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雄：「天網」之下，還有革命的可能嗎？

羅四鴒

2018年1月31日

2018年1月17日，王力雄在北京家裡。 Tsering Woeser

在一個依靠「天網」等高科技手段建立起嚴密監控系統的國家，革命是否還有可能？中國作家王力雄試圖用新作《大典》來回答這個問題：小說的背景與當下中國非常相似，整個國家利用鞋子裡的跟蹤系統對所有的人進行了監控。然而，一個想自保的官僚、一個有野心的商人、一個邊疆小警察、一個政治上白痴的技術人員，便讓這樣一個嚴密的科技極權體制土崩瓦解。

作為中國最著名的政治小說家，王力雄一直將自己對中國現實政治的思考寫進小說中。1991年，他的第一部政治寓言小說《黃禍》在香港明鏡出版社出版。該小說以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的中國為故事的開端，描繪了不久之後的中國將陷於政治、經濟、文化、人口與生態等等危機，最後導致大崩潰，中國人大規模向外逃難，形成「黃禍」。26年後，他從當下中國現實出發，再次用小說勾勒出自己對當下中國政治的新思考。

王力雄，中國獨立作家、民間環保人士和民族問題專家。1976年畢業於吉林工業大學，畢業後分配到長春第一汽車廠工作。1980年脫離體制，獨立寫作。1994年，王力雄與與梁從誡、楊東平、梁曉燕等人成立了中國大陸第一個民間環保組織——自然之友，此後策劃和親自參與數個長期項目（2003年，因政府方面的命令，時任自然之友理事的王力雄被該機構除名）。1995年至1998年，在十次深入西自治區藏和各省藏區後，寫作《天葬：西藏的命運》；此後四次與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見面交流，2002年出版《與達賴喇嘛》對話。1999年，王力雄開始調查和研究新疆問題。同年1月底，被新疆安全廳以涉嫌竊取國家機密為由逮捕，關押42天後釋放。王力雄以此經歷寫成《新疆追記》一文，在網上公開發表。2007年，在台灣出版《我的西域，你的東土》。此外，王力雄還出版有《遞進民主——中國的第三條道路》（2006年）等政治著作。2004年與藏族女作家唯色結婚，現定居於北京。

2017年12月，王力雄最新政治寓言小說《大典》由台灣大塊文化出版。近日，王力雄在北京家中通過Skype和郵件接受了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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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大典》大概寫於什麼時候？是一個政治寓言小說還是政治預言小說？

答：我大概在2015年底有了這個想法，16年開始寫的，寫了將近兩年。這部小說我當成它（是）一部政治寓言小說。不是在對未來做一個算命式的預言，而是講一個故事，藉助故事表達一些想法。當然，我的故事不像《伊索寓言》(Aesop’s Fables)那種神話，故事的開端有意讓讀者感覺如同是現實社會中正在發生的，在這種現實基礎上一步一步推演後面的想像。

問：你想表達什麼觀點？

答：我想表達的東西有很多方面，但說起來又很簡單。人們通常會認為當下由科技支撐的極權統治，達到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嚴密，任何異己都沒有生長空間。是不是在這樣的狀況下，極權統治便沒有了變化的可能，從此只能按照極權的邏輯發展？我認為不會的，有時極權體制內的一個很個別的環節，都有可能導致整體的崩坍。

問：可是我看完小說覺得悲觀，而且我覺得你的小說也悲觀。一個小環節導致整體的崩坍，這似乎是一個概率很小的事情。你自己相信這種可能性嗎？

答：概率其實並不小。看這幾年中國的政壇，從周永康到令計劃，到郭伯雄和孫政才，雖然我不確定他們有沒有政變活動，但我相信是在進行權力鬥爭，是要打破既定秩序，重新洗牌。一個極權體制在這麼短的時間出現了這麼多的內部鬥爭，怎麼能說概率很小呢，相當大啊！那些看似偶然的事實際上也是必然。當然具體如何發生不會跟我在小說裡寫的一樣，但類似的可能遍布極權機器內部。極權機器的零件、節點，都是由形形色色的人組成，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慾望，按照自身的利益行事。雖然他們不過是細小的零件，但是對於依靠科技支撐的大型權力機器，哪怕在很小的節點發生變化，也會發生很大作用，甚至導致根本的變化。所以我相信有這種可能。

問：小說很容易讓人想起當下的中國，很多事情和細節似曾相識。你是在試圖對當下現實做出判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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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小說是從現實取材，我希望至少開端部分像現實主義小說，用大家都熟悉的元素來結構和推演。我不希望被認為是在寫一個不可能發生的事，而是讓人感覺面對的就是觸手可及的現實，然後去思考當下這個靠科技支撐的極權——我稱為科技極權——會不會地久天長呢？

科技極權以前的時代還存在革命的可能性。比如毛澤東當年找一個井岡山，就可以置身政權控制之外發展壯大；不行了再跑到陝北建一個根據地。現在這種可能性完全沒有了。僅一個貨幣電子化、數據化，就決定了不可能做任何有規模的組織活動，從籌款到購買了什麼物資到給了什麼人錢都會被詳細記錄，然後由各種算法從中發現異常去進一步審查，剷除於萌芽。所以在這個時代，想從權力機器之外去推動革命，用造反起義的方式革命，已經基本不可能了。

問：在您看來，如今不太可能有機會革命了嗎？

答：當局現在的做法是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別說革命了，連不穩定都不行，甚至是只要它認為會萌芽都要剷除。像在新疆實行的「露頭便打」，後來變成「不露頭也要打」，再後來又提升為「要追著打」。這種「不露頭」的東西是什麼呢？就由他自己去判斷了。這就很可怕了！而且還要追著打，置於死地。可想而知，在這樣的管控下，不可能形成權力體制外其他力量，除了最大的組織——政權，其他的都是散沙，不可能有任何抗衡。

在這種情況下，變化還有什麼可能呢？在我看來，在阿拉伯世界、在東歐，他們的社會還有其他很多力量，比如說宗教的力量、民間社會組織的力量、外國勢力的力量等等，他們會起到一些組織作用，能夠讓民眾在同一時間舉行大規模抗議並堅持下去，導致政府垮台。但在中國很難。這讓人感到迷茫。對於這個問題，我就想用小說去設想一下，可能性有沒有，在哪裡？我的目光投向了政權內部，我認為變化會從政權內部發生。

問：小說中導致極權統治從內部崩潰的官僚老叔讓我想起了郭文貴，郭文貴有沒有可能是你所說的那種引發內部發生革命的小節點？

答：郭文貴也許更像老叔的線人趙歸，從他身上可以看到一點端倪。郭的爆料很可能大部分是假的，聽的人卻大都相信，原因正在於郭是政權內部人。他只用了網路科技中最簡單的社群媒體，便能以一人抵一國。原本國人還把黨與腐敗分開——不是黨壞，只是腐敗者壞，黨是反腐的。郭卻告訴人們，反腐的最高領導者是最大盜國賊，所有反腐都是權斗和爭利，讓真刀實槍懲治了千萬貪官的習王反腐幾天功夫就被踩進糞坑。傳統手段要達到同樣效果，須經月積年累地編造謊言，封鎖真相，篡改歷史，抹除記憶才能做到，在互聯網時代卻只需一人之口和微乎其微的成本，便使人們把中共與腐敗視為一體，徹底喪失了信任。這種後果不一定立刻顯示，但一定是深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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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您的第一部政治寓言小說《黃禍》1991年出版，時隔26年後，你出版另一部政治寓言小說《大典》。你認為《黃禍》中的描寫還適合當下的中國嗎？

答：《黃禍》是1988年開始寫，觀察完「89天安門運動」後接著寫，1991年出版。對於中國未來的走向，我一直認為《黃禍》是一種可能，直到現在還是這麼認為。同時我也有另一種樂觀的期待，就是我前幾年一直在寫的另一部長篇小說《轉世》——《黃禍》的姊妹篇，已經寫完初稿，大約五十萬字。《黃禍》寫中國怎麼被危機毀滅，《轉世》則是寫中國怎麼走出危機。

我從2005年開始構思《轉世》，2010年正式寫作，2014年停了下來。因為現實的變化脫離了已寫的小說開端，便如房子蓋好後發現房基錯位一樣不能交工。在停下來觀察的階段，我一直在想如何破局的問題，《大典》所寫的的是一種破局方式。然而《大典》只是中間階段，破局之後的中國還有兩種未來——不是《轉世》，就是《黃禍》。到此是《轉世》還是《黃禍》，仍是未定之數。

問：這26年，你覺得中國發生了什麼變化？

答：總體上這26年走向民主的希望越來越渺茫。當然也要分角度，政治是比以前收緊，甚至不如八十年代；但社會自由化的程度還是提高很多。現在當局在試圖收緊社會自由，我認為是退不回去的。這26年社會一步一步的自由化沒有斷過。不是當局有意識開放的，而是隨著市場經濟、民眾意識的發展形成的，是因為政府要卸包袱，從一切都管的全能時代到讓人們自己管自己，社會空間必然擴大，社會觀念也隨著開放跟隨世界潮流。

問：社會空間的擴大與科技的發展也分不開。你怎麼看科技這把雙刃劍？

答：眼下看，科技更有利於極權。例如民眾可以用互聯網溝通信息，但極權有各種監控和封殺。權力集團掌握最強大的設備和最先進的科技，以及人員、經費，可以用大數據、天網監控等把社會看得死死。未來如何突破這種科技極權呢？《大典》裡的老叔可以利用科技從內部顛覆權力集團，卻不會帶來真正的民主自由，總體上還是換湯不換藥。即便轉型為代議制民主，當權者在新的科技手段幫助下也能通過煽動民粹思想和民族主義情緒，或是調動消費主義貪婪和狂熱，變成俄羅斯的普丁或美國的川普。當今世界諸多的民主倒退，其實都是在代議制中操控民眾、煽動情緒的結果，是一種新的專制形式。所以未來的希望不能寄託於他們，而是取決於我們這些普通人能否用科技對抗科技極權，用新的科技手段組織起來，形成科技民主，這是戰勝科技極權的唯一出路。

羅四鴒是自由撰稿人，現居波士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