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林三土去年12月30日

[注：本文是今年年初应邀而作的一期音频底稿，后因故未能采用。]

《从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冲突》讲解稿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本期为你解读的是《从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冲突》。这本书是当代政治学研究的经典著作，作者杰克·斯奈德，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的教授，也是当代国际关系学界的泰斗。

这本书中文版大约有30万字，我会用大约30分钟的时间，为你讲述书中精髓：为什么民主化转型刚刚起步的国家，常常会被民族主义狂热所裹挟，卷入民族冲突与战争的漩涡，而我们又应当采取什么办法，来避免发生这种情况。

民主是国家内部的一种政治模式，一般我们在谈论民主时，往往把着眼点放在内政方面。不过事实上，民主对于一个国家的外交和国际关系，也存在着重要的影响。比如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国际政治理论中，流行着一种称为“民主和平论”的观点。这个观点认为，两个民主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很小；战争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发生在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之间，或者两个非民主国家之间。

为什么这样认为呢？支持民主和平论的学者举出了各种理由，比如：在民主制下，政治领导人由周期性的选举产生，接受民众问责的力度较大，一旦打了败仗，就会被民众投票选下台，因此在外交上会尽可能谨慎行事，不到最后关头不动用武力；相反，非民主制国家的领导人，权力并不来源于人民，因此也相对不太担心民众的看法，就算打了败仗，也可以加大对国内反对意见的弹压力度，保住自己的位子，所以容易更加肆无忌惮地追求自己的野心，对外穷兵黩武。

又比如有人认为：民主是一种价值观，强调人人都有平等参与政治生活、自我管理的权利；两个民主国家的公民，由于认同对方的价值观，因此相互之间有一种亲切感，遇到纠纷时愿意坐下来谈判解决，不那么容易兵戎相见；相反，两个非民主国家之间，以及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之间，常常暗地里感到对方的存在是对自己政治生活的一种威胁，因此遇到纠纷时比较不容易冷静，担心对方心怀不轨，所以干脆自己先下手为强。

从历史上看，民主和平论在大多数时候是成立的，但也有一些例外。尤其在二十世纪后半叶，随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到来，人们惊讶地发现，许多新兴的民主国家，或者民主化转型过程刚刚起步的国家，都迫不及待地卷入了国内外的民族冲突，以及由此而来的战乱和屠杀。

其中最为国人所熟悉的，或许是从1991年开始持续了十年之久的前南斯拉夫战争。战争爆发前的一两年间，前南斯拉夫的各个加盟共和国，先后启动了民主化进程，开始举行多党制的普选。但是这个过程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民族冲突，引发了前南斯拉夫国家内部的一连串战争，以及惨无人道的民族清洗，和前南斯拉夫的四分五裂。

再比如，非洲国家布隆迪在1993年举行了第一次多党制民主选举，但是在这次选举中当选的胡图族总统，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图西族暗杀，引发了胡图族与图西族之间十多年的惨烈内战，高达三十万人死于战火之中，一直到2005年才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签订和平协议。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

为什么民主和平论对这些新兴的、刚刚转型的民主国家不成立？为什么在这些案例中，民主化不但没有促进和平，反而打破了之前的和平，加剧了国内各民族之间、或者周边国家之间的敌意、冲突和暴力？人们为什么要从投票走向暴力呢？更进一步说，这是不是意味着有些国家、有些社会、有些文化，天然地就不适合民主制，而应该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呢？

这些就是《从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冲突》一书试图回答的问题。这本书的作者，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杰克·斯奈德，在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做出过卓越的理论贡献。《从投票到暴力》这本书在2000年出版之后，一时洛阳纸贵，迅速被学界公认为研究民主化与民族冲突之间关系的经典著作，对世人理解民主化的后果、以及制定民主化的政策，有着重要的意义。

好了，以上为你介绍了这本书的基本情况。那么下面，我就为你来详细讲述书中内容，这本书主要讲述了三个重点内容。第一个重点是，新兴的、刚刚转型的民主国家的民族冲突可能会变得更加剧烈，所以斯奈德提出了一个理论，叫做“精英说服论”，来解释这个现象；第二个重点是，我将以诞生在苏联废墟上的新兴国家为例，通过“精英说服论”的框架带你看一看为什么同在民主化的进程中，有些国家保持了和平与稳定，有的国家则引发了民族冲突乃至引发战争；第三个重点是，如果可以用“精英说服论”来解释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冲突，各国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如果希望保持国内外的和谐与稳定，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部分的内容，也就是如何来理解民主化常常会加剧民族冲突的现象？简单来说，民主化是否会加剧民族冲突，取决于两大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一个国家在民主化起步以前打下的政治制度基础，第二个因素是这个国家的精英群体在民主化起步阶段从自身利益出发而进行的政治操弄。斯奈德的这个理论，由于强调精英群体在这个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因此又称为“精英说服论”，以区别于想当然的“民众敌意论”。

要理解什么是“精英说服论”，就需要我先带你看一看什么是“民众敌意论”。在讨论民族主义情绪和民族冲突的时候，你可能会常常碰到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两个民族之间之所以会在民主化起步阶段爆发剧烈的冲突，是因为这两个民族在民主化之前的漫长历史上，本来就已经相互结仇，充满敌意；只不过在民主化以前，民族之间的这种敌意被跨民族的帝国统治者或威权政体竭力地安抚或压制，只能被民众暗暗藏在心底，得不到公开表达的机会；一旦民主化了，民众可以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了，民族之间长久以来的敌意就获得了宣泄的渠道，一发而不可收拾。

按照这种观点，既然民族之间的敌意是早就存在的，因此也是人力所不可挽回的，如果我们要避免这种敌意爆发成为战争，就只能采取两种办法：一种是承认帝国或者威权政体在压制民族敌意方面起到的作用，为了防止民族冲突的爆发，而放弃民主化的念头，尽可能地维持和延续帝国或者威权政体的统治，并为这种统治辩护；另一种是在民主化的同时采取强制性的民族大迁徙的政策，把原本混杂而居的不同民族，分别集中迁移到各自聚居的领地，然后让这些民族在各自的领地上分别建立民族国家，大家眼不见为净，各自为政，互不干预。

但是斯奈德指出，“民众敌意论”完全误解了民主化过程中民族主义情绪的产生机制，因此从“民众敌意论”推出的这两条建议也是站不住脚的。他经过研究发现，在民主化起步之前，普通民众中间的绝大多数，往往并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民众的民族主义狂热，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敌意，其实绝大部分是源于民主化前夕或者民主化起步阶段，政治精英们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利用媒体平台和公职机会刚刚放开却又没有完全放开的绝佳条件，向普通民众灌输民族主义迷思，以便将民众动员到自己麾下，成为自己在转型过程中维持政治权力、争夺政治权力的筹码。当然，政治精英在多大程度上乐意这么做、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功做到这一点，又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政治精英们在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和限制。

主观方面，精英们究竟有多大动机去煽动普通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取决于精英们在多大程度上感觉自己的切身利益受到民主化的影响或者威胁。精英们越是认为民主化威胁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就越有动力去煽动民族主义狂热，通过制造民族之间的对峙和暴力冲突，并以强硬姿态对抗或镇压其它民族，而在本民族内部以鹰派形象获得狂热民众的认同和拥护，借机巩固自己的统治，或者攫取更多权力。

精英集团在民主化过程中的危机感，与民族主义情绪煽动之间的关系，在十九世纪末的德国体现得再明显不过。1870年普法战争之后，普鲁士统一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着手对德国政治制度加以改革，以便缓和普鲁士与被其统一的西部、南部德意志邦国之间的矛盾。当时欧洲不少君主制国家，已经开始尝试开放选举，但往往将选举权限于中上层有产阶级的范围内，下层阶级与无产者往往没有投票权。俾斯麦认为，如果德国也采取这种做法，将会让中上层支持的自由派政党得利，引起君主和保皇派的不满；所以他干脆直接推行全民普选，希望通过受保守派地方士绅影响比较大的农村选票，来压制新兴的城市中产阶层和自由派政党。

俾斯麦的这番改革，使得德国立法机构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超越于同时期其它欧洲国家的民主特征：广泛的投票权、多党竞争的周期性选举、大规模的竞选活动、以及议会对财政预算一定程度的控制权。可以说，在制度层面和社会发育层面，俾斯麦改革为德国真正的民主化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但是与此同时，德国政府内阁的任命权、以及外交和军事方面的决策权，却仍然完全保留在君主手中，不受到议会的管辖。在大多数重要的政策议题上，君主和政府内阁可以通过暗箱操作，轻易地绕开议会和民意的约束，并反过来操纵民意的走向。特别是在军事行动方面，议会与公众对政府和军方高层的意图完全一无所知，也无从问责。

这种议会与政府“二元化”的体制，既给保皇派精英提供了操作的空间，又放大了民主化对他们切身利益的威胁。一方面，每当政府的预算案遭到议会的质疑和阻挠时，保皇派精英便通过对外国军事威胁的夸大、对殖民行动好处的鼓吹、或者对内部“人民公敌”——比如天主教徒、犹太人、社会主义者等等——的指控，来操纵民意、影响议会选举，进而在议会中通过自己提出的预算案。另一方面，随着民众参政意识的觉醒以及对君主制不满情绪的加强，还有进步党派力量的崛起，保皇派越来越坚信，民主化将让自己输掉全部家当，只有通过战争动员，才能将民众拉拢到君主和政府一方，从而稳固自己的统治。在这种思路与动机的推动下，德国政府高层一步步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落得个自掘坟墓的结局。

由此你可以发现，精英阶层越是觉得自身利益受到威胁，就越会煽动对民族主义情绪。但精英们能不能成功地向普通民众贩卖民族主义狂热，还取决于这个即将民主化或刚刚开始民主化的国家，在政治制度和社会发育层面为精英们的这种操弄提供了多大的空间。

比如说，假设这个国家在民主化之前的官僚科层体系已经相对比较发达，但是公共辩论的空间非常狭小逼仄，那么在民主化刚刚启动、言论空间刚刚放开的阶段，手头积累了大量资源、垄断了相当大部分媒体渠道的体制内精英，就可以趁对手立足未稳之际，在言论市场上形成压倒性的优势，完全主导公共议程的设置，随心所欲地贩卖民族主义迷思；相反，倘若在此之前，这个国家已经有了相对壮大的中产阶级、相对成熟的公民社会、相对独立和专业的记者与媒体网络，那么精英们在贩卖民族主义时，就会遭到不同立场观点的更有力的批判与反制，难以形成气候。

法国大革命就是这样一种情况。由于在旧制度下，公民社会发育得太不健全，媒体从业者长期受到压制而缺乏专业素养，因此在民主化起步阶段，民众蓬勃而出的参政热情无法被有效地疏导和聚焦到恰当的政策议题上去，而精英集团内部的各个派别为了在权力斗争中胜出，纷纷仓促地试图对这股热情加以利用，争着比同僚们表现得更加爱国、更加警觉、更加强硬。从1789年到1791年，关于周边国家将如何合力颠覆新兴的法兰西共和国的阴谋论，在报刊媒体和议会辩论中，从一开始的星星之火迅速形成燎原之势，连精英们自己也深陷其中，欲罢而不能。这一波基于革命信念的阴谋论和民族主义狂热，最终被拿破仑所利用，成为法国对外军事扩张的动员手段。

此外，除了中产阶级的壮大、公民社会的发育、媒体专业程度的提高之外，一个国家在民主化之前，国家能力与官僚科层体系的发达程度，也会影响到民主化的走向。假如这个国家在民主化之前的官僚科层体系发育不全，国家对整个社会缺乏足够的渗透力和控制力，那么在民主化过程中，相互竞争的政治精英集团，将发现自己手头的资源不足以处处投入、和对手展开全方位的民主竞争，只能把资源集中在某一块最稳固的、对手很难挖走的基本盘上，而在精英们眼中，最容易操纵的、最稳固的基本盘，无疑是根据民族身份划分界限、被民族主义迷思成功洗脑的本民族群众。

好了，以上是斯奈德教授“精英说服论”的基本框架，从中你可以知道，是因为政治精英的操弄，导致民主化过程中出现的民族主义冲突。接下来我带你进入第二个部分，我将以诞生在苏联废墟上的新兴国家为例，通过“精英说服论”的框架带你看一看为什么同在民主化的进程中，有些国家保持了和平与稳定，有的国家则引发了民族冲突乃至引发战争。

在苏联解体与东欧前共产主义阵营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不同国家的命运之间呈现出巨大的差别，有的在短时间内顺利地转型成为巩固的民主国家，有的换汤不换药地维持着威权统治、但至少还能保障和平与稳定，有的则陷入连年战火、令观者有“宁为太平犬、莫作离乱人”之叹。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首先，我们可以根据这些国家在民主化前夕的社会政治发展状况，也就是民主化转型启动时，这些国家在客观条件方面的准备情况，将它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客观条件的准备相对比较充分的，包括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以及波罗的海三国，也就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些国家在苏东剧变前，文盲率相对较低、非农业部门的中产阶级人口比例较大、媒体自由度在前共产主义阵营里相对较高。并且这些国家的民众在剧变之前，已经积累了一些公共参与和民主实践的经验，比如捷克、匈牙利、波罗的海三国早年对苏联干预的抵抗，八十年代波兰团结工会的斗争等等。因此在民主化过程中，媒体和民众相对比较有能力分辨和抵御政治精英的民族主义煽动；而权力交接过程的相对平和，也让这些国家的大多数政治精英不必诉诸民族主义煽动来保住身家性命。因此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转型过程中，并未发生严重的民族冲突；尽管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国实施了一些歧视性的民族政策，但少数民族的待遇总体而言并不算特别差。

上面说的是客观条件较好的一类国家；反过来，我们再看第二类国家，也就是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建设极端落后的中亚五国。这些国家文盲率高、工业化程度低、经济很不发达、大多数民众对公共参与和政治改革缺乏热情，所以苏联解体之后，这些国家内部基本没有什么成规模的民主化浪潮。由于没有什么民主化方面的压力，这些国家的政治精英，比如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顶多只是象征性地开放一下议会选举装点门面，实际上议会只是橡皮图章、反对党几乎完全受到压制，大权仍然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既然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转型进程根本没有启动，精英们也就没必要通过煽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因此除了塔吉克斯坦爆发内战之外，其它四个国家平静得像是一潭死水；而即便是塔吉克斯坦，内战的导火索也是部落、宗教、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冲突，交战各方并没有提出任何涉及民族主义甚至民族独立的诉求。

最为麻烦的是第三类国家，它们在民主化起步时的客观条件介于上述两种情况之间：公民社会长期遭到压制而发育不健全，但民众的参政意识已经被唤醒；言论自由的空间被放开，媒体从国营转为市场化，但体制内精英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垄断着媒体资源与渠道，特别是电视台；经济发展水平不算太差，却也没有很好；等等。也就是说，在这些国家中，社会政治结构留给精英进行民族主义操控的空间是最大的。

但并不是所有这些国家都卷入了民族之间的暴力冲突。前面说过，按照斯奈德教授的理论，民主化转型过程中民族冲突的爆发，既需要客观条件不足所制造的精英操控空间，也需要统治阶层本身有动机去煽动大规模的民族主义狂热，而这种动机，来自于统治精英在民主化进程中产生的危机感。所以在这些客观条件高不成低不就的国家中，又可以根据精英们的主观条件，进一步分为两类。

当民众对统治精英的挑战力度不够大，并且地方精英也没有遭到来自原来帝国中央政府、或者周边军事大国的外部威胁时，精英阶层对于维护自身权势和利益的危机感没有那么强烈。于是他们顶多只会采取某些比较温和的民族主义宣传手段，来掩盖自身民主合法性的不足，同时适度压制反对党的活动；但他们还不至于孤注一掷，诉诸激进狂热的民族主义，通过制造暴力冲突和战乱来浑水摸鱼。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伐克、乌克兰均属于此类，这些国家内部虽然存在或大或小的民族差异，民主化转型初期的统治者也或多或少地利用过民族主义宣传手段，但他们都很小心地调整这种宣传的力度，不让它的后果超出自己可控的范围。

但是在巴尔干半岛的绝大多数地区、以及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车臣等地，情况便截然不同了。塞尔维亚是整个南斯拉夫的主体民族，但南斯拉夫的行政结构高度地方分权，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等加盟共和国的官僚科层体系各自被当地主体民族的政治精英掌控，中央政府对这些地方——特别是这些地方的媒体——缺乏控制力；而塞尔维亚内部又进一步划分有科索沃等民族自治区。各民族地区之间的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比较富裕，而主体民族塞尔维亚族居住的地区，却相对不那么发达。民族差异与社会经济差异的重合，使得地方统治精英不太容易搭建跨民族的政策联盟。

同时，八十年代南斯拉夫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失业率居高不下，让民众对统治阶层的怨气一日高于一日，政治精英们感觉自己的权力地位正遭到潜在的巨大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从八十年代初起，以米洛舍维奇为代表的塞尔维亚政客们纷纷在选举中打起了民族主义牌，借此动员基本盘，而其它民族自治区的政治精英也针锋相对、不甘落后，地方媒体更是乐得通过制造和传播民族主义迷思来增加销量，塞尔维亚与其它民族之间的敌意不断升级，最终导致内战的爆发。高加索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以及高加索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的武装冲突，也遵循相似的发展轨迹。

好了，以上就是第二部分，在民主化的进程中，有些国家保持了和平与稳定，有的国家则引发了民族冲突乃至引发战争，作者的“精英说服论”都能用于解释这些问题。接下来我带你看第三部分得内容，也就是，如果“精英说服论”对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冲突之间关系的解释是成立的，各国在民主化的过程中，要保持国内外的和谐与稳定，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

首先，“精英说服论”意味着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各个步骤的顺序非常重要。比如在一个公民社会长期遭到严酷镇压、民众完全没有任何政治参与经验的国家，如果骤然开放具有高度竞争性的多党制普选，民族主义煽动家很有可能借机上台，因此在这之前最好能有一个逐步放松社会管制、让民众在社区与基层获得较多公共实践机会的过程；类似地，假如一个审查极其严格、媒体毫无生存空间、职业记者纷纷转行的社会，一夜之间忽然把媒体业全部交给市场，那么竞争中胜出的很有可能是本来就占据着大量资源与人脉的体制内精英、以及靠煽动民族主义情结发家的伪媒体人，因此在这之前最好能有一个逐步放松媒体审查的过程，让记者和编辑们有充分的机会锤炼自己的专业性、也让受众有充分的机会培养批判性思维。

再比如，由于中产阶级对社会的稳定更加在意，因此在民主化转型之前，如果这个国家的人口中，中产阶级的比例较高，贫富差距较小，则转型过程中受民族主义煽动而发生暴力冲突的几率就越低；反过来，假如这个国家贫富分化严重，尤其是假如这个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整体经济状况差距较大，则民族仇恨就容易随着阶级仇恨一同滋长，呈现出星火燎原之势。

这种次序先后，并不是要给专制者找借口、方便他们推诿民主化的责任，而是要给他们施加压力，在启动民主化之前就主动采取措施、逐步推进社会发育，为国家的平稳转型奠定基础。

其次，在民主化过程中，要尽可能避免采用那些容易过分强化、固化民族身份与民族意识的政策。比如民族之间的联邦制分权，特别是像前苏联国家那样，不同民族各自成立自治区，自治区内绝大多数事务不受其它民族干预，常常被认为是防范潜在冲突、保障和平共处的必要手段，但这种做法在现实中的效果往往并不太好，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为各族精英在“自留地”内动员民族主义情绪制造了空间。

当然，这并不是说民族联邦制在任何时候都是适得其反的。正所谓“魔鬼在细节之中”，表面上同样是联邦制，但具体制度怎么设计、哪些方面的问题可以交给民族自治解决、哪些问题需要多民族协商、哪些问题的决策权需要留在中央政府手上，这些都大有学问，不同的设计也会对民族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

而且“避免过分强化民族身份和民族意识”这一点，运用起来也是有前提的；前提就是这个国家各个民族的身份意识还没有被之前的政策、民族矛盾或其它因素给完全“锁定”、也就是说还有继续塑造与和解的空间。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是这么幸运的。有时候，某些民族之间的相貌特征差别太显著、混居度太低、遭受的歧视与压迫太严重、或者已经卷入了持续的暴力冲突，那么这时候民族身份已然“锁定”、成为既成事实，强行同化消除只会引起更大反弹，联邦制便确实是保障和平共处的最后一招了；如果这时候主体民族还无视少数民族的独特性、拒绝在政治上给他们提供相应的自治空间，反而可能直接引发暴力冲突。民族迁徙与分治也是同样的道理：在民族主义意识尚未“锁定”、还有塑造的空间之前，千万不要采用；在民族主义意识已经“锁定”之后，则有可能在极端情况下不得不用，以避免出现最坏的局面。

最后，在原先的统治精英掌握大量资源与影响力、能够给民主化过程制造很多麻烦的情况下，民主化支持者对转型正义的追求，要尽量给这部分精英留出余地，让他们相信就算自己下台、对手掌权之后，也能保得身家无虞，不会遭到残酷的清算。这样的话，他们通过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来维持自己权势地位、阻挠民主化转型顺利完成的动机，就不会有那么强烈。

好了，说到这里，这本书的内容就聊得差不多了。下面我们简单总结一下今天分享的内容。从斯奈德教授《从投票到暴力》这本书里，我们知道了，民主化与民族主义冲突之间的关系，不能用“民众敌意论”解释，而必须用“精英说服论”来解释，也就是精英在民主化过程中的主客观条件，如何影响到他们能否成功地煽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其次，“精英说服论”还可以用以解释和预测一个正在经历民主化转型的国家，是会走向和平与稳定，还是最终会引发民族主义仇恨；最后，你知道了如何在民主化转型的国家中避免从投票走向暴力，包括要保证民主化各个步骤之间的正确顺序，避免采取“锁定”民族身份、激化民族矛盾的政策，以及在转型正义问题上给原来的统治精英留出余地、穷寇莫追。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为你准备的笔记版文字，就在音频下方的文稿里。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