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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任志强：中共为何容不下一位忠诚的批评者 袁莉 2020年3月31日  Jialun Deng
[欢迎点击此处订阅新冠病毒疫情每日中文简报，或发送邮件至cn.letters@nytimes.com加入订阅。] 69岁的前地产大亨任志强的消失，令朋友和支持者担心，他已经被中国当局带走。而就在他消失前的几周，他曾经把自己关了起来。 去年12月，任志强举办了一个他的木雕作品展览，这是他退休后的晚年爱好，越来越严格的审查制度使他无事可做。他把自己关在一个临时搭建的小工作室里，参观者只能通过一个小窗或开放的房顶看到他。 任志强跟朋友们解释，这是行为艺术，在政府禁止他使用社交媒体和发表演讲后，他以此表达他的孤立。当朋友们问起政府会如何回应，他脸上浮现出挑战当局时常有的坏笑。 现在，任志强的行为可能已经超出了当今领导人允许的范围。 朋友们说，他在写了一篇批评中国政府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文章后，于本月失踪。这篇文章在网上的私人聊天群里被广泛分享，文章并没有提到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名字。但文章说，一个渴望权力的“小丑”和共产党对言论自由的钳制加剧了疫情。它宣称中共应“在这种愚昧中清醒”，并像1976年“打倒四人帮”那样打倒阻碍它前进的领导人，结束文革动乱。 
已退休的房地产开发商任志强，摄于2014年。他的朋友说他本月失踪了。 Visual China Group, via Getty Images 任志强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政府的批评者，他的失踪加剧了人们的担忧，即中国正在倒退，并放弃将其从极端贫困和国际孤立中拯救出来的改革。任志强不是激进分子——他是有几十年党龄的忠诚的共产党员，是一家国企的前领导人，而且是中国一些最有权势的政治人物的朋友。他活跃于1980年代到习近平上台之前的时期——感觉那已经是很久以前了——那时中共不允许任何人挑战它的统治，但允许部分人质疑它的某些选择。 任志强的命运仍不明朗。但是如果他因言论而受到惩罚，这表明现在的中国领导层不会容忍批评，无论它多么合理。 像习近平一样，任志强也出生于中共权贵家庭。他的父亲曾任商务部副部长。根据他的社交媒体帖子和媒体采访，他的母亲与朝鲜独裁者金日成是同学，在一张照片中，金日成抱着襁褓中的任志强。 他的人脉非常广泛。他和中国副主席王岐山从初中以来就一直是朋友。任志强在2013年的自传中写道，王岐山有时会在深夜打电话给他并聊上几个小时。 任志强曾雇刘鹤为兼职研究员，当时还在读研究生的刘鹤，现在已经是中美贸易战中的主要谈判代表。曾为中共最高政治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的俞正声在担任建设部部长期间与任志强共事，并在2002年为任志强的第一本书作序。 俞正声写道，他第一次注意到任志强是在1998年的一次会议上，当时任志强抨击了一项新的住房政策。 “我作为这项政策的建议人之一，当然不同意他的意见，”俞正声写道。“但他坦诚的直言，充满哲理的论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后，我对有关同志讲，你们不要对他——任志强的发言反感，要认真研究其中合理的地方。” 任志强赢得了政府官员的尊重，因为他们逐渐认识到他的批评是真心的。他经常跟人说，异议是爱国主义的最高形式。 “我觉得任志强可能90%与我们大家是一样的，”在任志强的2013年自传序言里，备受尊敬的企业管理人士、曾经执掌几家中国最大国有企业集团的宁高宁写道。“有10%的大脑构造是与大部分人不一样的。” 
王岐山从学生时代起一直是任志强的朋友。 Pool photo by Florence Lo “比如说他的较劲、较真，”在西方以弗兰克·宁(Frank Ning)这个名字为人所知的宁高宁说。“打破砂锅问到底，爱钻研还特自信，老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态度。”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小小的奇迹，因乐于发表挑衅观点而得到“任大炮”这个绰号的任志强，竟然这么多年都没被抓起来。作为一家国有房地产开发商的董事长，他与市政府和包括俞正声在内的中央政府官员发生过很多冲突。据他的自传所述，他因付款纠纷起诉过两个部委，并在一家大型国有书店屡次拖欠建筑费用后切断了这家书店的供暖。他还写道，一位北京市长因此宣称，一个起诉政府的公司不应该继续存在下去。 他受到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等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影响。他认为政府的控制需要受到制约。 “任何国家的权力都是贪婪的，都必须纳入到民众的监督之下，”他在自传中写道。“否则权力就会被滥用，并将让所有人遭受损失。” 2010年至2015年之间，任志强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重要声音，当时中国版Twitter——微博成了人们分享不满和争议想法的公共场合。在那之前，他在中国广受憎恨，因为他宣称自己的工作是为富人建造住房，并指责政府政策造成了经济适用房的缺乏。后来尽管政府采取了降温措施，房价还是一路飙升，这时人们才开始认为他是诚实的，而不是贪婪的。 2011年，当中国对新思想的开放程度接近峰值时，喜欢读书的任志强创办了一个读书俱乐部。它吸引了中国顶尖的企业家、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书目包括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和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这些活动大受欢迎，人们只能通过抽签申请参加。有些人从全国各地飞到北京来就为参加读书会的活动。 任志强说，他办读书会的目标是帮助中国年轻一代发展独立思考意识，不盲目听命于权威。当时政府制止了读书会的一些话题和演讲者，但大致上还是任其发展。 到2016年初，他在微博上有近3800万粉丝。但是党对言论表达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同年，习近平宣布，中国的新闻媒体都为党服务。自毛泽东以来，还没有哪个中国领导人如此明确地规定这样的义务。任志强在微博上回击，称新闻媒体应该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政党服务，否则人民就将遭殃。 
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任志强提出中国的媒体应该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共产党。 Greg Baker/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报复来得很快。他的微博账号被删除。他被留党察看一年。他的护照被收走。他的家人不被允许离境。他面临不断的调查和审讯。 他不再染发，头发很快就全白了。他有时在饭局上显得闷闷不乐，一些朋友担心他会得抑郁症。他的健康也成问题——由于怀疑患有前列腺癌，他安排在春节后接受活检。 去年5月，他开始做木雕，其中一些使用多节树枝和树根的作品看上去浑然天成。还有一些作品使用切割和雕刻的手法，排列成天际线和风景。朋友们说，他好像找回了活力和快乐。 但冠状病毒疫情发生了。在接触到这种疾病的医生试图公开向国人发出警告，却受到政府官员的威胁。朋友们说，任志强认为，这证实了他的观点，为党服务的媒体无法为人民服务。 “没有了媒体代表人民利益去公告事实的真相，”他在本月流传的那篇文章中写道，“剩下的就是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的结果。” 他和几个朋友分享了这篇文章。在他69岁生日后的第三天，他失踪了。同时失踪的还有他的助手和儿子。 袁莉为《纽约时报》撰写“新新世界”专栏，专注中国及亚洲科技、商业和政治交叉议题。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 @liyuan6。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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