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教旨主义儒家宪政派的出现，本来体现部分中国学人的文化觉醒，也就是从马列主义的迷信中觉醒过来、拨乱反正。但是，他们矫枉过正，在皈依中华文化之根时走火入魔、陷入狭隘排外。这一学派最典型的代表是蒋庆。蒋庆对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制度持强烈的批评态度，指出这种制度的根本缺陷在于“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使得民众狭隘自私的物质欲望和世俗利益支配了政治，导致民主政治的“极端世俗化、平庸化、人欲化与平面化”，导致民主政治成为以力服人的“霸道政治”。他断言中国的政治制度不需要也不应该借鉴、模仿、照搬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并且主张中国要发展“区别于西方自由民主政治而具有中国历史文化自性特色的超越当今世界政治发展道路之外的体现儒家政治价值与政治原则的中国式政治”。这种政治的核心在蒋庆看来就是恢复汉代公羊学的传统，建立天、地、人三重政治合法性。他认为汉儒已经阐明了人类社会演进的过程，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重新回到这种传统所阐明的历史发展轨道上来，重建奠基于天地人三重合法性基础之上的“王道政治”。他说：“王道政治的核心内涵是政治权力的‘三重合法性’······‘天’的合法性是指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地’的合法性是指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人’的合法性是指人心民意的合法性。”他的具体制度设计，是三院制议会制度。按照权力大小顺序，首先是代表天的“通儒院”，其成员是仿照古代中国的察举制度和科举制度产生的精通儒家经典之人士；其次是代表地的“国体院”，其成员是重要历史人物的后人、高级退休官员、宗教界人士、国史教授和社会贤达；最次是代表人的“庶民院”，其成员按西方议会民主方式产生。蒋庆还提出了“儒教宪政”的宏大构想，包括以“王道”作为儒教宪政的义理基础、以“虚君共和制”作为儒教宪政的国体形式、以议会三院制作为儒教宪政的议会形式、以“太学监国制”作为儒教宪政的监督形式。
    原教旨主义儒家宪政派在观念和实证层面都存在致命缺陷。观念层面的致命缺陷在于，以所谓“三重合法性”冲淡、甚至否定了宪政民主关于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基础。宪政民主关于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核心观念简单明了，也就是公民授权是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来源。蒋庆的所谓“三重合法性”，则以“主权在天”和“主权在地”否定了“主权在民”的根本原则和公民政治权利平等原则。
    实证层面的致命缺陷至少有三个。第一个缺陷是不顾历史实际，依据文化决定论将基督教视为西方宪政民主的伦理基础，因而提倡适合于中国的“儒教宪政”。揆诸实际，宪政民主的伦理基础和价值支撑是现代自由主义，而不是基督教。在宪政民主政治制度的策源地，宪政民主制度的横空出世，体现的是在观念上与中世纪文化正统的抗争与决裂。现代宪政民主制度的兴起，所伴随的是“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世俗化思潮，是对等级专制政治和居于正统地位的基督教的双重反抗和决裂，是世俗化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伦理的胜利。基督教也是在这场大变革中接受自由主义时代精神的洗礼，自我改造成为承认个人自主、宗教宽容、政教分离、公域和私域相分离等自由主义原则的现代宗教。第二个缺陷是将起源于西方的宪政民主无端指控为“霸道政治”。宪政民主恰恰是以德服人的“王道政治”，反对暴力和暴政，和平地竞争政治权力，和平地更换政府，普遍地保护平等的人权。第三个缺陷是违反原始儒学或先秦儒学的精华而推崇堕落为专制国家意识形态的汉儒，并且主张将儒家思想定于一尊而违反宪政民主所包含的信仰自由、政教分离等等根本原则。原始儒学的“孔孟之道”是“敬鬼神而远之”，反对神道设教而专注于人道、人伦、人文和世俗的仁义道德，将天意落实于由士人君子所代表的民意（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追求“天下为公”的天道和情怀。经过叔孙通、董仲舒等人改造的汉代儒学，则确立以天命为核心的神学体系，一方面为专制皇权辩护，一方面由儒士垄断天意的解释权而居于臣卜地位来服务专制皇权。而且，叔孙通、董仲舒等人促成汉朝统治者“独尊儒术”（实际上是援法入儒），建立皇权专制主义的排他性国家意识形态。当代新儒家真要复兴儒学、推进中国的宪政转型，至少也应该保存对原始儒学或先秦儒学的虔诚，而不是到已经演变为皇权专制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汉儒那里捣腾方术。
    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儒家宪政派，更是等而下之、不足为训。这些人既不认同宪政民主，也并没有真正信仰儒家思想，却偏偏打着“宪政”和“儒家”的旗号贩卖私货、谋取私利。从这一意义上说，机会主义儒家宪政派的种种言说，只不过是转换方式修补党国意识形态，特别是借助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和中国的传统资源来排斥自由主义观念和制度，并以此曲线“干禄”、换取党国的垂青打赏。因此，我们看到他们的各种不良表演。一贯以当朝谋士自居的康晓光向党国进言，市场化改革使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性丧失殆尽，再也“无法为现实秩序提供正当性论说”；因而，党国必须另辟蹊径克服政治正当性危机，“接续中断的儒家道统，把中国政治的正当性建立在传统的道统和政统的基础之上”，并偷梁换柱、以徒有其表的宪政外在形式抵消中国人对宪政民主的诉求、消解自由主义的冲击。曾经混迹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界的甘阳，也借用汉代公羊学的方术，不伦不类地为党国贡献新时代的“通三统”。按照甘阳的夫子自道，他所说的“通三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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