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武汉病毒能否撕开北京新极权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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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庚子年的中国，开局不利。一场本可避免的新型肺炎席卷大半个中国，并且还在扩散。迄今为止，在疫情发源地武汉，北京当局采取了封城措施，全国30个省市也部署了一级响应举措。对一个1000多万人口的城市进行封锁，这既说明此次疫情的严峻程度，也暗示前期的应对不力，加大了后期的处置难度，以致为尽快阻断和控制疫情，不得不采取此种极端办法。
    
    封城之举对北京当局自是个艰难抉择。疫情肆虐之际，这可能有助于控制传染，然而，它也会助长人们本已脆弱的惶恐之心，使疫区中受感染的民众隐瞒自身病情，不愿去医院检查就医，考虑到封城决定是仓促中作出的，各方准备没有到位，会进一步加重混乱局面。外界则对武汉新型病毒肺炎传染的真实状况，更加疑虑重重。
    
    此番疫情是在习近平上台7年后爆发的。人们习惯于把它与2003年那场曾引发全球密切关注，中国政府全力以对的Sars疫情对比，确实，两者有很多相似处，包括应对方式。然至少有一点不同，即武汉肺炎不是突如其来的，它早在2019年12月8日就已出现，尽管彼时对引发肺炎的原因尚未探明，但如果严阵以待，做出周密部署，将能大大减少和降低它的传染程度和传播范围。
    
    辩护者会说这是事后诸葛亮的说法，在一种新型病情未充分认知前，很难知道它的危害，若对此大动干戈而事后证实其危害不大，又会被舆论批评为劳民伤财。政府其实处于两难状态，说轻了是掩盖病情，说重了加重恐慌。这么看虽然有些道理，可就此次事件而言，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北京当局前期的应对不力，处置失措，并非是人们对它的无理批评。
    
    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专业判断、信息透明和公众监督是应有和必须的步骤，缺一不可，政府权力当然在其中也起着不可或缺之作用，特别是在中国这种迷信公权力的国家，然而，权力的作用更多是保证上面三者能够运转畅通，以及对国家资源的调配和使用，而不是干扰它们。这就需要法制保障。但在武汉肺炎的前期处置中，至少信息透明和公众监督是缺乏的，地方政府不仅不告之社会真实的疫情传播状况，还以“谣言”之名拘留散布信息的网民和“训诫”披露真相的一线医生。至于政府是否听从防疫专家的意见或建议，外界不清楚。人们知道的是，在此病出现之初到确定它为新型冠状病毒，时间其实不慢，因此，除非防疫部门的医学专家没有给出应对建议，否则，我们只能说是地方当局的懈怠和失职。而假如防疫专家在面对这种新型病毒时没有给出具体和专业的防治建议，那也必须问，他们为什么不给出建议，是怕说错了承担责任还是认为政府不会采纳？但从现在披露出的情况看，在医护人员已经感染新型病毒后，地方政府仍在说这种病不会人传人，直到钟南山院士戳破谎言。
    
    关于应对疫情的专业判断、信息透明和公众监督，中国其实不缺法制，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都有相关规定，缺的是法治。中国从来是一个权力至上国家，支配社会运行的真实规则是权力意志，或确切地说，是长官意志，而不是法制，后者不过是长官意志用来装点门面的装饰品。这种权力至上和长官意志在习近平的新极权时代表现得更加不遮掩，虽然表面上习也强调法治，并规划了一个法治治国的计划。在是次肺炎事件中，无论前期还是现在，权力意志发挥得淋漓尽致，武汉市长承认，在他获得疫情信息后，因为没有获得授权，所以不能披露。那么他要获得谁的授权？至少是湖北省政府。同时人们也看到，在武汉和湖北地方两会召开期间，当地舆论对肺炎的报道出奇平静，政府卫生防疫部门停止确诊病人的通报。而现在的兴师动众，则是因为有了习近平的重视和指令。
    2003年的Sars疫情，中国政府动用举国之力，经过几个月奋战，好不容易才把疫情稳定住，此次教训让中国建立起了一支相对科学、专业和成熟的卫生防疫体系，人们本以为在以后疫情的防治中，能够借鉴这套体系的经验和做法，不再出现类似Sars的公共卫生灾难。然而现在看来，北京当局并未吸取教训，相反，比17年前的所犯错误更有过之。根源就在于，习近平的新极权使这套体制在应对和防治诸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灾难面前，变得更僵化。因为它的权力垄断和行使权力的专断，它的泛政治化，关闭了几乎所有的外部监督和信息通道，剩下的只有权力本身，从而导致体制性谎言和官僚群体的趋利避害，不愿作为和害怕担责，故而，尽管有高科技，有无所不在的天网监控，有数字极权，但无法解决权力的灯下黑现象，更无法改善甚至进一步加重民众和政权的信任赤字。
    
    对专制政权来说，对权力的垄断和专断，泛政治化以及大众的信任赤字不是一个新事物，任何专制政权都具有其中某些或全部特点，习近平新极权不仅完全包揽了它们，而且把它推向阶段性极致，这就是习的新极权之“新”所在。它至少在三个方面创造了历史。一是在党和社会其他权利主体的关系上，党管一切，根本不和它们分享权力，使中共对权力的垄断和排他性达到新高度；二是在中共内部的党权分配关系上，习独占人事、决策和监督大权，成为唯一核心和唯一权威，致使其在权力的行使上非常专断；三是对讲政治、讲大局、维护个人专权的强调和制度安排，也极罕见，导致对大小事情的处理都泛政治化。
    
    可以说，这个新极权体制不仅造就官场大批的依附性官员和他们的依附性人格，不敢主动作为，坐等上面尤其最高领导发号施令，也造就社会特别是基层失去应有活力，在灾害来临时缺乏自救能力。
    
    在日常治理中，尽管习近平新极权的上述弊端也表露无疑，但冲击力有限，且可事后弥补，尚构不成对政权的威胁，然而，一旦遇到突发重大公共事件，则其弊端很可能让宝贵的解决时机丧失，矛盾激化。因为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对问题解决的时机把握是缓和事态的关键，而这个体制恰恰在这点上最没有优势。官员的无动于衷，基层的无能为力，下上级之间信息传递的扭曲、时滞甚至脱节，都会造成解决问题的时机流失。不说任何一种突发事件都能得到最高当局或最高权威的回应或者重视，即使得到其“青睐”，也极有可能为时已晚，恶果显现，回天无力。而在大众对政权的低信任度的情况下，这种事情只要出现，很可能酿成重大危机，冲击中共统治。此次武汉疫情，社会对习近平政权的不满就显著增长。
    
    此乃习政权的阿喀琉斯之踵，尽管中共现在还不至于担心大众造反，然而，它显然无法忽视大小突发事件和公共管理危机对其统治带来的危害。从这个意义说，17年前那场突如其来的Sars疫情未能击倒北京威权政府，这次武汉新型冠状肺炎能否撕开习近平新极权的口子，迫使北京当局戒掉空讲政治的“毒瘾”，不仅在重大事件更在日常治理中重启信息透明和公众监督？
    
    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