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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三个同桌高滨滨/陶洛诵
我努力学习，报考师大女附中，是冲着它的99%升学率去的。没想到它成为全国在文革中第一个打死校长的学校，成为引领全国暴力先锋。 师大女附中是一座迷宫，到现在许多谜也未解开。解开这些谜，会解开当代政治的许多问题。 毛主席的女儿李纳，曾经是我们学校的校友。 文化大革命中，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女儿刘亭亭，总书记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是我们的校友。
部长的女儿更是整把抓了！ 但也有不少“黑五类”的女儿被招进来，所占比例是不是5%？这个好像没人提过。
“黑五类”的女儿永远不可能晋身到“红五类”，但“红五类”的女儿有不少因父亲出事儿往“黑五类”里面掉。看过红卫兵标志人物宋彬彬的一篇文章，一度也自称“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真正落入“黑五类”女儿们的处境不好过。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倒霉的是北京市委，被批判的“三家村”人物邓拓的女儿邓小红在我们学校初中。传说她不是邓的亲生女儿，是为了有个好出身，才去给邓先生当女儿的。 俞慧生是北京市女副市长范瑾的女儿。团中央的胡启立是我们学校工作组负责人之一，撤走工作组并说他们镇压学生运动，胡启立被某些学生围攻，被问出身。胡启立说：“我们家出身是城市贫民。”俞慧生背着个大书包，上台揭发说：“他们家是开绸缎庄的。”又有个女生上台揭发俞慧生：“看她一口一个妈妈妈妈叫的多亲热，她现在还背这么个大书包不忘学习！” 我们高二（4）班真正斗争过的只有高滨滨，因为她爸爸是党内路线斗争的失败者高岗。滨滨是我继二涛、张镭，最后的一个同桌。她是高二才转来的外校生。因为转学考试得16分一事不知怎么传了出来。我们班一个瘦小的苑秀琴（她姥爷是党员）上台批判跪在台上的卞仲耘校长时说：“专收地富反坏的子女，高滨滨进来才他妈的16分。” 滨滨是和郭茜娜一块儿在1966年初转到我们高二（4）班的，被分配成我的同桌。滨滨个子不高，也不算矮，不胖，也不算瘦。头发有些黄，梳的两条辫子不短也不长。瓜子脸，皮肤很白，双眼皮，大眼睛，眼珠是黄色的。她既不狂也不傲，很好相处。 她坐在我的外面，我的课桌靠墙，她跟我说话时低声低气，习惯未开口前大眼睛四处看看低头一笑。 我们班有些同学被起绰号，绰号来自不同的原因，譬如沈崇光因为长相被呼为熊猫；因为在家里排行，朱冀涛被称为“二涛”；汪静珊被称为汪三儿。本人因为是俄语科代表，领着早读时，总要用句俄语开场白：“鸡晒，达瓦里世！”翻译过来是“安静一下，同志们！”从此得了“鸡晒”的外号。 滨滨跟大家一起叫我“鸡晒”，我却没有像大家一样叫她“浜浜”。 我知道她是干部子弟，源于她对我的一次谈话。一天，教室里剩下的人不多，很多同学被选到人民大会堂去和日本青年联欢。 “鸡晒，你知道吗？无产阶级真是铁打的江山。我妈妈昨天去中南海参观，地下通道一直到玉泉山。”她细声细气地低头跟我说，大眼睛翻着四下看看。 有一天，滨滨生病了，没来上学。熊猫等几个同学邀请我一起去看滨滨。滨滨家在西城一个深宅大院里，有警卫员。还看见了滨滨的一个小弟弟，长得很可爱。 那时候，班里谁生病，都会有同学去探望。我还随同学去过尹菲的家，她的爸爸是裁缝，妈妈是小学教师。她住在东安市场一个小阁楼里。再有就是武正怡了，她得了胃癌，她父亲是工程师，住在和平里一栋单元楼里。 我住校，每天早上绕着学校跑三圈，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居然也病了一次，上晚自习时，被胡志涛副校长发现，她亲切地对我说：“生病就先休息吧！”她短发，四方脸，清秀，和蔼，她是校领导里唯一关心过我，和我说过话的人。现在每当想起文革中，看到她被几个初中学生用绳子捆住双手拽着往前走，一拽一个跟头，自己没去上前制止，深感羞愧。 七月里，校领导已经瘫痪。班级还存在，课早在六月初就停了。有些同学很积极投入运动，我们教室里，沈扬扬在写大字体，大部分同学应该很茫然。滨滨很热心地帮写大字报的同学拿墨汁，铺报纸，她的雪白色的确良上衣上溅上了墨点。 第二天早上，班核心宣布开会，让大家围坐在一起，矮矮胖胖梳着两根细细的小辫子戴着黄边眼镜的李小琦厉声说：“高滨滨，你站出来！”滨滨不慌不忙背着书包站了起来。 我们很多人不知道要演哪一出？小琦宣布：“你爸爸是高岗！” “啊……” 下面一片低低的惊叹。 “谈谈你对高岗的认识！”小琦严厉地说。 滨滨毫无惧色，似乎对这场面司空见惯。她像背书般流畅地说：“高岗是野心家、阴谋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 小琦不满意地说：“没让你背社论，说说你自己的认识！” “高滨滨，你放老实点！”一直低头不语的团支部书记尹斐突然大吼一声。尹菲平时众望所归，因为她是我们班唯一一个出身工人的女孩，我们觉得工人出身是最纯正，没有知识分子孩子的骄娇二气，也没有干部子弟的狂妄。 但她这一声粗暴的喊叫，倒塌了起码我和汪静珊对她的好印象。她长得像个男孩子，猪朦眼（与最近几年韩国当红艺人Rain的眼睛很像），胸很平。二涛曾经告诉我，她一直没来过例假，二涛还担心地说：“她要是死了可怎么办啊？” 事后，我和汪静珊提起尹菲这令人心惊肉跳的一声吼，汪三儿赞同地说：“啊！她怎么这样啊？” 可当时尹菲这出其不意的一声喊，着实吓了我一跳，我不由自主站起来，茫然地看着这一切，我应该做什么？全教室只有滨滨一个人站着，背着书包走来走去，一脸凶狠，若无其事。她用那对黄色的双眼皮大眼睛瞟了我一下，好像在说：“鸡晒，你最好坐下。” 我坐下。挨着我坐的熊猫在我耳边悄声说：“鸡晒，你不是说她挺好的吗？” “我是说过。”我为自己没有作为沮丧。 斗高滨滨只有小琦最卖力气，小琦的爸爸是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平时我们中午在一个饭桌吃饭。小琦说话带点儿东北口音，跟我们说大家管她爸爸叫李老汉。她能说会道，上语文课，课文有一段选的是杨沫长篇小说《青春之歌》里的一段“林道静在狱中”。小琦在课上发言，指责林道静是个小资产阶级，理由是她打量即将就义的革命者林红的眼光不对头。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杜梦鱼啧啧称赞：“甘拜下风，甘拜下风！”这谦卑态度又引来小琦的不满，说：“你不应该只是甘拜下风，应该有自己的意见！” 高一时，我有一篇作文曾被一位姓王的语文老师当范文在班上念。里面我引用了革命先烈李大钊的一句话：“试看将来的天下，必是赤旗环球！”这赤旗二字引起了沈扬扬和游力瑞二位同学的不满。扬扬我以前在“青春绽放在师大女附中“一文中介绍过。现在介绍一下游子（游力瑞的外号）。 游子的爸爸是游胜华少将。听高一班主任李松文说，党内斗争挨整时，她们家吃过野菜。 游子和沈扬扬还在李世明同学的入团发展会上一起投反对票。因为李世明已经过世的爸爸是资方代理。李世明在入团会上发言说：“资方代理比资本家还坏。”游沈二位认为这话虚伪。 扬扬后来上大学当了医生，有消息说她得了精神疾病。 游子和我关系一直不错。我经历了蹲班房、进银行、加入民革......听同学说，游子一直在找我。我和游子终于在她家见了。她丈夫是个英俊的解放军军官，即将上前线，他指着桌上的苹果对我说：“吃啊！吃啊！”游子对我说，婆家有一处房产在正义路，能不能帮着落实一下政策，游子还说：“现在共产党指不上了，得指着国民党。”游子喜欢开玩笑，她的玩笑有时用一本正经的方式说出。 小琦后来为滨滨的事儿也受了些刺激，知道我推崇遇罗克名作《出身论》，跟我开玩笑说：“鸡晒以后用人，肯定都挑出身不好的。”这话被春华听见了（我写过刘春华同学，在“难忘张镭”这篇文章里）。春华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地说：“鸡晒，别跟她们玩儿。” 最后一次见小琦是在马恬家的聚会，大家都结婚有了孩子。小琦嫁给四机部部长王铮的儿子。我二弟妹柳燕的爸爸是四机部政治部主任夏映舟。我没提这事儿，因为听柳燕说，文革中，两位老人属于不同派别，我只告诉大家，我正准备离婚，小琦深表同情，递给我给板凳：“鸡晒，坐这儿！” 花开两枝，各表一头。接着说斗争滨滨的班会。滨滨背着大书包往外走，小琦急问：“你上哪儿去？”滨滨说：“我上厕所，不信你跟着。”小琦不由得笑了：“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要脸！”
班核心匆匆忙忙宣布：“高滨滨是反革命分子，其父是党内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畏罪自杀，高滨滨不和其划清界限......”一共凑了九条，其中之一是滨滨爱抹雪花膏。 这个令人尴尬不已的斗争会终于一哄而散，好在并没有对滨滨进行拘留关押。 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有人就没这么走运了！我听到送遇罗锦去拘留关押的过程。 讲述人是一位姓王的女孩，她和罗锦是中专同学。她是扭送人之一。（王同学本人出身资本家。） 遇罗锦在学校被斗争后，被几个同学扭送到正义路北京市公安局。他们要求警察拘留遇罗锦。警察不收，他们就高呼口号，警察无奈，只好收。遇伯母闻讯赶来，王同学对我说：“遇罗锦像刘胡兰一样，无畏地说，妈，您回去吧！”罗锦就这样莫名其妙被判了两年劳动教养。 我听这事儿是1975年，还没见过罗锦。 滨滨被斗争的当天，滨滨的妈妈就带着几个人坐小汽车到师大女附中找工作组问究竟。滨滨的妈妈是我们学校几步之遥高等教育部的处长。滨滨每个月四十块钱的生活费是周总理批的。 七月中旬，邓小平总书记对我们学校有了具体的指示：“娃娃们自己闹革命还是不好，需要指导。”这话是后来红卫兵兴起后批刘邓路线用大字报形式贴在女附中一进门墙上的。邓小平的女儿高一的邓榕传达的这个指示。学校就把出身没有问题的同学分成两部分，一拨去河北省邢台部队里接受军训，一拨去北京市委接受集训。 郭茜娜本来是团小组长，因为她爸爸是商业部副部长，她进入班核心，她找我在操场上谈话，说让我去邢台军训。我问她让不让我的好友汪静珊去？她说：“不让她去。”我说：“不让她去我也不想去。”郭茜娜是个忠厚老实的胖女孩。她认为这是个非常荣耀的任务，我应当欣然接受才对。就笑着又说：“不让她去让你去。” 班里除了高滨滨（自从批斗会后她就没再露面）、汪静珊、李筠等几个家里有问题的同学被排斥在外，二涛，张镭，马恬等去集训；高江宁、何代明、我和一些同学去邢台当了十天不穿军装的兵。 八月一号奉命（不知道谁的命）回京，北京又是一派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景象，腥风血雨的红八月来临了！ 本文主要是讲高滨滨的故事，先把那段日子放一放。 红卫兵被中央文革利用时叫他们“小太阳”，后来又说他们是“什么东西”。造反派被扶植起来。一天，高滨滨骑着一辆崭新的26的红色自行车到我家。我小学三年级时，爸爸也给我买过几乎一模一样的一辆，苏联产的，倒轮闸。我学会后骑着上街，把爸爸吓坏了，从此不让我骑了。上高中我才被允许骑自行车，小红车早就不知去向，我骑的是一辆28的带大梁的永久牌国产男车。 滨滨问我认识不认识一些朋友，其中提到统战部副部长平杰三的女儿平燕妮。我说不认识，可是这个名字很好听，就记住了。 滨滨骑着她的小红车又找过我几趟，1969年1月，我去白洋淀插队。我们分道扬镳。 1976年6月，爸爸的所在的中科院出版社出头把我从白洋淀弄回北京，我在家待分配。一日，我漫无目的踯躅在灯市东口一带，初中的女十二中、小学的史家胡同都在这儿。我最美好的青春是在西城分局拘留所和白洋淀度过的，虽然本该是到大学接受教育的年龄，但我并未虚掷光阴，我一步一个脚印遵从内心的呼唤走过来的。 “陶洛诵！”这一声呼唤把我从白日梦中惊醒，心想在这儿谁会认识我呀？定睛一看，竟然是高滨滨，她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哎，你加入组织没有？”这居然是多少年没见她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我顺着她的话问道：“没有。你呢？” “我也还没加入组织，不过我一直在积极争取。到现在还没批。”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只觉得和滨滨道不同不相为谋，只想溜之大吉，很不近人情。 我说：“滨滨，我还有事，我得走了。” “你还住在原来的地方吗？”她不甘心。 “是的。” “等有时间我去找你。” 滨滨没来找我，几十年后，我在澳大利亚，从Google上看到消息说滨滨正在给她爸爸辩护。 201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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