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泉缨曾经在他的书中得意洋洋地谈到过这样一件事：大约是在八十年代初期，“据说，……胡耀邦总书记（曾）夸我是‘国之瑰宝’”[]。但是，胡耀邦总书记到底是因为周泉缨的何种作为才将其称之为“国之瑰宝”的呢？是因为胡耀邦相信《必胜》文中的那些以“十七年红线主导论”为核心的反文革倾向的文字是出于周泉缨之手？还是因为胡耀邦非常赏识周泉缨在“四人帮”垮台后还在叫喊“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是不言而喻的。

周泉缨曾经指责罗征启“为与我交往几十年的有名的清华牌政治干部，到了今天，居然既没有真正读懂《必胜》”[]。 但是，文化大革命政治斗争的大逻辑和周泉缨在《必胜》文面世后40年的政治表演都在证明，真正没有读懂罗征启定稿后的《必胜》文之人正是周泉缨本人。行文至此，可以对周泉缨戏言如下：

当1976年金秋，当叶-华用武力拘捕“四人帮”之时，“红线主导论”已经赢得了历史性的胜利。与此同时，一个政治六合彩的巨额彩头也因阴错阳差地落入了“国之瑰宝”周泉缨的手中。然而，由于政治上的愚钝和假机灵，和对“十七年红线主导论”在共产党意识形态中的理论价值的无意识，这个政治六合彩的巨额彩头竟然被周泉缨白白错失掉了——这可能是《必胜》文写作真相中最为滑稽可笑的情节。其可笑程度堪称文革笑料之最——因为这等滑稽之事竟然发生在高智商人群聚集的清华园中。

其次，还有一个细节，似乎可以旁证周泉缨不可能是当年在《必胜》文中缜密引用《红旗》杂志社论文字的人。

通观周泉缨文革时期的全部文字，尤其是《炮轰》、《炮打》两篇文章，其中假大空的所谓观点姑且不论，单看这两篇文章文字质量，其行文逻辑之无序，文字表述之混乱，构成了周泉缨独有的“周泉缨文风”。难怪老夫子陈伯达说周泉缨文章无聊，是发神经病。而《必胜》文则段落清晰，文字洗炼，“周泉缨文风”在定稿后的《必胜》文中的荡然无存。

自文革始，周泉缨“假大空”的写作习惯保持至今，几十年如一日，没有丝毫改进。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翻阅一下周泉缨文革以后发表的诸多所谓理论性文章，诸如《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初探中华文明的宽容度》、《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十大系统性的伪命题》等等。

无论是文革时期，还是今天，周泉缨从来没有在自己亲笔撰写的文章中为了论证某一观点而引证据典的习惯（流行的毛主席林彪语录除外）。周泉缨的行文特点就是从来不对自己文章中的观点进行阐述和论证，就直接下断论。甚至将引文的观点和自己的理解混为一谈。

例如， 2016年3月周泉缨在网上散发他的新作《对特色理论的总评判》，文章开篇就说：“中国共产党通过十八大提出了既不走传统社会主义的老路、也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的政治路线。”

笔者曾为此致信周泉缨：

“老周：

十八大报告原文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而你却篡改为‘既不走传统社会主义的老路、也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的政治路线’，这其中已经加入了你自己的理解。”

总之，凡读过周泉缨文章的读者都可以感觉到，周泉缨不是一个具有认真阅读习惯的人。在文革中，周泉缨是否曾经认真阅读《红旗》杂志或《人民日报》上的文章都是很值得怀疑的一件事情。因此，在《必胜》文中谨慎引用《红旗》杂志社论文字的人不可能是周泉缨。

关于周泉缨的行文特征可以另外成文，这里不再赘言，下文语归正传。

四、周泉缨讲述《四一四思潮必胜》文写作真相

自2003年唐少杰首次在《一叶知秋》书中谈及罗征启参与《必胜》文的写作，到2010年万润南罗征启公开谈论《必胜》文的写作真相，历时大约7年。在这期间，按时间顺序排列，周泉缨对《必胜》文写作真相的表述经历了三种状态，即完全避谈；承认部分真相；完全失态。

完全避谈写作真相:对唐少杰沈关于《必胜》文写作真相的说法不置与否

2003年唐少杰的《一叶知秋》出版后，坊间有过一个评论热，其中以徐海亮和沈如槐的文章最具代表性。尤其是沈如槐的文章《史实与断语》还就唐少杰书中的那段话，即“罗征启对四派的最大‘贡献’是他比较系统、深刻地总结和归纳了四派的观点，并且在讨论和修改《四一四思潮必胜》一文时，给该文提供了许多来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著作观点的论据”专门提出质疑。

在这期间，周泉缨曾撰写文章《关于文革的红卫兵素质——评沈如槐、唐少杰、徐海亮的有关观点》。在这篇文章中，周泉缨提及了唐少杰的《一叶知秋》书。但是，周泉缨对唐少杰《一叶知秋》书中关于《必胜》文写作真相的说法，保持沉默，没有给出一个字的评论。

笔者猜测周泉缨保持沉默的原因可能有两种。

第一种可能：周泉缨根本就没有通读唐少杰的《一叶知秋》的全书。因此唐少杰书中的那段与《必胜》文写作真相有关的文字，周泉缨或许根本就没有看到。如果真是这样，周泉缨没有发表有针对性的评论也属正常。

第二种可能：周泉缨看到了唐少杰关于《必胜》文写作真相的那段文字。但是由于唐少杰虽然褒奖了罗征启，却并没有贬损周泉缨，甚至在书中专辟章节介绍周泉缨其人。因此周泉缨不想因唐少杰书中的一句话挑起争论，因为一旦引起争论只能吸引更多读者眼球，促使更多的人去关注《必胜》文的写作真相。保持沉默可能是最佳的选择。

承认部分写作真相：承认《必胜》改稿人是万润南罗征启，罗征启是终稿人

周泉缨首次提及《必胜》文的写作真相是在2006年出版的《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简称“试错”）书中。

《试错》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周泉缨介绍清华文革的文字，标题是《我心中的文革》；第二部分是文章汇编。周泉缨将他2006年以前发表的文章都收录其中。在《我心中的清华文革》之《回忆<414思潮必胜>的诞生过程》章节中，周泉缨第一次较为翔实地回忆了他撰写《必胜》文的过程，并承认罗征启和万润南曾经参与修改《必胜》文。

关于罗征启参与修改《必胜》文的情况，周泉缨是这样说的：

“为了进一步判定《四一四思潮必胜》初稿到底是否如我自己所期望那种水平，我将《四一四思潮必胜》初稿交给了我最信任的清华干部罗征启，请他对《四一四思潮必胜》初稿提出意见并进行修改。
　　罗征启取走我的《四一四思潮必胜》初稿后第二天，就把他修改后的《四一四思潮必胜》终稿送回给我。他当即表态，认为文章在理论上很有水平，而且写得也很好。同时，罗说他对文章没有作什么修改，只是他觉得文章最后一段收尾有点儿草率，因此他为我润色了一下这段文字，并加了一段列宁反极左派的语录。此外，罗征启对《四一四思潮必胜》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贡献，那就是罗在我写《四一四思潮必胜》前一两个月的样子，曾送我几本马克思和列宁的小册子，其中有一本就是列宁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因此很快列宁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的诸多观点，就被我搬进了《四一四思潮必胜》。所以罗深有感触地对某414派成员说，‘ 这小子脑袋灵，前些天我刚给他一本《“左派”幼稚病》（指列宁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他很快就自如地将理论用在《四一四思潮必胜》里了。’” []

关于万润南参与修改《必胜》文的情况，周泉缨是这样说的：

“由于《四一四思潮必胜》得到罗征启的肯定，我心中就有了底，因为在清华，得到罗的肯定，就是得到全清华理论上最高级别的肯定。接着，我决定再将《四一四思潮必胜》终稿拿到学生中去试探反映。于是，我请文工团烈火熊熊战斗组的万润南（就是后来在改革开放中创办‘北京四通公司’的万润南）为《四一四思潮必胜》终稿提意见。结果第二天万将稿子送回来时说，文章确实很好，不过应该将其中的两个段落顺序倒个个。我没有当即反驳万的意见，而是当着万和罗征启的面，重复了万的意见，罗听了即可反对，因为罗坚持认为文章原来的段落顺序很好。”[]

2010年7月，周泉缨在香港出版《关于“国家兴亡之道”之答疑》书。在此书中周泉缨再次谈及万润南当年参与改稿《必胜》文之事。周泉缨这样说：

“说起来万润南还曾经有恩于我：一是文革中他是我重要的大字报《414思潮必胜》的两个改稿人之一” []。

归总周泉缨的上述文字，其要点如下：

第一、周泉缨承认罗征启和万润南是《必胜》文的改稿者。罗征启不但是《必胜》文的改稿者，而且是《必胜》文的终稿人。

第二、罗征启对《必胜》文没有做什么改动。只是在文章结尾加了一段列宁反对极“左”派的语录，并润色了一下文字。

第三、周泉缨虽然承认万润南是《必胜》文的“两个改稿人之一”，但万润南对《必胜》文所做的具体贡献，周泉缨无一表述。只说万润南建议变动段落顺序，但这个建议被罗征启否决。依照周泉缨的说法，万润南对《必胜》文的贡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周泉缨又曾说万润南“有恩于我”，似乎前后矛盾。

第四、《必胜》文中的引用的列宁的观点来自列宁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而《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小册子是罗征启在周泉缨写作《必胜》文前几天交给周泉缨的。罗征启还在《必胜》结尾处加了一段列宁反极左派的语录。

   周泉缨上述文字可以归结为一句话：罗征启万润南虽然参与修改《必胜》文初稿，但是由于《必胜》文的思想观点、文字结构、行文逻辑在初稿中就都已定型，所以罗征启和万润南对其没有做什么改动，只是润色了一下文字。因此，不只是万润南，包括罗征启在内，对《必胜》文所做的贡献可以完全忽略不计。

完全失态：周泉缨不敢正视写作真相细节，旁顾而言它

在万润南和罗征启开口讲话之前，周泉缨给人的印象似乎并不忌讳在他的文字中谈及万润南和罗征启当年参与改稿《必胜》文之事。因为周泉缨在自己的文字中已经最大限度地弱化了罗征启和万润南对《必胜》文所做的贡献。所以周泉缨在谈及万润南和罗征启与《必胜》文的关系时，尚能保持某种矜持度。

但是，到2010年秋季，当罗征启和万润南开口讲话之后。周泉缨就完全失态了。周泉缨连续撰写了四篇文章[]，发表在清华校友网上，与罗征启和万润南扯声争吵。

在这四篇文章中，周泉缨完全不敢直面万润南罗征启提及的《必胜》文写作真相中的具体细节：

例如，《必胜》文的主标题“四一四思潮必胜”是不是来自万润南的原稿件；

例如，《必胜》文前半部是不是万润南撰写的，《必胜》文的后半部是不是罗征启改写的；

例如，出现在第二章节《派性的规律性》的那段“社会上有哪些派别，大学生必然的而且不可避免的有哪些派别”的列宁语录及其相关议论文字是不是出自万润南之手：

例如，李兆汉是否参与了《必胜》文的修改，并为《必胜》文引录了诸条列宁语录；

例如《必胜》文修改稿是否被周泉缨烧毁？为什么要烧毁？等等，等等。

周泉缨在谈及《必胜》文的写作真相时，只是谨慎地将《试错》书中的关于写作真相的那一段文字誊抄过来（见注释文字[25]、[26]），并删除了其中的以下文字：“此外，罗征启对《四一四思潮必胜》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贡献，那就是罗在我写《四一四思潮必胜》前一两个月的样子，曾送我几本马克思和列宁的小册子，其中有一本就是列宁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因此很快列宁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的诸多观点，就被我搬进了《四一四思潮必胜》。所以罗深有感触地对某414派成员说，‘ 这小子脑袋灵，前些天我刚给他一本《“左派”幼稚病》（指列宁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他很快就自如地将理论用在《四一四思潮必胜》里了。’”。周泉缨删除这段文字的用意可能还不止于要弱化罗征启对《必胜》文的贡献。其中的奥妙容笔者另篇再议。

周泉缨在这四篇文章中用他惯用的假大空的话语，旁顾而言它的方式，与罗万二人东拉西扯，并挥舞政治大棒企图用政治恐吓让万罗二人闭嘴。现摘录周泉缨的失态文字如下：

“万润南在贴子里除了玩弄他的超级流氓手段，恬不知耻地充当罗征启伪造《414思潮必胜》历史的马前卒之外，”“促进我们在清华校友网，拉开了回答万润南贴子提出的重大政治问题的惊世大讨论的序幕”[]；

“万润南向我发动超级流氓式的攻击，其根本原因，不是万润南自己对《414思潮必胜》的著作权有什么兴趣，而是万润南对剥夺周泉缨已经拥有的《414思潮必胜》的著作权有兴趣，因为万润南可能认为，这一招很可能能刹住周泉缨对万润南所在的民主派的命根子——西方民主思想的锐不可挡的攻势。”[]；

“罗征启与万润南等连手通过中国民主派的著名刊物‘炎黄春秋’的《罗征启访谈录》，伪造《414思潮必胜》的历史，篡改《414思潮必胜》政治实质，毁坏我的政治名誉，并将自己历史地定格为某种政治英雄，又是重演了他热衷与搞政治小动作谋取自己政治利益的丑恶把戏”[]；

周泉缨在文章最后，仍感犹言未尽，但却言无可言，于是竟然神经质地高呼起万岁来：

“文化大革命伟大的试错精神万岁！”

“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为了解放全人类试图彻底清算资本主义私有制劣根性的伟大的试错精神万岁！”[]

周泉缨之失态还不止于此。由于万润南在谈及《必胜》文写作真相时说了一句“你（指周泉缨）扪心自问一下，《四一四思潮必胜》这篇文章，里面有一个字是你写的吗？” 于是，周泉缨以其人之道，还治以其人之身，他在2014年5月散发的《关于<414思潮必胜>创作史的备忘录》中写到：“事实上万润南对《必胜》一个字也没有改，一条有效的意见也没有提” []。既然万润南对《必胜》的贡献可以等效为零，那么周泉缨在《关于“国家兴亡之道”之答疑》书中所言“说起来万润南还曾经有恩于我：一是文革中他是我重要的大字报《414思潮必胜》的两个改稿人之一”又从何说起呢？古人云，言而不信，何以为言。周泉缨出尔反尔，不足为信。

从连篇失态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万润南和罗征启关于《必胜》文写作真相的发言确实深深地刺激了周泉缨。周泉缨这样述说自己的心情：

“罗征启和万润南，在我周泉缨的生命还没有终结的今天，居然敢于当着我的面发出上述有关《414思潮必胜》诞生过程的指认，真是让我领受了有生以来最毛骨悚然的一次精神刺激！他们给于我的精神刺激，无疑是我人生的一大悲哀”[]。

尽管周泉缨在这次事关《必胜》文写作真相的争吵中表现得很失态，说了许多与《必胜》文写作真相毫不相关的话，但是周泉缨还是讲了下面这样一段谦卑之言：

“痛定思痛，我很后悔当初在中学时代偏好数理化和历史，而不好好学习语文，因此进大学后写文章的能力实在太差，如果我在文革中有清华团派理论家叶志江的文学水平，或者我在文革中有我现在的夫人陆平威在身边帮助我修改大字报，那么我的人生肯定能够避免‘告别罗征启、万润南’这一劫了” []。

周泉缨曾在在《试错》书中说，周泉缨给罗征启对《必胜》文的贡献是“润色文字”。现在又承认自己在“中学时代偏好数理化和历史，而不好好学习语文，因此进大学后写文章的能力实在太差”。实际上，周泉缨是用一种看似谦卑的口气坚持住了自己在《试错》书中所设置的底线，即只承认罗征启对《必胜》文的贡献只局限于润色《必胜》文的文字而已。

为了全盘抹杀万润南对《必胜》文所做的贡献，周泉缨这样说：“我在‘烈火熊熊’战斗组通过印甫盛让万润南拿着《必胜》终稿去‘文艺社团’抄成大字报时，《必胜》终稿上除了有我和罗征启的笔迹之外没有第三个人的笔迹。”[]

但是，关于当年《必胜》文的终稿件，万润南、罗征启却有另外的说法。

万润南说“一位叫周泉缨的同学写的《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周同学请罗征启帮他修改。……我当时正独立地写作另一篇文章《四一四思潮必胜》。……。当时用这个题目的大字报已经有多篇，……罗征启邀请我参与对周泉缨那封信的修改，于是我把尚未发表的文稿贡献了出来，成为大字报的前半部份。”[]

罗征启说：“他（指周泉缨）当场把我们修改的底稿及所有文件数据全部烧了。”[]

汇总罗征启和万润南的说法读者可知，《必胜》文的原底稿包括周泉缨起草的《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和万润南起草的《四一四思潮必胜》。而这些底稿及其其它资料后来均被周泉缨烧掉了。因此，由万润南交付文艺社团的应该是一个定稿后的誊抄件。由于周泉缨没有参与《必胜》文的定稿，因此，这个誊抄件上不应该有周泉缨的笔迹。

周泉缨承认是“万润南拿着《必胜》终稿去‘文艺社团’抄成大字报”[]。如果真的如周泉缨所说，万润南对《必胜》文没有一个字的贡献，为什么是万润南而不是周泉缨将《必胜》文交到“文艺社团”呢？

总之，周泉缨的说法和万润南、罗征启的说法相去甚远。这其中肯定有一方在说谎。

五、关于《四一四思潮必胜》文“知识产权”归属问题的讨论

在本文即将结束之前，讨论最后一个问题，即《必胜》文的“知识产权”的归属问题。之所以要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有些清华文革人，包括周泉缨本人在内，在有关《必胜》文“知识产权”归属问题的表述中呈现出不应有的无知和误解。

关于《必胜》文“著作权”的讨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简称《著作权法》）第九条规定“著作权人包括：（一）作者……”；

《著作权法》第十一条规定：“著作权属于作者，……”；

《著作权法》第十三条规定：“两人以上合作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由合作作者共同享有”。

显然，《著作权法》对著作权认定的程序是：首先确认著作的作者是谁，然后确认著作权的归属。也就是说，当著作的作者尚未明确之时，谁是著作权人也就无法确定。

是著作，其著作权就应该有所归属。《必胜》文是一篇著作，所以，它的著作权应该有所归属。因此，在关于《必胜》文写作真相的争吵中，在谈及《必胜》文的著作权的归属问题时，周泉缨雄赳赳气昂昂地说：

“万润南运用超级流氓手段，剥夺周泉缨已经拥有的《414思潮必胜》的著作权的企图完全是徒劳的，……”[]；周泉缨还说：“因为《414思潮必胜》著作权在我手里，大大有利于我论证”[]。

孙怒涛在谈及《必胜》文的著作权的归属问题时说：

“无论周泉缨具体写了多少，罗征启、万润南具体改了多少，整篇文章的思想是代表了周泉缨的。即便极言而之，如万润南所说周泉缨没写一个字，《必胜》的著作权还是属于周泉缨的。周泉缨属名了，被抓了起来坐牢了，他没有把罗征启、万润南等‘共犯’咬出来”[]。

万润南在谈及《必胜》文的著作权的归属问题时也说：

“《四一四思潮必胜》这篇文章，当时由周泉缨署名，而且也由他承担了全部责任。所以，其作者，当然是周泉缨”[]。

周泉缨、孙怒涛、万润南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认为《必胜》文的著作权天经地义地是属于周泉缨的。周泉缨本人没有给出《必胜》文著作权天然归属自己的理由。孙怒涛和万润南为周泉缨独享《必胜》文著作权归纳出了三条理由：

第一条理由：周泉缨在《必胜》文上属名了；

第二条理由：周泉缨因《必胜》文被抓了起来坐牢了，承担了全部责任，且没有把罗征启、万润南等共犯咬出来；

第三条理由：《必胜》文整篇文章的思想是代表了周泉缨的，即使一个字不写。

但是，上述这三条能不能成为周泉缨独享《必胜》文著作权的正当理由呢？下面我们就逐条进行讨论。

一、周泉缨在《必胜》文上署名了吗？

孙怒涛和万润南都说，周泉缨在《必胜》文上“属名了”，所以《必胜》的著作权是周泉缨的。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众所周知，周泉缨并没有如孙怒涛和万润南所言在《必胜》文上署名“周泉缨”三个字。《必胜》文的署名只是一个化名“东方红战团一战士”。而参与《必胜》文写作的也不只是周泉缨一人。孙怒涛已经认定罗征启、万润南是《必胜》文案的“共犯”。既然是“共犯”，那么他们就应该有权与周泉缨共享《必胜》文的著作权。

延伸一下话题：周泉缨在《我心中的清华文革》中谈到过有两个女同学曾参与了恶攻陈伯达的大字报《炮轰》和《炮打》的起草、抄写和印刷。周泉缨将她俩称为自己的“助手”（不知是何人给周泉缨配备的？）。她们是杨忌非女士、赵素娥女士[]。

周泉缨这样介绍赵素娥女士的：“赵爱读书，善思考，文风严峻，凡经她手改的文章，一般地讲都可以一锤定音；…… 她为我锻造划时代的哲学和政治理论体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周泉缨这样介绍杨忌非女士的“思路敏捷，文笔流畅，写作能力很强，我的《炮打陈伯达之二》（即《炮打》）这张大字报，就是在她的帮助下完成的。杨让我最赞赏的地方是她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我提出的新观点有序地丰满起来” []。

   依据周泉缨对杨赵二位女士的介绍，笔者有一猜测——杨忌非女士和赵素娥女士很有可能也参与了《必胜》文初稿——《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的写作。否则，周泉缨所谓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和“将我提出的新观点有序地丰满起来”又从何谈起呢？

总之，不但《必胜》文的著作权人需要重新勘定，就连那两张恶攻陈伯达的大字报《炮轰》和《炮打》的著作权人也需要重新勘定。

《炮轰》文的署名人也不是“周泉缨”，而是“清华井冈山四一四伟大转折纵队00支队”。其文的泡制者是杨忌非、赵素娥和周泉缨。

《炮打》的署名人是杨忌非和周泉缨。这是周泉缨在《必胜》、《炮轰》、《炮打》三篇成名作中唯一的一张署名大字报。

根据《著作权法》第十三条的规定，《炮轰》和《炮打》的著作权，显然也不应该由周泉缨一人独享，而是应该由周泉缨、杨忌非、赵素娥三人共享。尤其是杨忌非女士，还为此坐了牢。此牢狱之灾给她一生带来的困扰是可想而知的。

二、周泉缨坐牢和《必胜》文著作权归属之间有兑换关系吗？     

孙怒涛认为“周泉缨因《必胜》文被抓了起来坐牢了，且没有把罗征启、万润南等共犯咬出来” 所以《必胜》的著作权是周泉缨的。孙怒涛此说中的事实真相和逻辑推论都很值得商榷。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周泉缨坐牢的直接导因是因其恶攻陈伯达，而不是参与撰写《必胜》文。退一步讲，即使周泉缨是因为写作《必胜》文坐牢，但是坐牢和著作权之间没有任何兑换关系——中外著作权法中都没有这样的规定。

还有，孙怒涛认为，由于周泉缨在关押期间“没有把罗征启、万润南等‘共犯’咬出来”，所以周泉缨享可以因此而享有《必胜》文的著作权。

周泉缨在关押期间到底有没有把罗征启、万润南等‘共犯’咬出来似乎并不是一桩悬案。

按照罗征启的说法，周泉缨在监狱里曾交代说，罗征启和万润南参加修改了《四一四思潮必胜》。1974年。罗征启曾询问过出狱后的周泉缨是否曾在监狱里向警方承认罗征启修改过《必胜》文，只是周泉缨出狱后对此事不置可否，旁顾而言他[]。

周泉缨在2010年的文章中承认，他在监狱里交代了“罗征启和万润南曾经帮助我修改《414思潮必胜》这件事”[]，也就是说，周泉缨在坐牢时已经把“‘共犯’咬出来”。

如果按照孙怒涛的逻辑推理，是否周泉缨就因“咬出”了“共犯”而无权享有《必胜》文的著作权呢？

此推理当然不能成立。如同坐牢和著作权之间没有兑换关系一样，“咬出共犯”和著作权之间也没有抵消关系。从法律的角度看，只要周泉缨参与了《必胜》文的写作，无论周泉缨是否把罗征启万润南等“共犯咬出”来，都不影响他享有《必胜》文的著作权——当然不是独享，因为“共犯”已经被“咬出” ，所以著作权也就只好共享了。

延伸一下话题：周泉缨曾在他的《试错》书中指责杨忌非女士在狱中变节[]。但周泉缨“咬出共犯”算不算“变节”呢？周泉缨在指责杨忌非女士变节的同时，却为自己的“变节”行为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说自己之所以“变节”是出于“政治上的光明磊落” []。

同是向党和政府坦白交代，杨忌非女士就是“变节”，而周泉缨就是“政治上的光明磊落”，做人怎么可以如此双重标准？周泉缨在《试错》书中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