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佳：丁石孙——我是个失败的北大校长

    
    来源：网络
    
    导语：在北大百年校庆上，季羡林说，北大历史上有两位校长值得记住，一位是蔡元培，另一位是丁石孙！丁石孙是1983年至1989年的北京大学校长。1988年，丁石孙曾拒绝毛新宇入读北大，成为教育史上的美谈。据学生王佳回忆，那时的北大，就是他们心目中大学的样子。在一次接受央视的采访时，丁石孙却说：“我是个失败的校长······”
    
    

    
    晚年的丁石孙，总是坐在这间不足30平方米的起居室里。
    
    他腿脚不便，十多年前还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任上时，他已用上轮椅。后来，若非不得已，他很少出门。
    
    最近这些年，他视力下降得厉害，书报已不能看，起居室的电视机很大，但他仍看不清。
    
    他总是坐在起居室的单人沙发上，一坐就是一天。沙发旁的小圆桌上，放着一杯浓浓的绿茶。他在上海长大，一直保持着喝绿茶的习惯。
    
    夫人还在世时，会挨着他坐着，与他聊天。夫人病重后，他便独自坐着，听电视、听音乐。他喜欢贝多芬，尤其喜欢《欢乐颂》和《英雄交响曲》。
    
    退下来11年了，常去看望他的人不多，妹妹丁永宁是其中之一。她刚走到起居室门口，竖着耳朵听声音的丁石孙就能从脚步声中分辨出她：“你来啦。”
    
    他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耳聪目不明，五体不由己，话也越来越少。但窗外的人和事，依然声声入耳。
    
    “老丁”
    
    妹妹丁永宁曾任新华社资深记者，离休后担任国家高端智库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她常把国内外大事说给丁石孙听。丁石孙偶尔会发一两句议论。
    
    民盟中央研究室主任刘圣宇曾担任丁石孙的秘书，他也常从网上搜集新闻，尤其是知识分子关心的事，打印一摞，带去念给丁石孙听。
    
    不过，丁石孙最喜欢听的，是有关北京大学的人和事。
    
    刘圣宇199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当年便来到丁石孙身边工作。那时，丁石孙早已卸任北大校长，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不过，刘圣宇的老师们都曾与丁石孙在那方园子里共事。他从自己导师的近况说起，丁石孙便会接过话茬，回忆北大岁月。这些年来，他一直称呼丁石孙“丁校长”，他们俩谁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北大数学系原系主任李忠每年都会和一帮朋友去看丁石孙。
    
    二三十个人，都是昔日师友，坐在丁石孙家六十余平方米的客厅里聊天。客厅里放满了来看他的人送的花。大家海阔天空地谈着，没什么目的，学校的大事，系里的小事，想到什么说什么。刘圣宇发现，这时候的丁石孙，仍然话少，但整个人的状态都放松了下来。
    
    李忠和其他人都保留了当年的习惯，称呼丁石孙“老丁”。有工作人员不解，认为应该称呼“丁委员长”，李忠不肯，觉得别扭。
    
    北京大学前常务副校长王义遒常和李忠一起来。丁石孙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王义遒是教务长。看着眼前越来越沉默、笑容越来越少的丁石孙，王义遒常常想起近半个世纪前的他。
    
    那时，丁石孙是北京大学数学系的系主任，瘦高的个子，穿着中山装，气度很好。王义遒是无线电系副系主任，常和丁石孙在学校的系主任会议上碰面。
    
    “文革”刚刚结束，北大百废待兴，丁石孙发言时，有点慷慨激昂的样子，王义遒觉得，眼前这个刚刚年过半百的人，大约要做点什么了。
    
    “回去我要战斗”
    
    1983年，北京大学校领导到数学系，向党总支书记黄槐成了解丁石孙。学校对文革结束后数学系如何恢复正常教学工作很感兴趣，让他作汇报。
    
    黄槐成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文革后系里面对一大难题，教师队伍“断代”。文革前业务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的老教师人数不足，补充进来的工农兵学员教师，大多数业务能力不能满足教学需求，急需调整补充。
    
    时任数学系副系主任的丁石孙很慎重，他自己在文革中挨过整，但觉得如果简单地赶人，会把他们推到对立面。他希望能给这批年轻人第二次机会。
    
    丁石孙基本功扎实，课讲得好，在学生中名声很好。1958年，他因同情右派，受严重警告处分。1960年，他在反右倾时成为“阶级异己分子”，被开除党籍。甄别平反后，“文革”又开始了，他作为牛鬼蛇神被关进黑帮大院，下放干校，文革后才获得平反。他的名字早在学校里传开，无论从业务上还是人品上，都很受尊重。
    
    最后系里商议决定，允许这批教师两年内不授课，并帮他们制定教学计划，重新进修。进修过程中，多数人跟不上，主动申请调走，少数人申请转为行政岗位，个别人最终考上了系里的研究生。这种豁达开明的处理方式，使数学系的工作早于全校步入正轨。
    
    1980年，丁石孙被任命为数学系主任。1982年末，他辞去系主任一职，去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
    
    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学珍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1983年，北京大学校长面临换届选举，校领导们商量提拔哪个系主任进校领导班子，大家意见比较一致，都觉得丁石孙把数学系搞得好。
    
    之后，北大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请大家填写校长人选，副处级以上的行政干部、副教授以上的教师均可以参加。丁石孙是得票数最多的人。
    
    随后，校方将意见上报教育部。1983年10月，在美国的丁石孙得知消息，自己即将被任命为北大校长。
    
    有老友给丁石孙泼冷水，告诫他北大校长可不好当。姚曼华夫妇就持这样的观点。
    
    姚曼华与丁石孙相识于1947年的上海大同大学，二人均是学生会干部，均参加了学生运动，丁石孙还被国民党投入监狱。后来，二人同时被大同大学开除，进入上海大学生的黑名单，不可再入学。1948年，丁石孙考上清华大学。次年，姚曼华进入燕京大学。建国后，因院系调整，二人相聚于燕园。姚曼华在北京大学教党史，她的先生和丁石孙都在数学系教书，三人成为多年挚友。
    
    姚曼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夫妇觉得丁石孙有理想有信念也有能力，但担心他对困难估计不足，如果遭受挫折，可能会受到很大打击。丁石孙却踌躇满志。他预判到了困难，但相信自己可以做点事。回国前，他告诉友人：“回去我要战斗，不是一般地战斗，前后左右上下都要战斗。”
    
    “他想在自己的任内把北大的民主和科学精神发扬起来。”姚曼华说。
    
    1984年3月，57岁的丁石孙上任北京大学校长，王学珍上任党委书记。
    
    在就职讲话中，丁石孙说：“一般的说法，叫新官上任三把火。我没有三把火，我在北大工作了这么多年，火气早没了。同时，我也认为，中国的事情比较复杂，不是靠三把火能解决的。我只希望能够做到，下一任校长接任的时候，比我现在接任的时候，条件要好一点。这就是我的目标。”
    
    “好像春天进入了他的心里”
    
    新班子首先提拔了一批年轻人。学校做出规定，教师年满65岁必须退休，也不能参加学术委员会。如今，这批年轻人均已成为北大各个学科的带头人。
    
    1985年2月，无线电系副系主任王义遒在美国访学结束，回到北大，被提拔为自然科学处处长，在教务长领导下，负责全校理科的教学科研工作（另有社会科学处负责文科）。
    
    1986年，丁石孙问王义遒，觉得北大存在什么问题，他回答，没有目标。“不少人工作都得过且过，没有奔头。这样的集体没有朝气，没有凝聚力。”
    
    王义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市场经济刚起步，“脑体倒挂”现象严重，“读书无用论”冒头，各种海外新思潮又不断传进中国，北大内校风、学风有些混乱浮躁。
    
    1986年下半年，丁石孙提出了六点治校方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从严治校；贯彻竞争原则；坚持双百方针，活跃学术空气；树立综合平衡与全局观念；分层管理，坚决放权。他还在中层干部会上作了报告，大张旗鼓推行改革措施。
    
    时任北大数学系主任李忠对其中的一项改革措施极为赞赏，即工资包干制改革：各系根据教学任务确定应有的教师编制，学校据此确定工资总额，具体分配由系里决定。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有的系超编厉害，但工资总额就这么多，只能处理掉那些不上课、科研任务也完成不好的人员。
    
    根据“分层管理、坚决放权”的规定，数学系自主制定了分配办法。分配向教学倾斜，不上课的教师只拿基本工资，不发奖金；教学中又向基础课倾斜，基础课的工作量乘以1.2~1.3的系数，奖金也更高。教师的教学积极性立刻被调动起来。
    
    丁石孙也以身作则。虽然当了校长，却坚持给学生上高等代数这门基础课，除非不得已，从不耽误课时。
    
    他还推动了北大的学科建设。北大历来以基础研究为主，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80年代，基础研究面临着难以拿到国家课题和经费的困境。“学校决定，大船要转向，要增加应用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比重。”王义遒说。学校成立了5个交叉学科中心，陆续开设15个国家和部门重点实验室，加强了应用科学研究。
    
    那些年，丁永宁常在星期天去北大看哥哥。
    
    每一任北大校长都可以在任内搬进北大燕南园的一套独栋小楼居住，但丁石孙拒绝了，仍旧住在中关园一套不到80平方米的老旧房子里。丁永宁却在他脸上看到了难得的笑脸。
    
    “以前，我很难看到哥哥的笑脸。一会儿反右，一会儿反右倾，一会儿‘文革’，折腾极了。我看着他都觉得心疼。自从他当上了北大校长，我觉得他很阳光，意气风发，准备大干，好像春天进入了他的心里，属于他的时代来了。”她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1987年2月，崔健在北京大学 举办了首次个人演唱会，演唱了《苦行僧》《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大批学生为他倾倒。
    
    当校长就是要让大家自由发展
    
    在学生们的印象里，丁校长总是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或灰色衣服，骑一辆旧自行车，穿行在校园里。有人想找他说话，直接把他的自行车拦下来就是。
    
    他的电话号码是公开的。有学生觉得食堂太难吃，直接打电话到他家里臭骂他一顿，让他自己去食堂尝尝。他并不恼，真的开始食堂改革。之前，北大各院系学生吃饭的食堂是固定的，他引进竞争机制，饭票在各食堂通用。食堂有了竞争压力，质量立刻提高。
    
    他强调从严治校，但希望能给学生营造宽松的成长环境。“个人需要自由发展，老师也需要自由发展。我觉得校长并没有高人一等的地位，你唯一的办法是创造条件让大家能够自由发展。”他后来如此回忆当时的治校理念。
    
    他告诉王义遒，自己年轻时参加学生运动，没有一门课是从头学到尾的，大多靠自学。他觉得大学最重要的就是教给学生基本的学科知识和学习方法，打下基础，培养素质。
    
    1986年起任北大教务长的王义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教务处曾做调查，发现北大理科各系文革前的毕业生当时仍在从事本专业工作的并不多。他们由此意识到，大学不应过分强调专业教育，而要拓宽学生的视野。学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自己的兴趣，找到自己的研究方向。如果不想把时间都用于专业知识的学习，学校应尊重其选择；如果想转系，学校也会同意。
    
    丁石孙让王义遒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学生的需求和意见，他自己也常常直接跟学生对话。有一段时间，他几乎每周固定和一些学生见面交流。这些学生思维活跃，关心国内国际大事，双方常就学校改革平等交换意见。
    
    1986年入读国际政治系的学生王佳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那时的北大就是他们心目中大学的样子。人人都是理想主义者，觉得自己对国家、民族和社会承担着使命和责任，心怀热情和希望。
    
    新生被学长们告知，要读《围城》《麦田的守望者》和《第二十二条军规》，这是北大“准读本”。“三角地”贴满了讲座海报。每到晚上、周末，各个教学楼里会有各式各样的讲座，从朦胧诗到存在主义，从弗洛伊德到现代派。
    
    未名湖畔，五四文学社常常在那里讨论诗歌。学生宿舍和食堂的墙上，贴着原创或分享的作品，谁都可以“跟帖”，支持或批驳。北岛、多多、顾城三位朦胧诗派的代表诗人来电教报告厅座谈，学生们毫不客气地发表看法，其气势让三位诗人似乎都有些怯场。
    
    1987年，崔健在北大开演唱会，唱了《苦行僧》《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在此前后，黄建新的《黑炮事件》、陈凯歌的《黄土地》《大阅兵》和张艺谋的《红高粱》在北大上映，北大成为这些导演检验新片、寻找知音的一个基地。
    
    有一阵子，男生29楼每天晚饭时有个“笑林广播电台”的自治播音，三个播音员，分别叫氨基酸、维生素和半导体。每天播音大约半个小时，庄谐杂出。他们动不动就给隔壁31楼的女生献歌，于是几座楼间一阵欢呼。
    
    1988年，北大90周年校庆，中文系教授谢冕著文《永远的校园》，收入北大出版社出版的《精神的魅力》。
    
    “科学与民主是未经确认却是事实上的北大校训。二者作为刚柔结合的象征，构成了北大的精神支柱。把这座校园作为一种文化和精神的现象加以考察，便可发现科学民主作为北大精神支柱无所不在的影响。正是它，生发了北大恒久长存的对于人类自由境界和社会民主的渴望与追求。”谢冕写道。
    
    但在数年的校长生涯中，丁石孙也常感到力不从心，推动改革十分不易。
    
    1988年，他给时任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写过两封信，说已经干了4年，身体很不好，希望能同意自己辞职。“我觉得一个人做不成的事情多得很，做不成就算了，我已经尽了力了。”他后来解释。
    
    但辞职请求没有被接受。1989年春节后，教育部领导找他谈话，希望他继续主持北大工作，他同意了。他告诉王义遒，希望对方跟他一起酝酿新一届行政领导班子。
    
    但8月下旬，教育部领导再次找丁石孙谈话，批准了他的辞职请求。
    
    在告别讲话中，他说：“我当了五年校长，由于能力有限，工作没做好；我是历史乐观主义者，相信后来的校长会比我做得好，会把北大办得更好。”
    
    2013年，丁石孙访谈录出版，取名《有话可说》，但晚年的丁石孙似乎更喜欢倾听，常常处于沉默状态 。
    
    犹抱初心何曾变
    
    离任第二天，丁石孙回到数学系，找到时任数学系系主任的李忠。“他说，我来找你报到，请系里安排我的工作。”
    
    丁石孙空闲了许多，他常常和夫人骑着自行车，到香山、植物园玩儿。有时候，也会一个人在校园里默默地散步。
    
    1990年，他左眼眼底出血，左眼视力基本丧失。
    
    1993年，在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的提议下，丁石孙调入民盟中央，由兼职副主席成为专职副主席。
    
    调任前，丁石孙有些犹豫，他原本想在北大数学系安安心心地教书。李忠劝他：“你对我们普通知识分子很了解，你到那个地方，可以代表我们发言。”
    
    调任后，丁石孙仍然定期到北大给数学系一年级新生上基础课。
    
    1996年，他出任民盟中央主席。1998年3月，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98年，时逢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丁石孙到校出席纪念活动。介绍贵宾时，当他的名字被念出，全场响起了极为热烈的掌声。季羡林发表讲话时说，北大历史上有两位校长值得记住，一位是蔡元培，另一位是丁石孙。
    
    校庆期间，丁石孙被校友们包围了。学生们争相和他合影，纷纷请他到自己班里坐坐，为大家讲上一课。常常才出一个班，就被另一个班“架”走了。
    
    但敏感的老友们也发现，学生运动出身、一辈子的命运与政治紧密相关的丁石孙，不再谈论政治。他们明白他的种种想法，只与他聊聊北大和往事。
    
    丁石孙的腿脚逐渐不灵便，2001年，他和夫人到姚曼华夫妇的新家做客。他的腿已不能行走，靠两个警卫架着进门。看他身体这样差，老友们觉得，可能是在北大当校长期间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