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

2019年5月21日

1989年，要求民主和消除腐败的抗议者占据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六周，直到军队在6月3日深夜到4日凌晨开进北京，进行镇压，有成百上千人在这个过程中死亡。 Peter Charlesworth/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随着“六四”民主运动30周年的到来，海外的纪念活动也在陆续展开。不过，对“六四”参与者和民主运动支持者来说，一个尴尬的问题是，尽管他们矢志要推翻中共暴政，以祭奠和告慰在30年前的那场大屠杀中死难的学生和市民，然而，现实不免让人有些灰心。以海外华人聚集地也是民主运动的大本营纽约法拉盛(Flushing)为例，有关“六四”和民运的活动和会议，多数时候来的人不是很多，年轻面孔尤其难见。我自己参加了几场会议，对此很有感触。

我曾同一些“六四”志士有过交流，总的印象是，他们没料到他们反对的这个政权竟有如此韧性，以它当年的不得人心、四面受困，普遍预计它10年内必崩溃，但现在30年过去了，它似乎活得好好的，而且看起来在进一步强大，恐怕有生之年都看不到它倒下。

另一面，中共虽然借着舆论封锁和经济成长，成功地让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忘记了“六四”和那场大屠杀，但是，“六四”也是它的一个心结，每到纪念日，必如临大敌。今年是“六四”30周年，对民间纪念的打压，更是上升到维护政权安全的高度，早早部署。

我与“六四”擦肩而过。八九那年，我大学毕业，因在一个信息闭塞的小城——江西新余读书，当要起来响应时，运动已经落幕。此后在国内，因害怕迫害，对“六四”只能取一种旁观态度。我曾在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工作11年（直到2013年解职），在江胡时代相对开明的环境下，编辑之间有时也会谈到“六四”，私下表达和官方不同的看法，或者与一些异议人士有交往，但不可能公开发声。

订阅“简报”和“每日精选”新闻电邮

同意接收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产品和服务推广邮件

查看往期电邮 隐私权声明

去年8月底来美后，自以为一只脚踏入广义的海外民主运动了。然而，当我每每看到海外反对派中的一些人由青春年少、意气风发的学子进入人生晚年，白发袭向头，却还在为当年理想苦苦奋斗，也颇觉沉重。难道中国民主真的让人绝望？中国民众真的只配被专制统治的命？不，肯定不是这样的。我思考得出的结论是，不要对中国民主悲观。这不仅是为处于低谷中的民主打气，更重要的是，中国民主已经到了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

我去年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的《中共速朽论和习近平无能论为何是错的？》曾一度被民运圈中的一些人看作为中共和习张目，灭民运志气，但实际我要表达的意思是，中国民运要起到效果，就必须承认中共比过去强大以及习近平作为政治强人的事实，在今后的行动中采取正确的策略，而不像现在一样一味空喊崩溃和无能。我在文中未表述的一个观点是，任何强大总是相对的，表面的强大掩饰不了内里的脆弱，看中共自己对未来小心谨慎、战战兢兢，它心里也没底。

撬动变局的这个人是习近平，正是习在2018年3月修宪废国家主席任期，自我加冕导致内外形势恶化，使得西方世界和中国的邻国对中共更加警惕，其在政治上的全面左转又造成中共内部和中国社会对他的不满加剧。考虑中美贸易摩擦的长期存在和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经济大概会处于一个下行的长周期，可以说，习近平治下的中国，看似尚处于上升期，然而已是疲相尽显。

去年流行的“70年大限论”，即苏联解体之后，认为一个政党，不能连续执政70年，在这之前，都会出问题，被赶下台，虽然这并非严肃的历史理论，更多反映的是民众的愿望和情绪，但中共合法性在加速流失，却也是事实。

政治是讲究合法性的。民众的认可和接受的程度高，政权合法性就高，反之则低。任何一个政权，如果没有合法性做包装和支撑，剩下的就只能是赤裸裸的警察统治和武力镇压。这种政权迟早是要被推翻的。其实严格来说，现代社会是没有这种政权生存空间的。朝鲜似乎是一个例外，但朝鲜实际是一个前现代社会。因此，从合法性看，中共正处于“六四”以后从未有过的巨大合法性危机中。

从学理上说，合法性通常由意识形态、程序和绩效组成，其效用依次递减。一个国家或政权要具合法性，三者至少必居其一。西方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民主选举的程序基础上，因而相对稳固，历经几百年还充满活力，虽然近年来它也遇到了各种问题和挑战，合法性有所减弱。中共自“文革”结束和毛泽东去世后，支撑其统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遭受了第一次沉重打击，八九“六四”邓小平对天安门广场学生的镇压使它遭受了第二次沉重打击。

2014年6月4日，数万人参加了在香港维园举行的烛光守夜活动，纪念25年前北京军事镇压天安门广场一带民主示威者的事件。 Kin Cheung/Associated Press

“六四”之后，中共的意识形态彻底破产，共产主义（不是中共现在的挂羊头卖狗肉的特色理论）除了少数极左派外，连党员都已不信。它也没有民主选举，剩下的唯一一根合法性支柱是由改革释放的经济活力及由此带给民众的福利改善。

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受益者是中共各级官员及和他们有密切联系的各类集团，虽如此，但在过去毕竟孕育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所有人的生活在绝对意义上都得到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有大幅提高，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增强。因此，在过去40年里中国虽发生过大大小小的风波，但中共都挺过来了，原因就在于它有能力为民众提供绩效合法性以维持统治。

然而现在经济高增长不再，未来想要达到过去的年均增长水平，几乎是不可能的。一旦经济发生持续衰退——而这种情况是比较可能出现的——它所能提供给民众的福利势必减少，失业增加。在持续衰退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下，人民对习近平政权的不满及其抗争也会趋于激化，其统治成本会越来越高，绩效合法性不断递减，直至完全消失。

中共改革以来的政策选择和统治策略，是建立在“文革”和“六四”这两个历史的教训的基础上，前者使中共认识到，不发展经济不行；后者使中共认识到，搞民主选举即把合法性放在程序正义上也会葬送自己。与此同时，民众对中共的认识和反抗程度也是建立在这两个基础上的，由于多数人或经历“文革”，或参与、目睹过“六四”，有对饥饿、贫困和中共镇压的历史记忆，所以对中共强调的稳定有认同和接受的一面，对中共的压迫，虽有不满，但不愿或不敢付诸行动反抗。

但这种情况随着绩效合法性的持续流失将会改变。当“90后”“00后”成为社会的主角，由于他们成长于一个物质财富丰富的时代，享受全球化的便利，有国际视野，因此，他们不会视现有的财富为中共所赐，而是对此抱着理所当然的心态。他们也没有对中共恐惧的历史记忆，对贫困的耐受力也比不上父辈，若中共无法满足他们更高的需求，甚至使他们从富裕重新回到贫困，那么，他们对中共的暴政不会像父辈那样在“六四”以后选择沉默和顺从，其反抗力度要激烈得多。

当然会有人说现况不是这样：如今绝大多数年轻人对政治很麻木、不反动；或者虽对政权不满，但认为还可接受；也有不少人很爱国，特别是海外留学回来的，越高大上越专心追求自己利益等。不否认此类情况普遍存在。可是也要看到，社会对政权不满的情绪亦普遍存在，人们之所以不愿或不敢反抗，是因为意识到个体反抗的代价，从这个意义说，他们在等待时机。另一方面，90—00群体目前最大的尚不到30岁，很多还是学生，但当这一代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少，挑起生活重担后，假如届时经济恶化到多数人入不敷出，生活水准突然间急剧下降，很难想象他们对现状会像其父辈一样逆来顺受。

再从知识分子和政权的关系看，虽然中共将统治合法性建立在绩效基础上客观上会减弱它对知识分子的需求，但这只是削弱而非否定后者在国家统治中的作用，中共仍然需要知识分子为其统治做论证和辩护，特别是在经济增长不再的情况下，更应团结和笼络知识分子。

然而现在恰恰相反，自习近平上台后，对知识分子的打压比过去严厉得多，基本上把左右两派都得罪光了。近期发生的许章润事件就是很好的说明。中共对许章润这位敢言的知识分子采取停课处理，让知识界噤若寒蝉，但也导致他们和中共离心离德，很多在心里站在了习近平的对立面，无论立场。“笔杆子”、“刀把子”、“钱袋子”向来是中共统治的三根支柱，许章润事件表明三根支柱已去一。如若经济放缓引发“钱袋子”出问题，则是三根支柱去二。

此外，接班人引爆中共雷区，撬动派系权力斗争的可能性也非常大。不管习近平是做终身“总统”还是长期执政，以其年龄，第二任期结束前后他应该选择和培养接班人。然而，谁能做习的接班人，是否能服众，接班人和习的关系，接班人正式掌权后能否镇住挑战者，都会产生一连串问题，处理不好，势必引发危机，撕裂中共。从历史上的独裁者来看，很少有独裁者在选择接班人时不会有一番血雨腥风的权力争斗，导致独裁政权亡于接班人危机。

复旦大学历史教授葛兆光先生去年11月在香港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谈到清从所谓的康乾盛世转向衰亡的原因时，归结为三点：一是帝国庞大疆域和复杂族群，造成控制成本过大；二是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无法面向世界，越来越凝固和僵化；三是皇权或国家权力过于集中，封杀了变革可能性。我认为是非常到位的，简直是为当代中国和中共开出的诊断。

习近平要将中共的统治世世代代延续下去，可惜世上没有永远不变的事物。中共信奉的辩证法也不支持不变。或许中共还能统治相当长一段时期，然而，基于上述分析，加之海内外民主力量的不懈奋斗，未来若干年看到中国民主的曙光，可能性相当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