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一個復興的帝國

黃安偉

2018年1月8日

2015年，在北京舉行的閱兵式。 Jonah M. Kessel/The New York Times

我是兩個帝國的兒子，一個是美國，另一個是中國。雖然我是在從尼克森到雷根的時代在華盛頓附近出生、長大的，但我的父母都生長在中國南方的村子裡。在共產黨統治的頭十年，也就是1950年代，我父親曾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當過兵，後來他對革命失望，離開大陸去了香港。

所以，當《紐約時報》派我到中國工作時，我懷著激動的心情於2008年4月來到北京，在中國住了將近十年的時間。在那之前，我已經為報導美利堅帝國伊拉克計劃的慘重失敗工作了近四年；而此刻，我來到了正在建立一種世界新秩序的國家的首都。

中國當時與其他國家進入了蜜月期。人們對2008年的夏季奧運會已期待了好幾年了。雖然中國在那年春天鎮壓了西藏的一次起義，但在經歷了一次破壞性極大的地震之後，中國再次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好感。

人們蜂擁而至來到北京，參加中國在世界舞台上「首次亮相」的聚會。耀眼的建築和標誌著中國雄心的奧運會開幕式,讓外國領導人看得目瞪口呆。慶典結束後，世界步入了另一個轉折點——美國金融體系的突然崩潰和全球經濟危機。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不僅支撐了全球經濟，也支撐了中國官員中的一種信念，那就是，中國的經濟和政治體系可以與美國的相匹敵。

習近平主席在閱兵。 Ng Han Guan/Associated Press

儘管中國對威權主義毫不掩飾，但這個國家仍具有強大的吸引力。我曾和許多人一樣，認為中國在開啟一個具有新觀念、新價值和新文化的充滿活力的時代，一個適合其超級大國地位的時代的同時，可能會穩步進入一個自信的、更加開放的狀態。但當我在去年結束我在中國的工作時，我已不再這樣指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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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貿易到互聯網，從高等教育到好萊塢，中國正在以某種方式塑造世界，而人們對這些方式的領悟才剛剛開始。但是，中華新帝國的出現，與其說靠的是中國的思想或當代文化的吸引力，不如說是共產黨行使硬實力、包括經濟脅迫的結果。

在曾經主宰19世紀的全球大國中，只有中國是一個正在復興的帝國。中國共產黨統治著一片廣闊的疆域，這片領土是清朝的滿族統治者用戰爭和外交手段拼湊起來的。而且，這個版圖可能還要擴大：中國正在使用自己的軍事力量來測試對南中國海和喜馬拉雅山脈有爭議邊疆的潛在控制權，同時在國內激發民族主義情緒。世界各國再次紛紛前來朝廷表敬意，這次是在2015年舉行的一個盛大閱兵式上。

幾十年來，美國曾是信奉法治、言論自由、廉潔政府和人權等價值觀的人的全球燈塔。即使美國的政策常常不能達到這些表述出來的理想，但美國的「軟實力」仍保持著與其武力一樣的強大效力。在後蘇聯時代，政治人物和學者們認為，通過吸引來積累控制力的美國方式是建立現代帝國的核心要素。

中國的崛起與這種觀點形成一個直截了當的對比。自2009年起，中國在國內和國際領域施展的控制力，已成為野蠻力量、賄賂和恫嚇的代名詞，而這個共產黨的帝國正在變得越來越強大。

寮國瑯勃拉邦，橫跨湄公河的高鐵建設工地外的海報。 Adam De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國內，中共將維權律師關進監獄，壓制互聯網，強迫企業和大學設置黨組織，還打算建立一個可能是歐威爾式的「社會信用」系統；在國外，中共正在有爭議的太平洋珊瑚礁上建造軍事設施，並悄悄打入計算機網路。中國在歐亞大陸推出的「一帶一路」基礎設施計劃，雖然對其他國家有利，但也讓中國能向這些國家施壓，要求它們與中國國有企業建立業務往來，正如中國近年來在亞洲和非洲所做的那樣。

迄今為止，中國的軟實力起了次要的作用。部分原因是中國共產黨堅持嚴格控制文化產品，這使得中國的流行文化與美國的、甚至韓國的相比，在全球範圍內幾乎沒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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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任何國家比挪威更知悉中國的硬實力了。2010年，獨立於政府的諾貝爾委員會把和平獎授予了身陷囹圄的親民主中國作家劉曉波（他已於去年7月因癌症逝世）之後，中國用切斷外交和經濟關係的方法懲罰了挪威六年。

國家主席習近平是新帝國的化身。去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九大是他慶祝勝利的時刻。中共官員把「習近平思想」寫入黨章，將他與毛澤東相提並論。習近平說，中國已進入一個強大的「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將是公共生活的決定者。習近平對渴望成為鐵腕人物的外國領導人有吸引力——川普總統公開對他表示欽佩。

許多中國人對我說，即使中共正在腐敗，但他們仍相信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在為普通民眾著想。這種信念紮根於抽象的希望，而不是來自於經驗的證據。這就像是透過包圍著中國城市的有毒空氣尋找藍天那樣。

硬實力的文化是自上而下的。在全國各省，中共官員迅速壓制任何挑戰他們權威的東西。當他們意識可能發生大規模抵抗時，他們收買或監禁領導抵抗的人。

我在中國工作的頭一年裡就看到了這種情況，官員們打破了被致命毒奶粉激怒的父母的意志，也打破了哀思成千上萬的在四川地震中因豆腐渣校舍而死亡的孩子們的父母的意志。我懂得了這是中國官員慣用的典型方法。大多數中國人避免與黨發生衝突，那樣做的人會付出高昂的代價。

濫用權力的事情經常發生。許多中國人說，腐敗是他們最關心的問題。從環境惡化到貧富不均，所有其他問題都與腐敗有關。習近平精明地利用了腐敗所引發的不滿情緒：他領導了一場讓他能夠拿下對手、加強黨內紀律的反腐敗運動。

所有這些並沒有帶來法治。中國近年來的國內安全預算已經超過其軍事預算，雖然兩者都在迅速增長，這突顯了中國對硬實力的投資。

我在2016年得知，年輕商人扎西文色(Tashi Wangchuk)因向我講述他倡導更廣泛的藏語教育的努力，在自己的家鄉玉樹被警方拘留。扎西文色曾在微博上要求地方官員推行真正的雙語教育，他曾出現在時報2015年的報導和影片中。

扎西文色是那種應該受到中國珍視的公民，這種公民在法律框架之內，提出一些有利於普通老百姓、緩解緊張氣氛的政策建議。但在被拘留了兩年之後，他仍在被監禁。儘管有來自於西方外交官和人權組織的批評，但上週四，法院仍以「煽動分裂國家」的罪名對他進行了庭審。

儘管中華帝國的地位不斷提高，但是共產黨的統治方式讓人們產生對中國不利的看法。歷史讓我們懂得一個不可避免的辯證法：強權產生反抗。雖然國家可以讓人民屈服於其意志，但人民將以恐懼和懷疑的態度面對國家。美國每次過度依賴硬實力時，都重溫了這一教訓。

我經常去邊境地區旅行，因為強權與反抗的互動在這些地區最明顯，在這裡我最清楚地看到了中國如何對待自己最易受傷害的公民，這些人不屬於主流的漢族文化。沒有其他地方能更好地體現中華帝國的理念了。這些被滿族人征服、被毛澤東納入版圖的邊緣地帶，構成中國領土的至少四分之一。中共官員擔心，這些地區與蘇聯統治下的中亞地區一樣：總是處於叛亂的邊緣，總有掙脫束縛的渴望。

新疆喀什，警察在街頭巡邏。北京擔心新疆的維吾爾族穆斯林會為該區域帶來不穩定因素。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2016年10月，我悄悄來到藏傳佛教一度日益興旺的喇榮，目睹了政府下令拆除僧侶和尼姑住所的情況。在維吾爾族人聚居的部分新疆地區，暴力和鎮壓的循環加劇了當地的緊張氣氛。維族人壓低聲音說起對伊斯蘭教的限制和大規模的拘留。新疆各地都有禁止留長須、戴完全遮蓋住臉的面紗的標牌，監控攝像頭隨處可見。在絲綢之路綠洲城市喀什，做在中國的最後一次旅行報導時，我看到了手持防暴工具的警察圍捕幾名年輕男子。

一個重要的風向標是香港，這裡是英國前殖民地，是我父母移民美國前所在的地方。在這個南部邊境城市，就像在西部地區一樣，中共在大力壓制批評其統治的學生、政客和其他批評者的聲音。中共特工甚至還綁架了書商。但這些做法實際上導致了更多的反抗，加強了香港和說粵語者的身份認同。這些做法也在台灣民眾中激起了對北京的更大擔憂，台灣是中共渴望統一的自治島嶼。

中共的執政方式讓中國人對本國制度和本國同胞的不信任持久化，這種說法並不牽強。中共的國際政策也引起了從澳洲到加納的海外反抗。

如果中國作為帝國的實力能變為不僅依靠軍事和經濟實力，也依靠思想、價值觀和文化的話，中國公民和全世界都會受益。中國最輝煌的朝代也是其更開明的朝代。但中國共產黨目前靠的是硬實力和脅迫，而這很可能會成為取代美國在全球舞台上日漸式微的自由主義霸權的東西。

這不會帶來世界秩序的宏偉藍圖。相反，我們正面臨一個真空。

四川洛若鄉，佛教徒聚居地的和尚與尼姑。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黃安偉(Edward Wong)是《紐約時報》記者、北京分社前社長，現為哈佛大學尼曼(Nieman)獎學金學者。

翻譯：Cindy 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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