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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媒：武汉P4实验室法国帮助建成后被一脚踢开
2016年6月16日，两国代表在武汉共同参加了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P4级高等生物安全实验室的验收仪式，这是中国第一个该安全等级的实验室，也是法中双方在科研和健康领域合作的重要标志。法国广播电台（Radio France）发表调查报道，介绍了这个充满争议的实验室建造的初衷和法国逐步被排除在外的过程。实际上，该实验室的确是获得法国帮助，但协议和计划中的两国“合作”早已名存实亡，法国专家从来没有能够参与实验室的工作，«费加罗报»报道将此情况称为“失控”。大胆质疑病毒就是P4实验室制造出来的，持这种理论的包括法国诺贝尔医学奖得主88岁的蒙塔尼耶教授，但他的观点受到其他科学家的质疑。目前，这这次疫情中人员损失最严重的美国正在就病毒是否从实验室泄露进行调查，这些质疑的依据之一就是中国政府没有公布有关的流行病调查结果，更不允许世卫组织和外国专家前往调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提到要就此进行调查，英国外交大臣拉布也间接指出，中国应该就一些“困难的问题”给出说法，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在接受英国 «金融时报»时提到“很显然，我们并不了解那里发生的一些事情”。费加罗报指出，目前的局势不仅让武汉P4实验室中招，同时也让法国很尴尬，因为这个专门研究感染性最强，既没有解药也没有疫苗的病毒实验室是法国出口的。而最初，由于这个与中国政府合作的项目过于敏感，就曾一度在法国引起过相当的争议。最尴尬的是，这个合作项目建成后就从来没有法国研究员的参与。
法国广播电台的调查小组最近就结合时事热点，做了一个针对武汉P4的调查报告，称其为“激起幻想和猜测“的实验室。报道指，武汉或是中国最法国化的大城市，在长江北岸，还有距离华南海鲜市场不远处法租界留下的遗迹；对岸，笔者的道路通向机场，也通向一个有上百个法国公司安家的工业区，这里，标致-东风，雷诺，施耐德电器，欧莱雅等等公司都设立了工厂。这或许也是两国选中这里作为生物领域合作地点的原因。
一开始就充满疑问和争议的法中合作项目
本世纪初，法中两国在医疗领域合作之门继续打开，2003年，非典重创了中国时，中国需要帮助。很巧，即将卸任的江泽民认识一个在法国圣路易医院培训的中国医生陈竺（陈竺2000年10月被江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更巧的是，陈医生所在部门的Degos教授与希拉克有深交。江泽民之后，胡锦涛上台，法国总理拉法兰曾前去拜访过这个医生。2004年，希拉克前往中国访问之际，就和中国领导达成了合作意向。两国决定携手共抗传染病，当时中国也正经历禽流感，让这个合作更具必要性。
调查指出，在武汉建立P4研究所的计划因此诞生。全球约有30几个同等级别的机构，其中一些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认证。最初，法国细菌战专家持反对意见。 要知道当时的时间点是9.11后不久，SGDSN（法国国防和国家安全总秘书处）担心P4实验室可能会变成生物武器库。
法国非典后援助的P3实验室不知去向
另一个困扰是，中国一直拒绝清楚地说明“非典”之后由法国拉法兰政府资助的几个P3活动实验室的去向。« 中国法国危险的关系 » 一书作者伊藏巴尔（Antoine Izambard） 介绍说，“当时法国人因为中方缺乏透明性降低了合作热情，中方对那些P3实验室的用途的解释极不透明。因此，法国政府中的一些人认为，中国肯定也会用类似方式使用P4实验室，这种前景让人不寒而栗。”而P3移动实验室的出口规定没有那么严格。 当时一位参与者回忆说，那些“拖后腿“的人担心的是中国人“学习困难”，他们的“不透明”和对法国希望的双边合作项目的“阻力”。 同一消息来源说，“必须了解的是，P4就像一个核后处理厂。 这是一种细菌的原子弹，”。 经过测试的病毒（例如埃博拉病毒）都极其危险。 包括防护服和消毒隔离区处理都必须绝对严格遵循安全程序。
根据法国广播电台做出的相关详细调查，2003年萨斯风暴之后的第二年，当时的两国领导人，希拉克和胡锦涛决定在对抗传染病领域进行合作，并由外交部长巴尼耶签署了帮中国建造P4的协议。之前，法国总理拉法兰会见了曾在巴黎圣路易医院工作过的陈竺，陈竺当时是中科院副院长。
此前一年，中国经历了”非典“重创，据一位持续关注此案的法国高级官员介绍，当时，有些人认为必须帮助中国研究新病毒，尤其要给中国提供好的研究条件 ，避免让中国人在没有相应的设备和必须的知识的情况下摆弄病毒。一句话，不让他们在自己“瞎搞”。尽管这个理由也很充分，但该计划在法国远远不能达成共识，总统希拉克和总理拉法兰都支持，医界支持者有贝尔纳 库什内（注：法国政治家、外交家、医生，无国界医生和世界医生组织创始人之一。曾任法国卫生部部长（1992年-1993年、1997年-1999年），法国外交部部长（2007-2010））。制药工业家阿兰•梅里埃（Alain Mérieux）不仅支持，还与他的中国同行陈竺共同担任指导委员会主席。 但是，法国外交事务和国防部的防扩散专家以及SGDSN（国防和国家安全总秘书处）和研究界都犹豫。 有人担心P4会变成生物武器库。 其他人则认为，与核能或化武不同，此类敏感医疗设备没有国际控制机构。
在没有听专家反对意见的情况下，政客们同意了该项目。
然后需要为实验室找个合适的地方，上海人太多不合适，因此就选择了武汉的市郊。2008年，成立指导委员会，由法方的阿兰•梅里埃和中方的陈竺共同领导。2010年，萨科齐政府通知世卫组织相关工程开始了。
15家非常专业的法国中小型企业为建立实验室提供了支持。 Antoine Izambard补充说：“这些P4实验室确实是顶级技术，在某些部件的密封性方面可与法国核潜艇相媲美。” 但是，将由中国公司来承担大部分建设工作，让法方不太满意这样的方式。 例如，德希尼布 （Technip）公司就拒绝对建筑物进行认证。费加罗报的报道中写到，一位专家表示， “事情拖了很久，但巴黎最终开了绿灯。当时，我们与中国人一起参与了其他项目，例如放射性核废物处理中心，空客飞机的销售合同。与美国不同的是，法国只是一个中等强国，它无力停止一个项目，因为它不能承受随之而来的经济报复”。他继续说：“我们处于弱势。中国人正在寻求获取我们的技术。有时，我们由于害怕被敲诈而走得更远。”以为外交官表示，当局“因为天真犯了错。他们认为中国人是可以信任的。”他补充说，此案“一直很复杂。我们给自己书面保证，但不确定是否可以让这些保证被执行。”
法国逐步被边缘化 P4成为“非常中国化的工具”
而武汉P4实验室的后期发展表明，那些犹豫的人是对的。 中国公司最初按照规范建造P4的大部分。 但是，一位专家解释说，“ P4的架构非常复杂，其密闭隔离空间的布置需要特定的技术和知识”。 2015年，由于对中法合作没有实现感到失望，阿兰•梅里埃（Alain Mérieux）离开了双边委员会主席位置。计划中本应去武汉P4工作5年的50名法国研究人员从未离开法国。
阿兰•梅里埃离开后，在北京对法国广播电台的记者说：“我放弃了P4的共同主席资格，这是一种非常中国化的工具，即使它是在法国的技术协助下开发的，它也属于他们。 ”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切断了所有联系。 他指出，“我们希望在里昂的P4和武汉的P4之间建立紧密的合作。在中国，动物，家禽养殖，养猪问题很多，它们本身 病毒是病毒的携带者，而这是不可想象的，中国没有一个高安全性的实验室来分离新细菌，其中许多是病因不明的。”
中国最终取得控制权法国被一脚踢开
据报道，P4实验室项目诞生得益于由法中团队的合作以及法国技术。该合作使中国能够更好地研究和预防包括禽流感在内的烈性病毒以及大规模传染病，从而保护中国和各国人民的健康。
2017年2月23日，前总理伯纳德•卡泽诺夫（Bernard Cazeneuve）和卫生部长马里索•图兰（Marisol Touraine）宣布，将有50名法国研究人员到武汉P4居住5年。 因此，法国承诺为其提供技术专长，进行人员培训以提高实验室的生物安全水平，并发起一项联合研究计划。 但是法国研究人员从未启程。图兰最近也只好无奈表示， “我们启动该项目是希望它能够让双方共享知识，但非常令人遗憾。我们显然无法预料到当前的流行病（新冠病毒），但是在2017年2月，我们曾寄托了这种合作的希望。”
是中国阻止了他们前往？ 还是法方财务能力不足？ 事实是，该实验室逐渐摆脱了法国科学家的控制。 违反了与巴黎和北京之间缔结的“合同”的初衷，在武汉的的实验室，只有中国研究员，而没有法国研究人员挑剔和警觉的目光。
基地于2015年1月建成，实验室的启动于2018年1月进行，时间正好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首次对北京进行国事访问吻合。
Radio France 的调查报告指出，但是，从一开始，人们就对其可靠性表示怀疑。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2018年1月，美国大使馆成员参观了该场所，并警告华盛顿在这里研究蝙蝠冠状病毒的地方未采取足够的安全措施。另一个令人失望的事情是：里昂的P4与武汉P4之间的中法合作一直没有真正开始。阿兰•梅里埃本人在法国广播电台的调查小组中证实了这一点：“在不泄露国家机密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说，自2016年以来，中法两国传染病委员会从未召开过会议。”他承认，与最初的承诺相反，中国研究院在没有法国研究人员的情况下工作。 Antoine Izambard也补充说：“实验室远未达到完全运行。” “他们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大楼，可容纳250名研究人员，但目前人还未到齐。”通常，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中国研究人员只有少数对与三种疾病：埃博拉，刚果克里米亚出血热和NIPAH（猪和蝙蝠携带的病毒）有关的动物进行研究。
费加罗报报道也指出，中国官方媒体也于2月16日报道过实验室的失误。 他们特别声称，研究人员在进行实验后没有对生物材料进行专门处理，就将实验室材料扔掉了。 他们还回忆说，为求生计，许多研究人员正在武汉市场出售经过实验的实验动物。 但是，所有专家都这样说：了解病毒的起源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对于防止新流行病的到来。
这里引述的是华南理工大学生物科学教授肖波涛，在全球学术社交网站“Research Gate”以英文发表题为“新型冠状病毒的可能来源”报告，他指证“武汉疾病预防及控制中心”不仅长期有600多只野生蝙蝠，且2017年及2019发生蝙蝠血液或尿液泄漏事故，甚至有研究者在取样过程中曾遭蝙蝠攻击、有研究员因沾到蝙蝠排尿而自我隔离14日。报告指出，除距海鲜市场12公里的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还有距市场仅280多米的武汉疾病预防及控制中心。正是由于该中心距疫情源头“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仅280米，质疑武汉肺炎恐为中国疾控中心的病毒外泄，是坊间估计透过自然重组、或中间宿主传播以外的另一可能。
令人疑惑的是，这篇论文在发表后不久即被删除。
疫情后 P4 实验室继续进行人体实验研发疫苗
法国广播电台调查报告报道，当新冠疫情出现时，武汉的P4并未处于无活动状态。尽管中国当局尚未证实，但据两个可靠的消息来源，石正丽教授于2019年12月底从武汉市立医院的五名患者的样本中鉴定出了新的冠状病毒。 1月3日，其基因组的完整测序在上海另一个P3实验室开始进行，随后将其与其他国家共享。 同时，武汉的P4正在研究被感染的实验猴子，以获得血清。 吉尔斯•萨尔瓦特（Gilles Salvat）说：“中国人是生产疫苗的最佳人选。” “中国在世界各地都有学生。当我们只有两名研究人员时，他们的研究员可达40名。在创新和生物学方面，他们的火力都强大。”
中国官方说法是P4于1月23日关闭，当天武汉宣布了封城。但是，据法国广播电台调查部门联系的几位法中两国消息来源称，3月中旬，P4实验室与一家中国生物技术公司合作进行了一次疫苗试验。根据法国广播电台得到信息，方法是先将病毒接种到猴子身上，将其灭活后再注入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志愿者身中。武汉中南医院副院长赵剡医生也证实：“第一批接种者是志愿者，而且进展顺利。”他知道有医生参加，第一批数量不多，而第二批产品的试验正在进行，数量也相对较大。”
巴斯德研究所的弗雷德里克•坦基（Frédéric Tangy）对这种灭活的病毒疫苗表示，“存在加剧疾病的风险。这是一场灾难。这是最糟糕的事情。”
全球疫苗竞赛中的P4实验室
因此，P4和其他国家一样，都在进行疫苗比赛。 3月16日，由法国人Stéphane Bancel领导的美国剑桥Moderna公司也宣布已在西雅图(专题)开始对45位健康患者进行临床试验。法国制药企业赛诺菲（Sanofi）还与美国军事团队合作。 法国的巴斯德研究所，将于7月开始对志愿者进行疫苗临床试验。 但是，这里再次必须保持谨慎，因为需要进行三个阶段有结果的试验，在认可一种疫苗之前，需要超过60％至70％的不同出身和年龄有治愈效果。
后续： 目前，这些曾经参与过P4实验室计划的高层领导，包括被称为“中国人民好朋友”的前总理拉法兰，以及参加过揭幕典礼的前外交部长，前总理卡兹纳夫等人都没有任何公开相关发言。
中国方面，由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袁志明出面接受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访谈，他坚词否认了病毒源自武汉实验室的说法。表示，目前该实验室绝对安全，没有任何人感染病毒，既不可能出现病毒泄露的问题，也没有能力制造病毒，而且人类都没有这样的智慧。
世界卫生组织也明确表态，否认了该病毒源自武汉实验室的猜测。世卫组织一名发言人在周二（4月21日）举行的一次记者会上指出：目前掌控的所有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源自动物，并非人为在实验室操纵或制造出来。
据报道，中国首席生化武器防御专家陈薇少将2月初已经接管了武汉P4病毒实验室。3月2日，中国发布关于加强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的通知，目的是切实推进国家生物安全，进一步加强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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