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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金融时报
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中国最具权势的两大家族之间的意识形态和个人分歧显现了出来。
去年底，一个博物馆在中国南方城市深圳开馆，入口处是一块再现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巡视该地情形的浮雕墙。那次南巡是中国改革时代的代名词。
今年夏天，博物馆闭馆改造。待到8月重新开放时，浮雕墙被国家主席习近平一段赞扬中国经济转型的中英文对照的讲话取代。
9月，入口的设计再次发生变化，加入了习近平和邓小平的语录。到了11月，展览馆恢复了最初的设计，浮雕墙回到了原位。
这一系列仓促的变动显示出塑造中共领袖形象的刻板世界中潜藏的种种危机。
在中国筹备12月的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活动之际，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时代起点的深圳，发现自己身处一场争夺战的中心——这是中国最具权势的两大家族之间一场综合了政治、历史和权力的代理权争夺战，近来一直在各地像蛇口改革开放博物馆这样的展览馆上演。
在习近平及其家族看来，此次周年纪念是一个契机，可以为父亲习仲勋正名，明确他当年在推动改革方面发挥的作用——正是这场改革将中国从一个贫穷、孤立的落后国家转变成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习仲勋曾在下辖深圳的广东省主持工作，这里成为了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试验台。
改革开放40周年的正式纪念活动，预计将突出习近平及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他将该思想定义为对邓小平和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的形象被集中刻画为一个在世界上捍卫中国利益的强势领导人。
通过改造对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那段关键时期的表述，习近平渴望把他本人及习氏家族与中国的改革进程联系在一起——这场改革已经深深地打上邓小平的烙印。
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刘鸣炜中国研究院(Lau China Institute)主任凯瑞•布朗(Kerry Brown)表示：“加强习近平家族与改革起源的直接联系，突显了那一时期的重要性及其带来的合法性。”
认为习近平正在降低邓的地位的看法，只会加剧如下担忧：围绕现任领导人的一场新的个人崇拜正在形成。围绕改革遗产的争论出现在今年3月修宪使习近平可终身执政之后。批评人士认为，他日益强化的国家主义和威权主义做法，是对邓小平时代一些成就的威胁。
在今年9月的一次讲话中，邓小平之子邓朴方呼吁回归改革时代的重点——解决国内问题，同时保持稳定的外部关系——暗讽当下与美国的贸易战、国内增长放缓以及习近平打造的必胜主义宣传。考虑到中国仍相对贫穷，而且国际上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邓朴方表示：“要害是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这些话一定是令当局不悦了，因为中国媒体未报道此次讲话。
对习近平而言，挑战邓小平的地位要冒政治风险。中国人对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崇敬之情怎么估计也不为过。“他是我们的领袖，”在一幅邓小平视察深圳宣传画前拍照留念的小企业主梁元荣（音译）说，“如果没有他，我们今天的生活就不会这么红火。”
2012年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习近平没有立即尝试削弱邓小平在官方叙事中的地位。在第一任期，习近平利用了邓小平时代的象征意义。2012年，他前往深圳并向邓小平雕像敬献花篮。在次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共效仿1978年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布了一份长长的清单，列出了一系列承诺已久、但仍未完全实施的经济改革事项。
2016年，习近平考察了象征邓小平时代农村改革起点的安徽省小岗村，宣布了自己对重新整合农地的愿景。
然而，在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前夕，这两大中国精英家族之间的意识形态和个人分歧显现了出来。这场争斗集中围绕一点展开：习仲勋在毗邻香港的深圳成为中国试点“经济特区”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深圳拥有中国一些最先进的科技公司以及曾为中国出口拉动型增长提供动力的密集装配生产线。然而，1978年时它还是一个落后的渔村。时隔15年后，深圳成为邓小平“南巡”的重要一站——在血腥镇压了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后，邓小平于那时重启经济改革并恢复吸引外国投资。
如何在2018年讲述中国经济改革的故事是一个微妙的问题，因为深圳对习近平家族具有重要的个人意义。习仲勋在毛泽东时代结束后不久便被派往广东省。在那里，他主持制定了计划，将深圳以及整个广东省转变为出口导向型制造业中心，吸引外国投资和宝贵的硬通货进入贫穷的中国。上世纪80年代末，习仲勋在与邓失和后退休，长期居于深圳，2002年去世。
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美中全球议题对话项目(Initiative for US-China Dialogue)执行主任韦德宁(Dennis Wilder)表示：“习近平家族中的一种看法是，邓小平在深圳问题上始终未给他们的父亲记下适当的功劳。他们似乎有些怨言。”
今年夏天，位于北京的中国美术馆(National Art Museum of China)举办了一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展览，在那次展出的一幅油画中，习仲勋正向坐在椅子上的邓小平介绍深圳经济特区的概念。在互联网上引发轰动后，这幅画很快被移走了。
由于这幅画作把习仲勋、而非邓小平放在正中央，批评人士指责习的支持者削弱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地位。
不久前，在北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China)举办的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展览上，习近平的照片被放在最突出的位置展示。邓小平则被降到了与改革开放时期的其他前领导人——江泽民和胡锦涛——同等的地位。
其他提升习近平、矮化邓小平的美化画作——包括一幅描绘习近平与民众在一起，背景远处是一尊邓小平铜像的画作——也遭到了类似的揶揄。
这或许可以解释习近平10月在深圳新建的当代艺术馆(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参观另一场有关改革的展览时的谨慎反应。馆员们表示，习近平主要担心展览过多地突出了自己的父亲。此次展览的正式开放日期曾被推迟，其间工作人员匆忙重新平衡了展览内容。
各种周年纪念展上的交锋并非只关乎家族自豪感，它还直指中国关于习近平政策的这场争论的核心。
令中国许多人惊愕的是，习近平改变了许多邓时代的政策，转而支持那些更让人联想起毛泽东时代的政策。虽然宣称中国将越来越开放，但习近平正在恢复国家主义的决策模式，并重新推崇马列主义正统学说。他压制党内不同声音，收紧对公民社会的控制。他将党与政府官僚机构重新整合在一起，威胁到长期以来打造专业官僚机构的努力。
“政治改革已经死亡10年或更长时间了······即使经济领域也在发生倒退。”悉尼科技大学(UTS)研究中国问题的教授、中国政府的批评者冯崇义说，“邓小平的改革当年呼应了从官僚体系到社会的广泛支持。”
在习近平的统治下，国有企业的地位得到提升，上世纪80年代实现合法化的民营企业受到挤压。在他发起的反腐运动的掩护下，政治运动和派系清洗重新复活。习近平的画像及其赞颂共产党的语录随处可见，引发了人们对新一轮个人崇拜的议论。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让许多海外的中国支持者感到担忧。
批评人士注意到，习近平今年10月再次访问深圳时，在讲话中没有提及邓小平。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的中国政治问题专家史宗瀚(Victor Shih)表示：“我不认为这是一种严重冷落，因为邓小平的政策已经被冷落了10年了。”
这些不断变化的历史叙事，让那些捍卫邓小平时代倡导的改革议程的人士有了一种当下的紧迫感。
“我担心，现任政府似乎正在追求的经济模式——一种新的‘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可能并不符合中国的长远需要。”世界银行(World Bank)上世纪90年代驻华代表鲍泰利(Pieter Bottelier)今年9月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China Development Forum)上表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以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为指导，把国家推向了正确的方向。”
虽然中国如今更加富裕，而且直接与西方国家竞争，但中国的一部分人现在觉得缺乏方向感。中国最早的房地产企业家之一冯仑说，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达成共识很容易”。但在从简单地做不同于毛泽东时代的事情、发展到制定经济战略和法律框架之后，“到第四个十年，故事线出现了分叉”。意识形态的差异意味着截然不同的应对贫困、环境问题以及国际关系的方法。
邓小平去世后，中共一直沿用“改革”一词，表明了这个时代遗产的重要性。习近平还再次开始使用“开放”一词。在今年的多次演讲中，他向听众保证，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美中新视角基金会(US-China New Perspectives Foundation)主席、与邓家关系密切的周志兴说：“现在，我们还不能说邓小平的‘遗产’，因为改革并未死亡。只有当某物死了，才谈得上遗产。”
周志兴将“思想解放”列为改革时代最重要的成就。但他承认，邓小平并未改变中共的国家主义统治的核心架构，而习近平使之复苏的做法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你不能因此批评邓小平。每代人都只能为自己这代人所面临的问题而战斗。”
张祺(Archie Zhang)北京补充报道
对这场走走停停的改革的不同描述
世界银行上世纪80年代的首任驻华代表林重庚(Edwin Lim)曾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尽管中国内外的人士对这段历史都怀有浓厚且广泛的兴趣，但对中国改革开放过程的理解依然十分有限。”
部分原因是随后的政治清洗以及赞颂最高领导人的传统，让执政的中共不方便褒奖除邓小平之外的贡献者。在中共经过简化的官方历史中，邓小平被描述为改革的英雄领袖，1978年12月的三中全会是一道分水岭。实际上，改革的实施过程是走走停停的，很多思想最初遭到中共的反对。在改革之成功变得显而易见之后，改革才得到完全支持。
随着习近平上台，称习仲勋在改革中扮演核心角色的说法开始流传。这些观点得到了精英家族的认同，他们认为，是党内元老的共同努力将中国从毛泽东时代的灾难中解救了出来，而邓小平把功劳归为己有。
让农民脱离公社的农业改革与当时的其他高官有关，特别是万里和赵紫阳——邓小平把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归咎于后者。主持明确企业所有权工作的是胡耀邦，他的政治立场相对自由主义，1987年遭到邓小平清洗。明确企业所有权是为了增加工业产出，企业所有权问题如今仍然困扰着中国。
习仲勋的夫人齐心曾在一篇纪念文章中称赞丈夫把广东推到改革试验的前沿。她写道：“他是想把失去的16年时光夺回来，尽量为党和人民多做些实事。”
2007年公布的一段党史称，上世纪70年代末，习仲勋意识到，如果在内地这边建了工厂，那些被抓的试图逃到香港的中国人就可以有活儿干。这就是深圳等“特区”的起源。
然而，在2011年的邓小平传记中，美国历史学家傅高义(Ezra Vogel)将这一高明想法的功劳归于1977年的邓小平。他写道，在争取中央支持广东改革的过程中，习一直极力支持广东改革。
“当时，把它变成中央的政策肯定需要得到邓小平的同意。但事实上，毛泽东去世后各地方层面的试验并非全都是邓小平的想法。”北京历史学家章立凡表示，“没有什么‘设计师’。当时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计划，这些后来变成了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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