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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四思潮必胜》的终稿人是周泉缨吗？ ——《四一四思潮必胜》写作真相考 （之一）
朗 钧
目录
序言
一、万润南罗征启讲述《四一四思潮必胜》文写作真相 万润南讲述《必胜》文的写作真相 罗征启讲述《必胜》文的写作真相 二、唐少杰讲述《四一四思潮必胜》文写作真相 《一叶知秋》披露《四一四思潮必胜》文写作真相 沈如槐指责《一叶知秋》
三、关于“红线主导论”的讨论 《四一四思潮必胜》文中转述的“红线主导论” 王力-关锋是“红线主导论”的阐述人 是谁把“红线主导论”写入《四一四思潮必胜》文？
四、周泉缨讲述四一四思潮必胜》文写作真相 完全避谈写作真相: 对唐少杰沈关于《必胜》文写作真相的说法不置与否 承认部分写作真相：承认《必胜》改稿人是万润南罗征启，罗征启是终稿人 完全失态：周泉缨不敢正视写作真相细节，旁顾而言它
五、关于《四一四思潮必胜》文“知识产权”归属问题的讨论 关于《必胜》文“著作权”的讨论 关于《必胜》文“专利权”的讨论
结束语
《四一四思潮必胜》的终稿人是周泉缨吗？ ——《四一四思潮必胜》写作真相考 （之一）
朗 钧
内容提要： 文章首先呈现和讨论万润南、罗征启关于《四一四思潮必胜》写作真相的有关文字。 文章接着呈现唐少杰关于《四一四思潮必胜》写作真相的相关文字，并对沈如槐评述唐少杰文章的观点展开讨论。 文章重点指明：所谓“红线主导论”是文革时期中央高层反文革势力逼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做出的一个官方表述。这个表述在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体系中没有丝毫意义，只是一个权宜之论。但是，“红线主导论”却是党内反文革势力质询文革合理性的重要理论依据。所谓“红线主导论”的阐述人是王力和关锋。“红线主导论”是“四一四思潮”的核心构成，可视为“本征四一四思潮”——这是清华大学“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的文革杰作。 文章还呈现和讨论周泉缨关于《四一四思潮必胜》写作真相的相关文字。 文章最后就《四一四思潮必胜》与“知识产权”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
正文 ：
序言
1967年8月初，清华校园里出现一张署名“清华井冈山414总部东方红战团一战士”长篇大字报《四一四思潮必胜——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简称《必胜》）。据说，这张大字报的作者是汽车系66级学生周泉缨。 据清华文革人回忆，《必胜》文面世伊始，影响力并不是很大，且扩散范围也很有限。大多数人，不管是老团还是老四，几乎没有人有耐心看完全文就掉头走了[]。 9月16日，清华园又出现虚拟署名“清华井冈山四一四伟大转折纵队00支队”的大字报《重炮猛轰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袁世凯式的人物——陶铸》（简称《炮轰》）。此文明显是在影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据说《炮轰》的泡制者是杨忌非、赵素娥、周泉缨。 三天后，杨忌非和周泉缨贴出实名大字报《炮打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袁世凯——评陶铸之流1967年6月重版的一篇文章》（简称《炮打》），攻击矛头仍然指向陈伯达。 10月17日夜，周泉缨被团派群众扭送公安局。 10月27日，针对周泉缨在大字报《炮轰》《炮打》中混乱的文字表达，陈伯达轻蔑地说：“清华有个学生，不知怎么发了神经病，要揪出窃取文化大革命成果的阴谋家陈伯达，文章写得很长，很无聊，我不想看” []。 翌年7月28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五大学生领袖。谈话中，毛泽东直言“四·一四必胜思想我不能接受”，但同时又称周泉缨是“四一四的理论家”。毛泽东惯用的嘲讽和揶揄溢于言表[]。嘲讽揶揄之后，毛泽东吩咐卫戍区司令温玉成开释周泉缨。 但是，周泉缨并没有被立即无条件释放。而是从功德林看守所被转押至北苑少年管教所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在那里，周泉缨与其它刑事的和政治的青少年未决犯经过两个月的认罪学习之后一道被放还社会。 毋需质疑，周泉缨和《必胜》文确实因毛之钦点而扬名天下了。于是，人们开始回过头来关注那篇让周泉缨一生为之激动不止、骄傲不已的《必胜》文，看看其中到底都写了些什么。 今天，在周泉缨获释48年后，以“《四一四思潮必胜》写作真相考”为题目，撰写系列文来系统地讨论《必胜》文的写作真相是不是显得有些荒诞？此荒诞无异于质疑母鸡下蛋，抑或是质疑蛆蛹化蝶。周泉缨理当享有《必胜》文全部的“知识产权”难道还需要考证吗？ 然而,此种荒诞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且已经持续了近50年。2010年秋天，清华大学文革校友网上发生的一场关于《必胜》文写作真相的争吵就是对此种荒诞的揭露。
一、万润南罗征启讲述《四一四思潮必胜》写作真相
2010年6月，笔者在美国华文刊物上发表《浅析清华大学“四一四串联会”成立的时机选择及其它》（简称《时机》）。此文被转发到“独立评论”网站上，并引来众多评议。针对《时机》文中关于“谁是‘四一四’的灵魂人物”的讨论，BBS上出现这样一个跟贴： “2010-06-11 07:56:06作者: 欧阳伯： ……万润南对老王说过，“414”的灵魂人物是他。“414思潮”就是万润南思潮；“414必胜”就是万润南必胜。老万还健在。可以问他[]。” 出现在美国网站上这个跟贴虽然不起眼，却第一次在开放的网络空间向世人暗示——《四一四思潮必胜》文的写作真相似有隐情。 2010年深秋，清华文革校友网上发生了一场关于《四一四思潮必胜》文写作真相问题的争吵风波。争吵的双方是清华文革校友周泉缨和万润南。此风波首次将《必胜》文的写作真相问题暴露在大庭广众面前，也迫使文革研究者不得不去认真地重新审视和研究《必胜》文及其写作真相。
万润南讲述《必胜》文写作真相
2010年11月初，清华文革校友万润南[]在清华校友网站贴出帖子，指名道姓毫不留情地对《必胜》文的公认作者周泉缨说： “周泉樱：……你从来就没有走出过文革。看来当年一篇《四一四思潮必胜》，让老毛提了一下，就变成了一块痰，让你痰迷心窍了一辈子。而且，你扪心自问一下，《四一四思潮必胜》这篇文章，里面有一个字是你写的吗？我和老罗[]私下议论过，写这篇文章，对我们而言，是往事一段；对你而言，是一生的辉煌。而且，你为此坐了牢、吃了苦，付出了代价，所以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说过什么。（老罗接受杨继绳的访谈，和盘托出了《必胜》一文出笼的经过，但暂不让公开。）看来，这反而是害了你了。今天，我索性大喝一声，在你背上击一猛掌，帮你把这口痰吐出来，也许，你的心智就正常了。”
万润南还说：“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这篇文章的‘文字’，前三段的每一个字，出自我的笔下；后三段的每个字，则是老罗写的。参加构思、讨论，并提供了一部分列宁语录的，是李兆汉，当年清华党委宣传部的一位老师。”
万润南在另一篇文章[]中写到： “《四一四思潮必胜》是清华文革史上一份重要的大字报，甚至引起了毛泽东和张春桥的注目。这份大字报的原稿，是一位叫周泉缨的同学写的《给河南造总的一封信》，周同学请罗征启帮他修改。我当时正独立地写作另一篇文章《四一四思潮必胜》。这篇文章源于我根据列宁的一段语录，说社会上有多少派别，大学生中也会分成多少派别。我和罗征启聊天时谈到了这个看法。他听了眼睛一亮，说‘这可以写一篇好文章！’ 于是我开始了写作，并且和班上的同学有过多次讨论。当时用这个题目的大字报已经有多篇，除了列宁语录这个亮点，我写的那篇并无多少新意。罗征启邀请我参与对周泉缨那封信的修改，于是我把尚未发表的文稿贡献了出来，成为大字报的前半部份。老罗修改的原信成为后半部分。所以大字报发表时，主标题用了《四一四思潮必胜》，副标题用了《给河南造总的一封信》[]。” “老罗是当年蒋南翔校长器重的第一笔杆。蒋校长的许多重要讲话，都由罗征启捉刀。文革中清华分成两派，他是两派都希望延揽的人才。但他明确表态，他更倾向四一四的观点。不仅是倾向，他还是《四一四井冈山报》的创办人和大字报《四一四思潮必胜》的实际执笔人。”
万润南上述文字提供了四条重要信息： 《必胜》的初稿的是周泉缨起草的《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
第二、《必胜》文的主标题“四一四思潮必胜”是根据万润南所写文章的题目而确立的； 第三、《必胜》文的实际执笔人是罗征启。改稿人还有万润南和李兆汉。李兆汉还为《必胜》文提供了列宁语录； 第四、《必胜》文前半段是万润南撰写的同名文章的内容。《必胜》文的后半部分则是由罗征启修改润色周泉缨《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的文字而构成。其中出现在第二章节《派性的规律性》的那段“社会上有哪些派别，大学生必然的而且不可避免的有哪些派别”的列宁语录及其相关议论文字则是由万润南写入《必胜》文的。
万润南的说法确实让人感到惊悚。按照万润南的说法，《必胜》文从主标题到定稿后的整体文字构成竟然均与周泉缨无关——完稿后的《必胜》文竟然没有一个字是周泉缨写的。与周泉缨有关的仅仅是文章的副标题——“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而已。真相果真如此，文革异端思潮的表达之荒诞无稽将非《必胜》文莫属了。 但笔者以为，万润南的说法过于极端，定稿后的《必胜》文中与河南文革相关的那一堆龌龊文字（见《军区问题》章节）应该可以被认定是出自周泉缨的手笔。另外，万润南的说法有一处错误应予指出：万润南说《必胜》文“前三段的每一个字，……；后三段的每个字，……”，即万润南认定《必胜》文共有六个段落。其实不然。《必胜》正文共分为五个章节，而不是六个章节。正文的首尾是《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相当于“序言”和“跋”。
罗征启讲述《必胜》文写作真相
万润南帖子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披露了清华大学文革同仁，《炎黄春秋》杂志副总编杨继绳2009年2月采访罗征启并写就的《杨继绳对罗征启访谈录》（简称《访谈录》）。罗征启在《访谈录》中谈及了《必胜》的写作真相[]。 周泉缨从杨继绳处索要到尚未发表的《访谈录》。并于11月14日在清华校友网63年级网站发表文章《回忆<414思潮必胜>的诞生过程》（简称《回忆》）。在《炎黄春秋》尚未刊登《访谈录》之前，周泉缨在《回忆》中先行披露《访谈录》中与《必胜》文写作真相有关的内容。现摘录如下： “1967年7月中旬，两位支持四一四的政治课老师范德清、魏宏森告诉即罗征启，‘四一四’东方红战团的周泉缨（汽六班学生）写了一篇文章，有新意，但比较粗糙，需要加工，让我帮助修改。参加修改这篇文章的有万润南（土木系给0班学生）、李兆汉（建筑系教师，当时在校刊《新清华》任编辑）。 ……我们认为，‘必胜’还有一组潜台辞，就是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极左思潮的，所以，是引起混乱，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 ……周泉缨的稿子改动得很多，但主要是在逻辑和文字方面改动，其主要论点都保留了，尽管我们的意见并不十分一致。 ……周泉缨召集所有参加修改、抄写的人开会，他说：“这篇东西由我来承担责任，也确实是我写的，是我的思想，我的专利。我是红卫兵小将，不怕。今后不要说你们参加了，至死也不要说。”他当场把我们修改的底稿及所有文件数据全部烧了。” “……第2天在工字厅斗我，李兆汉坐第1排。主持人宣布：’批判会开始，罗征启站起来！’我刚一站起来。李兆汉立即跳起来抢着第1个发言，他质问我：’罗征启，我问你，1967年夏天在2号楼1楼1个大房间里，我一推开门看到你，万润南、周泉缨在里面，桌子上有一大堆稿纸，你们在干什么？’……其实，当时在2号楼干什么，李兆汉最清楚。他是修改人之一。《必胜》里引用的一些列宁的语录就是他找的。我镇静地回答说：“我们在修改《四一四思潮必胜》”。批判会立即静了下来，……。
…… 1974年，周泉缨回学校，我问他：“你在监狱是不是说我改了《必胜》？”他不置可否。他又说是杨忌非交代的。杨忌非是支持周泉缨，而且是比较了解我们这些人的情况的一位女同学，周泉缨被抓，她去跟公安局闹，结果把她也抓了。我想实际情况可能是，知道修改《必胜》情况的人都被公安局控制在不同的地方，……”
罗征启在《访谈录》中讲述了五个要点： 第一、周泉缨只是《必胜》文的初稿的写作者； 第二、《必胜》的改稿人是万润南、罗征启和李兆汉； 第三、《必胜》文中的列宁语录是李兆汉老师提供的。 第四、《必胜》有一组潜台词，即毛主席是极左思潮的罪魁祸首； 第五、周泉缨烧毁了罗征启万润南李兆汉修改过的《必胜》文底稿和所有文件数据。
关于《必胜》文的写作真相，罗征启说法与万润南说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即万润南、罗征启和李兆汉参与了《必胜》文的修改并定稿。李兆汉老师为《必胜》文提供了列宁语录。 罗征启在《访谈录》中还指明，文革期间，无论是官方还是警方，无论团派还是四一四派，总之，有很多人都知道罗征启、万润南参与了《四一四思潮必胜》写作这件事。也就是说，《必胜》文的写作真相在文革中的清华园并不是什么隐秘之事。
万润南和罗征启，一个住在深圳，一个住在法国，两人说法不约而同，故可信度较大。
二、唐少杰讲述《四一四思潮必胜》文写作真相
文革后，最早涉及《必胜》文写作真相的文字出现在13年前出版的纸版书中。只不过纸版书刊的读者相对电子版要少得多，所以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
《一叶知秋》披露《四一四思潮必胜》文写作真相
早在2003年，清华大学唐少杰先生在他的《一叶知秋》[]书中就曾经写道： “罗征启对四派的最大‘贡献’是他比较系统、深刻地总结和归纳了四派的观点，并且在讨论和修改《四一四思潮必胜》一文时，给该文提供了许多来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著作观点的论据。罗征启所整理出的四派观点以及四一四思潮对于整个四派乃至清华文革初期的影响至深至大” []。 唐少杰不是清华文革的参与者。他在书中言之凿凿地说罗征启曾参与《必胜》文的讨论和修改，一定是耳有所闻。既是耳有所闻，必是人有所言。唐少杰在上述文字中没有提及万润南和李兆汉这两个人，所以向唐少杰讲述《必胜》文写作真相的人不应该是万润南和李兆汉中的任何一位。笔者估计，向唐少杰讲述《必胜》文写作真相的人有可能就是罗征启本人。遗憾的是，唐少杰没有在书中对这一重要史实展开叙述并注明信息来源。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唐少杰说罗征启“给该文（指《必胜》）提供了许多来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著作观点的论据。”是误说。因为《必胜》文中而并没有引用体现马克思或恩格斯观点的语录。只出现了六条列宁语录和一条斯大林语录。
沈如槐指责《一叶知秋》
唐少杰的《一叶知秋》书面世后，曾引来各方的评述，其中也有诟病之言。 原清华四一四总勤务员沈如槐就曾撰写文章《史实与断语》，枚举《一叶知秋》中的史实失真和断语无据。 针对唐少杰有关“罗征启对四派的最大‘贡献’是他比较系统、深刻地总结和归纳了四派的观点……”的说法，沈如槐作如下评述: “罗征启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比较系统、深刻地总结和归纳了’四派的观点以及四一四思潮，唐少杰先生没有提供任何事实根据，我作为414的领导人也从不知晓。 …… 也许罗征启在文革中的确提出过许多观点，可惜我们知之甚少。……说它“对于整个四派乃至清华文革初期的影响至深至大”，恐怕有些离谱了。 在文革中，对414影响至深至大的只有中央报刊和首长讲话，四一四思潮中的绝大多数观点都来自中央报刊和首长讲话。“红线主导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67年2月22日，《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了经过周总理审阅并修改的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占统治地位的，大多数干部和党团员是执行这条路线的。十七年来，在各条战线上所获得的伟大成就，就是铁的证明。’ 这是最早的、最权威的、针对全国的“红线主导论”。
从上述文字可以看出，沈如槐对唐少杰有关“罗征启对四派的最大‘贡献’是他比较系统、深刻地总结和归纳了四派的观点”的说法颇不以为然。但是，沈如槐对唐少杰所说罗征启曾经参与讨论和修改《四一四思潮必胜》文这个基本史实却不予正视——既不予以否认，也不予以认可。 文革时期，在清华园的大字报和印刷品中，阐述“四一四”派性观点的文字并不罕见。但是，系统地总结和归纳“四一四”派的观点，并冠名以“四一四思潮”，且将其撰写成文章的当首推《必胜》文。尽管《必胜》文文中瑕疵多多。 唐少杰说罗征启当年比较系统、深刻地总结和归纳了四派的观点，应该就是指罗征启在参与修改和定稿《必胜》文时，将四一四派的诸多主要观点进行了归纳总结并写入了《必胜》文，如“红线主导论”、“阶级阵线不变论”、“反对‘财产权力再分配’论”等等。沈如槐在既不否认也不认可罗征启曾经参与讨论和修改《必胜》这个基本史实的前提下，却指责唐少杰没有指明“罗征启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比较系统、深刻地总结和归纳了’四派的观点以及四一四思潮”，当属无端指责。
在“四一四”的首领们的回忆文字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点：似乎都对《必胜》的史学价值很不以为然。例如，四一四派二号首领孙怒涛这样评述《必胜》文：“……把《必胜》的观点等同于414派的观点是错误的。综合而论，《必胜》并不能作为四一四思潮的代表作” []。但是，孙怒涛没有指明文革期间的哪篇文章可以替代《必胜》文，成为“四一四思潮的代表作”。 孙怒涛说，沈如槐、陈楚三的文章《回忆与思考》，“对四一四思潮的的归纳、总结、阐述，远比《必胜》要全面、完整、准确得多” []。 《回忆与思考》确实是一篇总结清华文革史的好文章。在谈及四一四思潮时，该文总结说“四一四思潮的核心是‘红线主导论’和‘部分改善论’。…… ‘红线主导论’是前提，‘部分改善论’是结论。……‘红线主导论’‘阶级关系不变论’，从理论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但是，《回忆与思考》所归纳的这些四一四思潮之要点在四十年前面世的《必胜》文中都得到了详尽的阐述。更何况沈如槐、陈楚三的文章写于《必胜》文问世40年后的2007年。孙怒涛将《回忆与思考》与《必胜》文做跨越时空的比较是无意义的。 四一四首领们对《必胜》文的苛求和挑剔或许与他们对周泉缨的文革理念和文革作为的不认可有很大关系。这种厌乌及屋的情绪说明，在四一四首领们的心中《必胜》文和周泉缨是不可分割的。而本系列文的写作，就是试图揭示《必胜》文的写作真相，进而将《必胜》文与周泉缨剥离开来——而这件事情原本应由清华大学的文革参与者,尤其是四一四人来完成的。
三、关于“红线主导论”的讨论
所谓“红线主导论”（又称“十七年‘红线主导论’”），是文革时期中央高层反文革势力在“二月逆流”中逼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做出的一个官方表述。这个表述在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体系中只是一个权宜之论，没有丝毫的理论意义。但是，“红线主导论”却是党内反文革势力质询文革合法性的重要理论依据。本节就专门讨论一下“红线主导论”与《必胜》文的关系问题。
《四一四思潮必胜》文中转述的“红线主导论”
为了证明“四一四思潮”的核心观点不是被罗征启总结和归纳出来的。而是来自“对四一四影响至深至大的中央报刊”，沈如槐列举1967年《红旗》杂志第4期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中的一段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占统治地位的，大多数干部和党团员是执行这条路线的”，并将其称之为“最早的、最权威的、针对全国的‘红线主导论’”。 但是沈如槐是否知道或记得，就是这段被他称之为“最早的、最权威的、针对全国的‘红线主导论’”曾经被煞有介事、工工整整地抄录到《四一四思潮必胜》文中，使其成为《必胜》文的核心论据。
与这段所谓“红线主导论”相关的文字，出现在《四一四思潮必胜》文的第一章《阶级关系的变化》中，现完整抄录如下： “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从根本上说来当权的是无产阶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占统治地位的，大多数干部和党团员是执行这条路线的。’‘钻到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只是一小撮’，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正因为这样，走资派在中国的地位和苏联完全不一样，他们在党内、政权机器内未占统治地位，他们也未形成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也正因为这样，十七年来我国的阶级阵线基本上是稳定的，经济基础基本上是在共产主义化。”
读者可以发现，在上述引文中有两段文字（标记两种下划线）是被引号括住的，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占统治地位的，大多数干部和党团员是执行这条路线的”（简称“A句”）； “钻到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只是一小撮”（简称“B句”）。
《必胜》文定稿者如此慎重地引用这两段文字，特意将这A、B两段文字用引号括住，说明作者至少存有两重用心：一则是想重点表明这两段话并不是《必胜》文作者自己杜撰的文字，而是引自文献，且此文献非比寻常；二则是要强调这两段引文的重要性。 引文A句出自1967年第4期《红旗》杂志社论《正确对待干部》，即被沈如槐誉为“最早的、最权威的、针对全国的‘红线主导论’”。 引文B句的出处则是1966年12期《红旗》杂志社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1967年第4期《红旗》杂志社论《正确对待干部》在第一标题段落“对干部队伍的基本估计”中就提及了去年的这篇社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并引用了该社论的三段文字，现将《正确对待干部》开篇段落“对干部队伍的基本估计”中首段文字摘录如下：
对干部队伍的基本估计 经过半年多以来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考验，证明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根据毛主席的教导，《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十二期社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指出： “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从根本上说来，当权的是无产阶级。在党、政、军各部门，在工、农、商、学、兵各界里负责各级领导工作的干部，在一般情况下，大多数是拥护党，拥护毛主席，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简称“甲句”） “钻到党和国家领导岗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只是一小撮。”（简称“乙句”） “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基本的事实。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是巩固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在我们国家里，才能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上的极其光辉的胜利。”（简称“丙句”） 事实证明，这个基本估计是正确的。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怎样对待干部问题，必须从这个基本估计出发。
从上文可以看出，《正确对待干部》引用了三段《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中的句子作为正确对待干部的基本依据。本文依次标记为“甲句”、“乙句”、“丙句”。 对照《必胜》的引文和《正确对待干部》的引文可知，《必胜》文中引用的B句就是《正确对待干部》的引文的乙句，其原始出处是1966年第12期《红旗》杂志社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是一篇专门解释“十六条”中有关干部问题条款的社论，也是一篇可以被造反派和保守派同时利用的社论。造反派可以因其强调“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斗争的大方向”而理直气壮地批判揪斗本单位和上级部门的当权派。而保守派则可以因其强调“在党、政、军各部门，在工、农、商、学、兵各界里负责各级领导工作的干部，在一般情况下，大多数是拥护党，拥护毛主席，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而公然抵制对当权派的批斗。很显然，尽管社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重点强调斗争大方向是斗争走资派，但是，社论中对干部队伍的评估文字却极大的模糊了运动的斗争大方向。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令中央文革撰写倾向性更加鲜明的第13期《红旗》杂志社论[]，向造反派发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而打到刘少奇邓小平等一大批党内当权派的明确指令。
很清楚，1967年的第4期《红旗》杂志社论中的“红线主导论”之论述依据是来自1966年的第12期《红旗》杂志社论，那么，说句笑话，沈如槐所谓的“最早的、最权威的、针对全国的‘红线主导论’”的降生日就应该从1967年2月22日前推到1966年的9月17日——《红旗》杂志1966年第12期社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正式发表的那个时刻。而那时刻，周泉缨正忙于“……炮打刘少奇，为老蒯翻案 ……”因而处在“心中总觉得像走钢丝似的” []状态中。而那时刻，不要说“四一四”这个政治倾向暧昧的文革怪胎还没有被孕育成型，就是老蒯和鲍长康之辈也还没有从“8.24” []的噩梦中缓过神来[]。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尴尬的时刻，后来的四一四人怎会意识到，一个所谓的“全国‘红线主导论’”已经悄然出世了。
王力-关锋是“全国红线主导论”的阐述人
沈如槐说“四一四思潮中的绝大多数观点都来自中央报刊和首长讲话”。沈如槐所言不差。
本章就以沈如槐谓之的“全国‘红线主导论’”为例，看看“四一四思潮”核心观点的源头到底在哪里。因为至今为止，四一四的领袖人物们从来没有讲清楚过这个问题。 沈如槐在提及1967年２月22日发表的《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时，重点强调这篇社论是“经过周总理审阅并修改的”的。沈如槐之所以如此强调，无非是想借周恩来之声誉来提高“红线主导论”的价码，进而抬高“四一四思潮”的历史地位。但是，该篇《红旗》杂志社论的产生背景远不止于“经周总理审阅并修改”这一点。
1967年第4期《红旗》杂志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确实是经过周总理审阅过的。但这篇社论的起草者却是王力和关锋。有关《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社论的写作背景，王力在他的《王力反思录》中有较详尽的说明： 1967年2月16日下午，在怀仁堂会议上，谭震林首先在会上发难。徐向前拍桌子质问：“还要不要解放军？” 李先念批评1966年第13期《红旗》杂志社论，说：“这篇社论以后，干部都被打倒了。”陈毅也对中央文革提出异议，并将文革类比延安整风。怀仁堂会议会议一直开到晚上7点。散会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先向未到会的江青汇报情况。晚10点，王力、张春桥、姚文元三人去毛泽东住处汇报下午怀仁堂会议的情况。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一直面带微笑。但听到汇报陈毅的发言内容时，毛泽东变了脸，不再笑了。 怀仁堂会议召开的前几天，王力和关锋已经起草了一篇社论《正确对待干部》[]。“为了缓和空气，（王力）向主席提出：几天前我和关锋根据主席意见写了一篇《正确对待干部》的社论，不知主席看过没有？主席说，你也把这篇东西立即直接送来，不要经过陈伯达。我看主席的气也消了，就提出：以后《红旗》的重要社论，还是送总理和政治局有关同志审阅一下，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以后主席给 ‘王力、关锋二同志’谢了一封信，说这篇社论要经政治局讨论，并要总理主持。……总理看了社论很高兴，他主持召集了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是他亲自读的”[]。 王力所说的怀仁堂会议就是著名的“二月逆流”的肇事之地。《红旗》杂志社论《正确对待干部》中阐述的所谓“红线主导论”就是中央高层反文革势力在“二月逆流”中逼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做出的一个官方表述。但是，毛泽东决心要在只有两千万党员的共产党队伍中清洗几百万干部的决心没有丝毫改变[]。“二月逆流”作为一个反文革政治事件后来被写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全会严肃地批判了那个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全会认为，击溃‘二月逆流’和今春那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依据上文所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沈如槐所谓的“全国‘红线主导论’”也可以被称之为“王力-关锋表述”（简称“王-关表述”）。
行文到此，读者也许会发现一个问题： 王力-关锋在撰写《正确对待干部》的时候，并没有首先理直气壮地阐述被沈如槐誉为的“全国‘红线主导论’”的那段话（A句），而是首先引用前一年的《红旗》杂志社论《掌握斗争大方向》中的三句话（甲句、乙句、丙句）作为要“正确对待干部”的重要论据。王关在《正确对待干部》文中引用《掌握斗争大方向》文句的做法和《必胜》文引用《正确对待干部》时的做法颇为相似。王关的做法意在既要应对二月逆流中来自元老们的指责，但又要避免因强调了要“正确对待干部”而引起毛泽东的反感。王关首鼠两端的窘迫境地尽显其中。王关（戚）以后的下场表明，以文字伤人之人最终也难逃文字狱的下场。 那么，1966年第12期《红旗》杂志社论《掌握斗争大方向》又是何人的杰作呢？笔者猜测，社论《掌握斗争大方向》的作者可能是当时地位被王关要高得多的，时任《红旗》杂志总编的陈伯达——此事待考。 总之，沈如槐所谓的“全国‘红线主导论’”的表述者居然来自王力和关锋，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历史的诡秘之处。沈如槐只谈周恩来对《正确对待干部》的审阅，而避谈王力关锋起草并向毛泽东推荐该社论的史实，意在撇清四一四派性组织及“四一四思潮” 与王关（戚）的关系——这实在是大可不必。
如果认真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和《正确对待干部》都在异口同声地强调“钻到党和国家领导岗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只是一小撮”，并都煞有介事地宣称“在工、农、商、学、兵各界里负责各级领导工作的干部，在一般情况下，大多数是拥护党，拥护毛主席，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是，从1966年的9月到1967年的2月，两篇社论中所共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人群边界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刘邓及其“路线错误”在《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发表时段似乎还只是属于“老干部遇到新问题”。但是到了《正确对待干部》发表时段，刘邓问题的性质已经发生质变，且在中共高层已经趋向集体认同。“二月逆流”的本质并不是反对将刘邓纳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人群，而是试图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人群的边界就此固定下来，不再允许这个边界毫无限度地扩展下去。《正确对待干部》社论中的“王-关表述”，也就是后来被“四一四”人极力标榜的“全国‘红线主导论’”是以认同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人群从彭、罗、陆、杨扩展到刘、邓、陶为先决条件的。而这个先决条件也是毛泽东暂时同“二月逆流”肇事者有条件“妥协”之底线。由此可见，所谓“红线主导论”之表述在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体系中没有丝毫意义，只是一个权宜之论。
是谁把“红线主导论”写入《四一四思潮必胜》文？
“红线主导论”的出处基本讨论清楚了。但是还有一个与本文主题紧密相关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楚。那就是，是何人将这两句可以标签为“红线主导论”的《红旗》杂志社论的文字如此谨慎地抄录到《必胜》文中去，使其成为《必胜》文论述文革时段阶级关系变化的核心论据的呢？此抄录人是周泉缨，还是万润南？是罗征启， 还是李兆汉？
这两段论述所谓“红线主导论”的文字出现在《四一四思潮必胜》文的第一章《阶级关系的变化》中。按照万润南的说法，《必胜》的前半部是由他执笔完成的。如果万润南的说法成立，那么这两段《红旗》杂志社论的引文就应该是由万润南抄录到《必胜》文中去的。万润南是《四一四井冈山报》的编辑。较之周泉缨有较为规范（！）的文字训练。因此，将《红旗》杂志社论文句谨慎引用到《必胜》文中去的人有可能是万润南。
但是笔者倒是更倾向于是罗征启或李兆汉两人中的一位将《红旗》杂志社论的语句抄录到《必胜》文中去的。 罗征启文革前是清华宣传部副部长，蒋南翔校长器重的第一笔杆。文革时期，罗征启创办并主编《四一四井冈山报》。李兆汉曾是建筑系教师，文革前在清华宣传部工作。文革时在校刊《新清华》任编辑。 从李兆汉和罗征启的工作背景可知，二人都是政工干部，且都是靠耍笔杆子吃饭的，不但有较好的文字功底，且都深谙党文化规范下的文字规则。多年的职场训练使他们养成了品阅中央文件和党报党刊的职业习惯。亲历过的历次政治运动强化了他们通过阅读去窥视官方意识形态动向的政治敏感性。此敏感性在他们自身的文字中会有两重展现。 第一重展现就是首先要把文字风险降到最低限度——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防范意识之本能。摘录并括引红旗杂志社论的语句就是这种防范意识的具体体现。 第二重展现就是要把窥视到的官方表述中的不自洽之处（例如“走资派”概念和“红线主导论”之间的相违相悖）拐弯抹角地告诉给读者——这是知识分子之所以为知识分子的述说本能。将《红旗》杂志社论的论述文字标榜为“红线主导论”，使文革三大任务之首要任务“斗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失去普遍性和合法性。此作为不但窥到了毛文革理论之软肋，更找到了击打这个软肋的武器，有以子之盾退子之矛之功效。在《必胜》文中使用括号，原句摘引《红旗》杂志社论的做法就是一个既要自我防范又要张扬表露的突出例证。 从党刊党报中提炼出来的“红线主导论”是“四一四思潮”的核心构成，可视为“本征四一四思潮”——这是清华大学“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的文革杰作，堪称雕虫大技。
综上所述，阅读习惯、防范意识、述说本能之三位一体的文字风格是亲历多次政治运动才能被历练出来的----绝不是像周泉缨那样只读了几篇毛选，背诵了几段林彪语录就以为知晓了天高地厚的文革青年人所具备的。
为什么笔者不倾向是周泉缨将《红旗》杂志社论的文句谨慎地抄录到《必胜》文中去的呢？ 首先，浏览周泉缨文革中和文革后的全部文字后，读者可以轻易发现一个现象，尽管“红线主导论”位于《必胜》文的开篇章节中，且是《必胜》文反对“极”左思潮的核心论据，但是周泉缨却对“红线主导论”始终持有一种视而不见，不屑一顾的态度。周泉缨在言及《必胜》文时，总是将讨论的重心放在所谓“造反派即要打天下又坐天下”这类荒诞无稽的小儿科的问题上。他甚至直言“‘红线主导论’是《四一四思潮必胜》的一个具体内容，但是它决不是《四一四思潮必胜》的核心思想”[]。
周泉缨为什么会轻视“红线主导论”呢？这与周泉缨的家庭出身，即社会存在密切相关。 就文革而言，最大的政治派别的对抗当然是中共党内以毛泽东和中央文革为代表的文革派和刘邓彭罗陆杨为代表的“走资派”之间的对抗。这种对抗直接影响到大学校园政治派别的划分。在文革初期，干部子弟云集的清华大学更是将党内上层的这种对抗凸显得分外分明。对正在发生和蔓延的文革之祸的反向思考首先是从干部子弟及其周边人群中开始的。
在清华园，最早意识到并提出“如何评价十七年”的人是清华大学在校生，文革首拨黑帮份子、阎王殿阎王陆定一的儿子陆德。由于刘邓的垮台滞后于彭罗陆杨，所以刘涛、贺鹏飞等高干子弟在文革初期的活动侧重于政治表演和权力争夺，对毛的文革理论的重新思考和质疑要滞后于陆德将近半年的光景。陆德之所以在运动初期就对文革提出质疑，当然与陆定一长期主管意识形态领域，多多少少会对陆德有所影响。但首先是与陆定一垮台较早有关。
1966年8月4日，周恩来奉毛之命来到清华园。在聆听保工作组派和反工作组派的辩论后，周恩来在雨中发表了演讲。周恩来讲话之后，陆德在校园中贴出大字报《敬爱的周总理，你这是干什么？》（简称《干什么？》）。文革后，陆德在回忆文章中写到： “在大字报中，我先摘录了总理在一次万人大会上的讲话，然后把建国十七年来文艺和教育方面的成绩列出来，把中央和主席对这些工作的评价列出来。我特别突出了党的教育方针，即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是我爸爸提出来的。特别强调了党的‘双百方针’，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也是我爸爸提出来的。我自己感觉这两个方针是打不倒的。……（大字报）写好以后，就把它贴在清华大学了，大字报的署名是：高干子弟辩论团。”[] 陆德还回忆，《干什么？》大字报贴出之前，陆德和很多干部子弟已经开始讨论“十七年是否是红线为主”这个问题了——而陆德的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陆德的《干什么？》没有被收入清华人编辑的《清华文革大字报汇编》书。但有一个旁证似乎可以证明陆德这张大字报的存在——1966年8月22日，周恩来第二次在清华大学群众大会上的讲话曾说：“……上次我在这里讲话以后，没有很好地解决你们的问题。你们贴我三张大字报。” 陆德的大字报《干什么？》可以被视为 “红线主导论”在清华园最早的民间表述，尽管其表述朦胧粗糙。但是，陆德表述的出现完全符合《必胜》文中引用的列宁关于大学生中的政治派别“最彻底最正确地反映了社会阶级利益”的判断。遭遇文革而产生的危机感，并引发具有针对性和辩驳性的反向思索——只能首先产生于共产党干部及其子弟这个人群中。而不可能产生于像蒯大富那样的普通民众子弟和周泉缨那样的国民党军官的子弟的头脑中——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就是马克所说的“存在决定意识”。
文化大革命不但侵害了干部阶层及其子弟的基本利益。也侵害到了作为干部阶层社会基础的庞大人群的基本利益。这个社会基础包括文革前的党团工青妇的骨干成员、那些被毛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人群、还包括那些文革时在校的又红又专的好学生。正是这些人中的不甘寂寞者后来云集在“四一四”的旗帜下，以“红线主导论”为纲领，企图在派性斗争中为自身的政治利益的最大化而斗争。但是，“红线主导论”所内涵的否定文革的先天政治倾向性使这个人群中的诸多四一四人，甚至四一四领导层骨干心有余悸。正如孙怒涛坦言：“从‘红线主导’论确实能引伸、推导出打倒绝大对数干部的改朝换代式的暴力文革必要性的否定。这就是毛泽东反感四一四思潮的重要原因，也是团派攻击414右倾保守的着力点。尽管这与文革还相距甚远，我在当时也感到这是四一四思潮的一个软肋” []。 而周泉缨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他对文革没有丝毫的抵触感和些许的反向思维。周泉缨参与文革之心态如蝇逐臭且幸灾乐祸。即使到了1976年，当“四人帮”被抓，“红线主导论”凯歌高奏之时，周泉缨仍然在歇斯底里地叫喊“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并为此再次锒铛入狱 []。这不但可以佐证当年《必胜》文中的“红线主导论”确实不是周泉缨抄录进《必胜》文中去的，还可进一步证明，周泉缨当年也确实没有搞懂“本征四一四思潮”——“红线主导论”在特权利益阶层反文革理论体系中的价值所在。不仅如此，直至2014年，当罗征启在《访谈录》说，“《必胜》还有一组潜台辞，就是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极左思潮”时，周泉缨依然对此大不以为然。为了证明《必胜》文中没有反文革的潜台词，周泉缨在网上写文章说，他周泉缨“在文革中和文革后从来都没有反对过毛泽东主席，也没有彻底否定过文化大革命”。为此，周泉缨居然还列举1977年张贴大字报《論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作为证据——“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我又进京贴大字报，要求英明领袖华国锋继续坚持毛泽东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理论，以便在总结文革教训的基础上，继续探索保证中国共产党永不变色的新路子；结果我因为此举，被北京当局以破坏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罪逮捕入狱，而且一关就是30个月” [] ——读罢这段文字真是叫人忍俊不禁，嗤笑不已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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