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世界首例基因婴儿出现在中国，反映了中国在科学伦理规范及其监管方面的缺席，以及科技人员的投机心态。

更新于2018年11月29日 07:07 邓聿文 为FT中文网撰稿

中国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捅了马蜂窝，其使用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创造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婴儿的行为，不仅在中国招致轩然大波，更是遭到国内外科学共同体的一致反对。

对于多数没有受过严格科学训练的公众来说，他们虽然也许听过基因编辑这个名词，但对什么是基因编辑技术，不甚了了。他们在看到或听到这个消息后，产生的直观反应很可能会是，既然科学家可以通过修改一个人的基因来预防某种疾病，那么，是不是也可制造出基因超人或者基因武器？后者经常是某类科幻小说和电影的主题。

大众的这个可能直观反应，包含着本文要谈的科技的伦理风险，科学的边界，人类社会的不平等以及中国在这些方面的问题。

在贺建奎这个案例中，科学家和舆论一边倒地批判和声讨，指向的就是其用基因干预人类生理缺陷可能导致的伦理风险。能够运用该项技术的国家和科学家，正因怕触发这个风险，而不敢冒险去做这样的试验。

所谓科技的伦理风险，指的是人类的科学研究、科技活动及其成果运用，带给人类道德、宗教、社会和生态的影响。科学研究本身，遵循的是价值中立原则，但科学研究的方法，使用的材料，科技活动的过程，特别是成果的具体运用，则渗透着观念、社会文化和伦理道德的因素，科学上“能够的”并不是伦理上“应该的”。举一简单例子：尽管存在核辐射，将核能用于发电是允许的，但制造核武器用来杀人则是不允许的。

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到来，人类一些新的科学活动产生的伦理问题也更突出。比如克隆技术和基因技术，它使人类能够操纵基因，打破种属界限，改变物种的基因构成和机能，从而不但存在物种自然演化被改变或中断的风险，从人类种属的角度看，也存在改变人类几万年依靠自然进化形成的亲缘关系，打破人类生育概念和传统生育模式的风险。后者对人的伦理的冲击甚至比前者更严重。

所以，强调科学的伦理规范和风险对人类的科技活动构成了一种约束。但是，它也存在一个悖论，即这种约束也可能会束缚科学的发展。因为伦理规范具有保守性、稳定性、滞后性，与科学的进取性、快速发展形成鲜明对照，不合适的守旧的伦理规范会严重阻滞科学的发展。故而在科学研究和技术运用与道德规范间，有两者等同论、相斥论、无关论和并进论等几种看法。

具体到贺建奎的基因婴儿，人们批评他所造成的伦理风险，主要是指他这种改造基因的行为，给婴儿本人和人类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由目前的技术看，无法判断，即不可知。换言之，它可能没有副作用，或有副作用但可控，也可能不可控。科学家们担忧的是后一点，不可控的副作用对人类构成重大风险。

然而，是否建立了严格的医学和生物伦理规范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人类就可高枕无忧？也不是。它还涉及与此有关但需进一步展开分析的人类的好奇心和科学的边界问题。虽然伦理标准和规范以及科学共同体的自律为科学研究设置了一道防火墙，但如前所述，新科技新材料的运用一方面会打破旧的不适宜的科技伦理，另一方面，已有的伦理标准和规范要约束个别或少数科学家无论出于何因突破伦理规范的科学研究行为，是很难的。

以基因编辑技术为例，贺建奎是自我曝光，但还有没有没曝光的基因婴儿，这种可能是不能完全排除的。因为基因编辑虽然是一门前沿技术，但相对而言也比较成熟，其所要求的技术条件和设备不复杂，理论上是不排除在患者的要求下，出于金钱等目的有些医生也会这样做的。

另外，科学的边界问题也与人类的中心主义立场，对理智的自负以及与生俱来的自私和好奇心密切相关。自启蒙时代以来人类摆脱宗教的束缚，理智就被视为可以做上帝才能做的事情，攻无不克。在人类对自己的理性过于自负的情况下，人类也就以自然的主人自居，按照人类的主观意志或需求去改造自然，这就是“人类中心论”。人类从骨子里难摆脱这种万物主宰的中心主义立场和看待事物的方法与视角。严格地讲，尊重自然，人和自然协调发展之类观点，也是站在人类的立场和角度，当然科技伦理也是这样。完全可以假定，如果科学能够证明干预人类的基因不会产生负作用，或者其副作用可控，贺建奎创造的基因婴儿就不会遭到舆论和科学界的挞伐。

在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几千年历史中，无论是对人类自身还是自然界，人干下的蠢事数不清，但人类在接受教训之余，还在继续干蠢事。这与其说是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有限，不如说人类对自己的理智自负和站在人类自私的立场看问题。作为一个物种，为了生存和更好生存的需要，人类是无法做到完全从客体的角度去看待事物的。经济学已经证明每个人的自私是增进个体福利以及形成市场秩序的关键，既然个体最本质的特性是自私，由个体集合而成的人类整体怎么可能在对待自然、地球和宇宙万物的问题上大公无私？所以，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中心主义立场是来源于作为物种的人的自私。自私加上永不满足的好奇心，是上帝在创造人类时，赋予人类的两个最本质的东西。它既是人类探索未知的源泉，也可能是毁灭人类的根由。从这个角度看，我对法律和伦理规范以及科学共同体阻止科学家在未知领域“干坏事”的效果，是持悲观态度的。类似基因编辑婴儿，贺建奎不做，也会有其他科学家去做，今天不做，明天也会有人去做。

此事可议的还有第三点，即社会与人的平等问题。这个问题同前面讲的伦理要求有关，是由它派生出来的。在人们担心干预基因导致自然风险时，理论上说，有钱有权者，或者统治社会的某个集团，是可以要求或命令科学家通过干预改造基因，而制造一个或一群从娘胎里就智力和体力都超群的基因超人。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这对于已有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治理政策等都会构成重大的新挑战，如固化并加剧贫富分化。

这样一个不祥的社会图景虽然相当遥远，但并非完全不可能。尤其对中国来说，由于贫富分化，阶层分野的固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即使这种现象只出现在理论描述中，对许多人来说也会是一个噩梦，这也是此次基因婴儿事件引发轰动的一个社会背景。

总而言之，世界首例基因婴儿出现在中国，反映了中国在科学伦理规范及其监管方面的缺席以及这种缺席给科技人员带来的投机心态，而从深层看，它还触及人类的理性自负、征服自然的野心与社会不平等等科学哲学和社会问题，说它打开了对人类终极生存的“潘多拉魔盒”的担忧，是不过分的。

（注：作者系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