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RGE SCHMEMANN

2020年4月3日

匈牙利国会赋予其民族主义领袖奥班广泛权力，以应对冠状病毒疫情。 Michal Cizek/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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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它的一些信徒认为，北京成功应对冠状病毒大流行，是对威权主义统治的有力证明。

该论点认为，尽管起步不佳，中国有能力实施大规模的遏制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将疾病控制在其境内。世界卫生组织称其为“可能是历史上最具挑战、最敏捷和最积极的疾控行动”，中国当局很快将其转化为对领导人习近平主席的歌颂。中国外交部长说：“只有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才得以有效管控住这场突如其来而且传播速度相当快的疫情。”

是这样吗？民主制度是否因固有的低效率和政治分歧受到阻碍？或者它们的开放性和多样性是否能更有效地帮助动员全体人民，及其所有私人和公共机构？

其他亚洲国家对冠状病毒采取了相对有效的防御措施，最明显的是韩国和台湾，这些都是活跃的民主国家，它们在限制出行、积极组织检测和实施严格隔离方面行动透明。他们的反应无疑是吸取了相对较为近期的流行病的教训，尤其是2002-2003年SARS暴发。但这并不需要铁腕措施。

而同样的“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也是令冠状病毒开始传播的关键原因。政府否认了最初的证据，并让传递坏消息的人噤声，其中最悲惨的是武汉的眼科医师李文亮。等到北京做出回应时，冠状病毒已经向世界范围进发。

那些赞美民主优势的人往往会引用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的名言：“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一场饥荒是发生在正常运转的民主国家的。”森认为，这是因为民主政府必须面对选民。他们有防止灾难发生的强烈意愿。

然而，他的论点与这样一个事实背道而驰：当今许多专制政权的领导人——如奥班·维克多(Viktor Orban)、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和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来说——都是通过民主程序上台的，而且似乎得到了广泛的公众支持。然而，他们的行动准则更像是“每一次饥荒都要好好利用起来”。

匈牙利总理奥班已经不断积累了越来越大的权力，他很快看到，在整个欧洲实施的严厉措施是实现真正独裁政权的完美掩护。匈牙利议会通过了由他的青民盟(Fidesz)控制的立法，实际上等于让他可以开始进行法令统治，取消选举，并惩罚散布“虚假”信息的人。直到永远。

没有哪个领导人有如此放肆的夺权之举，但有的也已在疫情中找到了政治优势。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执政多年后似乎不可避免要面临着耻辱的终结，但危机让他得到了喘息。他命令大多数法院关闭，推迟自己的腐败审判，并设法操纵在三次无说服力的竞选中挑战他的本尼·甘茨(Benny Gantz)加入紧急“团结”政府，该政府迅速摧毁了甘茨的联合执政。但是以色列不是独裁国家：内塔尼亚胡的举动在媒体和社会中产生了激烈的辩论，尽管此刻国家正在为了应对冠状病毒武装自己。

其他政府也已利用这次危机采取了一些本应遭到强烈抵制的行动。印度封锁后，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的印度民族主义政府颁布法律，方便印度人成为穆斯林占多数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的永久居民。

环顾世界各地，可以看到许多国家的政府在防疫过程中存在权力过度扩张。在菲律宾，平时冷酷无情的铁腕领导人罗德里戈·杜特地(Rodrigo Duterte)攫取了更大的力量来对抗这种病毒，包括威胁监禁传播冠状病毒假新闻的人——这一措施可以用来对政府的批评者实施刑事惩罚。土库曼斯坦可以说是中亚最专制的国家，对信息控制采取可能最为严厉的措施，甚至逮捕了在公开场合讨论疫情的人。在泰国，2014年靠军事政变上台的总理巴育·占奥差(Prayuth Chan-ocha)宣布，他正在行驶紧急权力，包括“如有必要，可审查或关闭媒体”。

无论专制制度制定的疫情应对措施能够提供的优势有多大，当铁腕领导人选择拒绝威胁存在或提供不一样的叙事时，专制的真正危险就显现出来了。掌握巨大权力的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Aleksandr Lukashenko)已允许该国的足球超级联赛如期进行，并且辩称“恐慌比病毒本身对我们的伤害更大”——这与特朗普总统的“对策不应该比问题更糟”相呼应。几乎每个政府都在敦促人们待在家里，卢卡申科却不这样做，反而建议白俄罗斯人每天喝伏特加，定期去桑拿房，以及下地辛苦劳作一番。

在邻国俄罗斯，普京总统加强了对疫情的防御，我们可以看到专制政权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可疑的统计数据。截至周四，俄罗斯感染人数超过3500人，但数周以来，官方报告的数字低得出奇。实际数字可能要高得多。俄罗斯也一如既往地加入了中国和伊朗的行列，在社交媒体上散布关于这种冠状病毒起源的虚假消息——包括来自北京的一种论点：这是一种美国疾病，可能是由访华的美国军人带来的。

最后，关于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抗疫能力的比较，很难得出一个确定结论：大流行还远远没有结束，除了治理风格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一个国家的财富和资源显然在应对突发危机的能力中发挥重要作用，以往有疾病流行历史的国家，在应对新出现的流行病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然而，民主国家似乎仍拥有明显的优势。当中国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就能建起一座新医院，而纽约市的医院床位正迅速耗尽时，这一点似乎并不明显。但在美国，信息的流动和公众的互让，可能有助于不断调整对抗这种疾病的策略；错误的信息，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可以很快被揭露。台湾一位官员指出，透明度是其政府应对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对1960年以来所有流行病数据的分析发现，“在任何特定的收入水平条件下，民主国家的流行病死亡率似乎都低于非民主国家。”文章说，一个原因是专制政权“不适合处理需要信息自由流动，以及公民与统治者之间需要公开对话的事务”。如果白俄罗斯拥有独立的新闻媒体，卢卡申科就不太可能坚持自己的鲁莽立场。

在这场辩论乃至美国政治图景中的其他许多辩论中，特朗普政府扮演着什么角色，取决于人们在激烈的政治分歧中站在哪一边。美国民主的多样性——地方政府、多样的医疗服务、强势的新闻媒体和诸多宗教团体——可以预防中国式专制统治的形成。但是独裁者利用危机的倾向绝不应被忽视。

Serge Schmemann1980年加入《纽约时报》，曾任时报驻莫斯科、波恩、耶路撒冷以及联合国分社社长。2003至2013年期间，他在巴黎担任《国际先驱论坛报》的社论版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