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法广 

今年初，武汉爆发新冠疫情，1月23日起，这座拥有1100多万人口的城市便开始了封城的艰难时光。封城，意味着与世隔绝，城内的民众受困其中，城外的民众则很难了解疫情中心的详情。此时，武汉女作家方方拿起了手中的笔，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了她的所见所闻。她用细腻的笔触、真实的记录了武汉封城这段灰暗日子的点点滴滴，为城内和城外的民众提供了难得的信息。方方日记曾在海内外广受喜爱、得到网民的积极追捧和传播。如今，最早爆发疫情的武汉也率先摆脱了疫情的困扰，民众的生活正逐步恢复往日常态，但是，方方日记将在海外出版的消息却引发轩然大波，短短数天，这位曾在人们心目中具有偶像形象的人物瞬间转变为国家的“叛徒”。这种转变因何而起？一本小小的日记为何竟会引发如此规模的谩骂之声？对此，我们请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女士来阐述一下她的看法。  

法广：首先请您谈谈，您在阅读方方日记时的最初感受是什么？

廖天琪： 我二月初出门远游，所以到了二月最后一周才断断续续地读了几篇她的日记，当时觉得她写得很平实，柔中带刚。记得我那时看到的是2月18日那一篇，里面描述了武汉人如何组织起来成为买菜群，邻居街坊互相帮忙去轮流采购食物，而超市也机灵地推出订购套餐，方便居民网上购买。她也说到许多医护人员拼命地抢救病人，并上网呐喊，因而救援物品能源源而来。武汉人经过近三周的隔离，已经心态放得平稳从容。她也提到几个直接或间接认识的人死亡，她这么说，有些人已经批评她报忧不报喜，是“造谣”。她反驳道：“今天，特别想说一句放在心里很久的话：中国的那些极左分子，基本上是祸国殃民式的存在。他们太想回到文革，太仇视改革开放。一切与他们观点不同的人，都是他们的敌人。他们成派结帮，对不与他们合作的人进行各种攻击，一轮又一轮。用那种“洒向人间都是恨”的粗暴语言，甚至还有更为卑劣手段，低级到不可思议。只是我特别不明白的是：任他们怎么在网上胡说八道，颠倒黑白，却从来没有人会删掉他们的帖子，也没有人阻止他们的行为。”看到这些，我就已经有预感，这份日记可能会“夭折”。后来我有机会看到这个“日记”的全貌，仔细地读，觉得她写得非常真实而朴素，武汉封城76天，她的日记记录了60天，每日她从亲友那里听到，在网上和媒体读到的全城防疫、救援、死伤的具体情况，自己及邻舍小区每日的食物供应，人们的担忧、恐惧、悲痛、无奈、愤怒、感动、感恩、苦中作乐都有生动的、如画卷一般的铺陈。

当然，重要的是，她对这场大灾难的缘由、官员们开始反应迟钝、政府的拖延耽搁，造成了武汉人大量死亡的悲剧进行了谴责和问责。她要求政府道歉，并且向武汉人民感恩，感谢他们的配合、牺牲和克制。她是个有良知而勇敢的作家。

法广：整个疫情期间，方方日记为武汉以外的世人提供了一个了解当地情况的小小窗口，也令当地民众从并不孤独的感受中得到些许安慰。可如今，情势却大反转，一时间，方方成为受到唾骂的“卖国贼”。这种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廖天琪：阅读方方的《武汉日记》，就如您所说，开始是很能安慰武汉和中国人在孤独和压力之下的心灵的。但是现在情势变了，中国疫情早已得到控制，武汉也在封城之后76天解禁了。但是新冠病毒在全球爆发，死伤枕藉，损失惨重。国际上要追查病源的声音此起彼伏，以美国为首，所谓的“五眼联盟”美英法和澳洲、新西兰要调查病源是否来自武汉实验室，并且提出要求赔偿。这时方方日记的英文版出版，德文版也即将问世，一时之间，辱骂方方为“卖国贼”，给西方“递刀子”的声音在华文世界里响起了。我们要看是什么人在骂，“五毛”的声音和做派人们是很熟悉的，他们跟着官方的指挥棒旋转，还有些具有“义和团”思维的人，他们长时间在共产党文化的薰陶之下，听惯了，熟悉了，接受了政府的谎言，甘愿接受共产党统治下的小恩小慧，习政权在国际上的强硬作风，带给这些人一种民族骄傲感，他们能接受自己的尊严、人格乃至人权受辱受损，却在所谓“祖国强大”的幻象之中得到补偿。

现在中国在国际上的声誉愈来愈下跌，由于开始隐瞒疫情，现在又不肯公开一些关键的疫病资料，而大外宣又十分强悍，“战狼”式的外交辞令，更加使得自己四面树敌。按照中共一贯的行事作风，此时就要树立一个“内奸”、“假想敌”，来转移群众的恐惧和愤怒的情绪，那些比方方更为尖锐的公民记者和人士都被禁声或抓起来了，像陈秋实、方斌、许志永、李泽华、任志强等。剩下方方就成了一个释放中国内部高压气氛的阀门。想来方方也必然受到来自上方的压力。

法广：方方日记中记录的是她在武汉疫情期间每天的所见所闻、点点滴滴的真实情景。这样的作品为什么不能在海外出版呢？

廖天琪：中共长久以来就是打压异音的能手。方方日记里写了很多肯定政府的作为的，对于官员们的劳累辛苦，都有记载。同时一再报导疫情逐渐控制住，从2月9日起，各项数字和指标都逐渐转好。她也对投入服务的警员、外卖小哥、打扫环境的清扫工人高度的赞美，街坊邻居之间的仗义互相协助都有很好的记录。很让人感动的是2月7日的报道，我引述一段：“昨天李文亮死了。我很难过。当即发朋友圈说，今晚全武汉人都在为他哭泣。哪知，整个中国的人都在为他而哭！眼泪多得在网上涌起惊涛骇浪。这一夜，李文亮是在人们的泪水中渡到另一个世界。

今天天气阴沉，不知道是否苍天也在向他致以哀悼。其实，我们对苍天已然无语，毕竟苍天又奈其何。中午，有武汉人在大声叫着：李文亮的家人和孩子，由我们武汉人养起来！响应者众。晚上，武汉人要在李文亮昨夜去世的时间关灯，用电筒或是手机，向天空射一束光，吹响口哨。在沉沉的暗夜，李文亮就是这一束光。这么久了，武汉人能有什么办法化解自己心里的郁闷、悲伤和愤怒呢？或许，这只能这样。”

我们知道李文亮在12月31日在微信里发文，说医院里出现SARS类的冠状病毒，要同事们小心。三天之后他就被警方传话去训诫，并在训诫书上签字，摁手印，一周之后他作为在一线抗疫的眼科医生竟然也就感染了，于1月12日入院治疗，拖到2月一日才确诊是新冠瘟疫，虽然他十数天以来就已经用了呼吸器，医院需要近20天才测出他感染了，这是什么医疗效率？7天之后，2月6日的深夜他就去世了。虽然方方记录李文亮的文字只有上面一小段，但是很清楚地表达了武汉的民意民情。这种真实的文字最能打动人心，专制体制就是不愿意这类说真话，露真情的文字散布在民间。流传到海外就更做实了当局的玩忽职守，草菅人命，难怪发动网军来围攻作者。

法广：最后请谈谈您对方方日记作何评判？

廖天琪：由于是日记，方方写得很细，从最初时段口罩的紧俏难求，到友朋之间的互助，还有她记录了可怜的农民深夜要回城返家，被拒于城外，还有一个智障的孩子，因父亲隔离病亡，他孤独一人在家活活饿死这些事情，在她的笔下都栩栩如生呈现在读者眼前。还有很重要的是她描述武汉这个病毒中心是如何一步步抗疫成功的。比如：1、将病人分成三级隔离；2、几个定点医院是一级，负责隔离和治疗并重病人；3、11个方舱医院是二级，负责隔离并治疗轻症病人；4、酒店、党校为三级，隔离疑似感染的人群；5、这三部份人隔离后，全市进行消毒杀菌；6、所有医院恢复正常接诊。这些做法很有参考价值，也看到武汉当局的果断和行政效率。

日记里2月6日提到美国研究出来新药瑞德西韦（Remdesivir），中国专家为其命名为“人民的希望”？在金银潭医院启动试验，传说效果很好。武汉人都很激动，如果不是遵守规则，不能出门，大概早就上街狂欢了吧。可见当时武汉人多么望眼欲穿地等待着特效药的出现。瑞德西韦原来是治疗埃博拉疫病的，对冠状病毒轻症病人有一定的效果，但是还没有真正成熟，没有被认证，西方还在研讨之中。大多数时间，方方写一篇就被网警删一篇。

我想在此提一下意大利18/9世纪作家Alessandro Manzoni(1785-1873)写过的长篇历史小说《婚约者》The Betrothed （1827写，1840-42 出版），这是关于一对恋人Renzo 和Lucia在17世纪相恋，分离，经历“三十年战争”和瘟疫，最后终于复合，结婚生子的故事。其中关于瘟疫的描写跟我们今天经历的新冠时期，经历的隔离，抢救，死亡，得救重生种种，虽然事隔将近400年，还都那么相似。关于瘟疫的描述，使得Manzoni在文坛不朽。那么方方记下武汉疫情的这本朴实的书，在历史上也会记下一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