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天琪與格哈德•威爾博士。圖／潘永忠

柏林牆坍塌於1989年深秋，這一改變世界歷史的事件的發生，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冰凍三日非一日之寒，個中原因極多。提到1989，中國人都心中隱隱作痛，因為北京春夏之交的和平示威活動原來以一種歡樂、激情出發，百萬民眾參與的大規模群體社會運動，竟然被中共政府暴力鎮壓，出動軍警、坦克，血洗京城，三十年過去，許多具體細節至今被官方密封禁錮，世界無從了解到全面的真相。

筆者就柏林牆倒三十年之際，到柏林來跟幾位德國專家談論柏林牆事件當時發生的場景和前因後果，它跟數月前發生在北京的六四慘案有怎樣蛛絲馬跡的關聯。接受採訪之一的是位跨領域的學者，他的視野廣闊，深諳東西文化之間的差異和雷同之處。

德國人不會忘却著名詩人、歌手沃爾夫•比爾曼，他是柏林墙倒塌的第一個裂缝。圖／潘永忠

格哈德•威爾博士（Dr. Gerhard Will）是政治學和漢學研究科班出身，但是他後來轉向於研究東南亞國家（比如ASEAN東南亞國家聯盟），特別是越南的政經變化和社會轉型。他在七十年代曾到中國留學，對於中國有深入的了解和感性的牽絆。1989年11月9日晚間，他在西柏林和一位東德友人一同從電視裡聽到柏林牆戲劇性倒塌的消息。在第一時間裡，他還懵懵懂懂，但是東德朋友立即觸電一般騰跳起來，拉著他衝到柏林牆邊去。接下來他們就目擊了歡慶的東西柏林民眾，眼看著尷尬地站在牆邊的邊防警衛，他們都沒有帶武器，只是很僵硬而無作為地站在崗位上，任由人們圍著他們跳舞歡呼。他也看到一位東德德高望重的作家兼文化官員斯特凡•海伊姆（Stefan Heiym，1913-2001)，這位當時已經76歲的老人，老淚縱橫地說，沒有想到我還能活著看到這一天。

1989年11月9日，電視直播東德政府舉行的新聞發表會，東德政府宣布了新的旅行法，發布會現場。圖／潘永忠

為何二戰後東歐建立起來的共產主義政權捷克、波蘭、匈牙利，南斯拉夫、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波羅的海三小國都在這時如多米諾骨牌紛紛垮台，而蘇聯老大哥也早些年就開始了戈巴契夫的改革和開放政策，對這些變色的小兄弟國家都不橫加干涉？回頭看看1921年就建黨的中國共產黨，從竊國以來就犯罪累累，和平時期就讓將近四千萬中國人餓死、斗死、冤死，全是白白地喪命黃泉，這百年老店如今還成了經濟大國，對外頤指氣使，囂張狂妄，對內則聲色俱厲、鎮壓噤聲，人民生活水準提高了，但是精神、思想和言論的自由被剝奪了。 兩相比較，真是令人不解，也令人感嘆。威爾博士就這些問題談了他的看法，雖然只涉及較小的領域，但是依然有令人借鑑和思考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