专家的意见认为，这是完全不足以作为领土主张的依据的。有不少句子，到后来我几乎可以毫不费力地背诵出来：“从这次经验中，中国得到的沉痛教训一定是很明显的：千万不要在国家处于软弱地位的时候，谈判解决边界问题”(p.22)、“为了拒绝同邻国谈判边界，唯一可以令人接受的理由，就是硬说边界线早已存在”(p.104)、“‘谈判’一词按词典的解释是‘为了取得协议而举行会谈’，而尼赫鲁的意思则是‘为了说服对方同意印度立场是正确的而进行讨论’。这个区别从此就成为印度国内所能理解和接受的、表达印度外交政策的主要手段。”(p.151)之所以记得深刻，是因为我后来一次次地印证了书中所提到的这些观点。

　　(一份1947年的美国“地图铁证”，被认为可支持中国主权诉求)

　　在提到南海诸岛主权时，中国人最喜欢运用的论证手法就是通过文献考证的方式来证明是中国人最早发现、利用、经营着这些岛礁，尤其是所谓“地图铁证”。虽然我本人也迷恋于历史考证，但这类文献看得越多，就越让我意识到：这类考证在国际法上其实近乎毫无用处。

　　至少，越南也有一大堆，而且有许多地图的标识彼此矛盾，这其实仅能证明当时人们对这些岛屿的归属很模糊。即便是资料文献更多的钓鱼岛，如果中日之间寻求国际法裁判，其结果很可能也是日本胜出。实际上，由于历史上的人们对这类岛屿的领土、领海意识淡漠(要不是这样，也不会有争端了)，用当时的文献来证明现代的主权诉求，似乎本身就有点时代错置的意味。

　　(越南版本的南沙地图)

　　不过，附带要说的是，不少人觉得“九段线”划得那么贴近人家的国土，光看这样就知道我们太过分了“，这其实也是不成为证据，地理上的远近不是权利归属的关键，要不然，希腊也几乎把爱琴海岛屿都囊括了，贴近到土耳其边界，英国与马岛的距离也比阿根廷远上数十倍，但重点在于，你能否证明自身在那里持续地有效行使了排他性权利。

　　尽管中国人也许在感情上觉得难以接受，但国际法对这样归属的判定却可以避免更多没完没了的纠纷：在欧洲近现代史上，许多国家和民族曾对某些特定的领土有重叠的主权诉求，如果都凭借某些历史记忆或“历史上曾占领此地”，那势必将造成无穷尽的战乱纷争。很多人在听到以色列建国的故事时，下意识里会误以为其主权是奠基于“二千年前犹太人的祖先生活在此”，但那其实很难构成法律上的诉求，因而以色列人必须相信他们当时是来到了一片“无国家之地”或“无主之地”，而其领土权利来自于当时从阿拉伯人手里购买的土地契约。

　　这样，在南海诸岛的问题上，就出现了一个自身诉求和现实状况之间的巨大空白地带：按照官方的说法，那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和领海，但现实状况则是它们大多在他国实际控制之下。直至1974年西沙海战，中国大陆才第一次在南海诸岛实际有效控制了一块区域(要不是当时南越倒台在即，只怕连这个历史性机遇也没有)。1960-70年代南沙海域据称发现石油资源，越南、菲律宾对南沙的实际控制大体主要便在这一段时间，特别是1973年南越夺取南威岛、1974年菲律宾从台湾手中夺得中业岛，这两岛后来都被分别建成为越南、菲律宾在南沙的指挥控制中心。当时的中国海军几乎从来都是近海作战，虽然控制了西沙，但对南沙群岛还是鞭长莫及。冷战局势下，情形原本就极为微妙，何况1978年后国内又忙于改革开放的经济建设，邓对军事上也减少投入，此时大概也只能“戒急用忍”吧。

　　(南沙群岛各方声索线及实际控制岛礁)

　　虽然台湾一直有效控制着南沙群岛中最大的岛屿太平岛，但中国大陆真正进入南沙群岛海域，则迟至1987年。当时是以”应联合国要求建立国际海洋观察站“的名义前往永暑礁的，由于逼近越南实际控制区，很快激起双方的矛盾，最终以1988年3月14日的赤瓜礁海战摊牌告终，结局是越军失败，中国自此在南沙站稳脚跟，并从越军手里收复并稳定了永暑、渚碧、华阳、东门、南薰各礁，即”老六礁“。由于进入太迟，略大一点的”岛“都已被台湾、越南、菲律宾占有，中国大陆所能占的都是高潮位时浸入水下的”礁“，因而第一代守军普遍只能住在高脚屋内。但这一战基本稳定了当时南沙群岛各方的局势，

　　在此之后，一度又回到“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呼吁上来，但不如说，各方当时也无力改变现状;而这，终于随着中国力量的持续增长，成为唯一积极谋取改变这种均衡局面的力量。现在回想起来，1994年底之所以出现美济礁事件，这个时间、地点都绝不是偶然的;甚至可以说，这预示着之后贯彻二十年的一种新战术——或许可以称之为“南海上的切香肠战术”，即选择一个有利的薄弱口，运用渔船、渔政船等非军事力量，“悄悄的进村，开枪的不要”，驱离对方的船只，在使之无法靠近之后，再造成既定事实以悄悄地控制一个据点。这一战术近年来最成功的运用就是2012年春的黄岩岛事件：中国以不断增援的海监船挤走了菲律宾船舰，首次硬生生拿下一个岛。

　　之所以此时发力，大概不仅由于中国海军在刘华清上将的带领下开始悄然推进远洋战略，而且也因大环境的巨大变化。在冷战结束之后，美军于1992年11月撤离菲律宾苏比克湾基地——讽刺的是，此次发起南海仲裁案的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三世，当时是其母亲阿基诺夫人当政，她原本曾有意挽留美军，但由反对派控制的菲律宾参议院却裁定阿基诺夫人延长美方租约的协议违宪。

　　与此同时，1979年时苏联原本曾取得越南金兰湾25年无偿使用海军基地的权利，后来卖给中国作为游乐设施的苏联航母明斯克号，就曾在1980年和1982年两次赴南海，然而苏联解体也使得俄罗斯越来越无力维持驻军。1991年12月底，驻扎在金兰湾的最后一艘俄罗斯大型军舰返回本国，到1992年3月，俄太平洋舰队在此已仅保持3艘后勤船只。由于周边国家的海军力量都比中国更弱得多，因而这实际上意味着1994年美济礁事件时，南中国海近乎处于某种权力真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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