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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春编者按语；王沪宁凭什么能够服务三代领导人，在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中国政治中可谓奇葩。这不能不说王这个人深谙中共专制领导人的心态，他能为任何一任领导人设计出一套理论来，从江的三个代表，到胡的科学发展观，再到习的复兴梦。以主之的好恶设计出来的东东，自然是与时代，与文明，与中国人民渴望的自由民主毫无关系的一堆垃圾。中国各朝都有御用文人，御用文人所起的作用就是为虎作伥。





王沪宁：离三任总书记最近的人



王沪宁，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位由政治局委员兼任的政策研究室主任。换句话说就是，王沪宁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位晋升政治局委员的政策研究室主任。

从1995年进入中央政策研究室出任政治组组长，负责阐述十四届五中全会政治文件中最重要的“十二大关系”，以“国家主席特别助理”身份陪同江泽民出访，并协助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2002年10月出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几乎所有国内考察、对外访问时陪伴左右，直接参与“科学发展观”理论起草工作；到十八大上跻身政治局，随后成为习近平外访、视察等出行活动的第一位陪同人员——王沪宁先后辅佐三任最高领导人，被誉为中国“离总书记最近的人”，在党内享有独特地位。

尽管事隔36年，90岁高龄的复旦大学教授陈其人依然记得王沪宁复试时候的情形。

“他来考的时候，复试啊，迟到了，本来是要取消考试资格的，但我比较照顾他，迟到了大概20分钟吧，还是让他考试了。他就进来了。”陈其人回忆。

陈其人说，王沪宁“初试的时候文章写得很好”，所以给了他继续面试的机会。

陈其人是我国著名的研究《资本论》权威，也是王沪宁的硕士生导师。

1978年是王沪宁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

1955年出生于上海、时年23岁的王沪宁，从一个没有本科学历的青年,一跃成为“文革”后复旦大学第一届硕士研究生。

当年，他成功入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政治专业。这一届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代政治学研究生。

作为王沪宁的研究生导师，陈其人教授当时在国政系带的第一批研究生共有12人，王沪宁是其中之一，也是最让陈其人教授印象深刻的一位学生。

陈其人经常组织讨论课，在课堂讨论时王沪宁就表现抢眼，“很会写文章，很会思考问题，那个时候表现很突出。”陈其人教授评价王沪宁是“最杰出的学生”。

1981年，王沪宁在复旦大学获得法学硕士学位后留系任教，进入了刚成立不久的政治学教研室。

曾任复旦政治学教研室主任的孙关宏教授回忆说：“他非常有才华，还没有分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有所耳闻，说他很用功，晚上一两点钟以前熄灯是没有的，每天入睡都是一两点钟以后。”

在复旦任教期间，王沪宁作为骨干教师还是蛮拼的。

眼见为实的孙关宏不止一次地表示，经过几次合作之后，发现王沪宁确实是有才华，“比如说我们要写什么，一起讨论了以后，说小王你去执笔，他很快就写出来了。”

经常的情形是，下午讨论一个题目，王沪宁开个夜车，第二天五千字的文章就出来了。

有一次，孙关宏、王邦佐和王沪宁一起去苏州编政治学词典，讨论之后，第二天王沪宁就把几千字的优质报告拿出来了。

“能干、有才华、一目十行。”这是当时复旦同事们对王沪宁的评价。孙关宏有时候写文章提纲，也让王沪宁帮他看一下，“我看东西就很慢，他一瞄就好了，马上指出来某个地方应该加个什么。”

王沪宁看书也很快。“我们有一次一起出差，一本小说我从早到晚我才看到一半，他半天就看好了，下午就借第二本，晚上再借第三本，我一本小说两三天都看不完，他一天要看三本小说，这我蛮佩服他的。”孙关宏说。

复旦国务学院退休老教授朱桂英回忆，王沪宁是相当努力的。那个时候，复旦教师的房子都很小，亲戚特多，经常有很多亲戚来上海看病，姑妈、姨妈这些亲戚都会来的。不像现在，来了以后就要住在家里。因为家里很小，朱桂英就经常把两个小孩带来系里复习。“每次到系里来的时候，王沪宁几乎都在系里读书、备课、学习。”

王沪宁“开课达人”的称号在复旦也很有名，难的课别人开不出来，他却开得了，而且开得有声有色。

思路快，多产，文章和书有很多，这是复旦老教授们对他的一致评价。

有一次，学生不满意一位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的老师，王沪宁主动请缨说“我来开”，开了课后学生满意了。

他还提出了很多政治学的新学科，如建立了行政管理专业。

在专心治学的早期，一些触及政治体制改革的“炮弹”文章就常常见诸报端。他撰写的颇有影响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背景与前景》等近百篇论文，无一不触及到我国现实政治问题。

上世纪80年代，他翻译了达尔的《现代政治分析》，自己也写出了一本有影响力的书《比较政治分析》。在这本书中，王沪宁首次提出历史—社会—文化的分析框架。上世纪80年代，能够写出这种政治学理论和概念的书是相当前沿的。

王沪宁青年时期的著作。

1988至1989年，王沪宁到美国爱荷华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做访问学者，回国之后写了一本书《美国反对美国》，“那么多人出国，从来没有回来就出了本书，王沪宁却有这个意识和这个本事。”

王沪宁除了学术上有造诣，为人也低调谨慎，遇事不轻易表态，不反对不赞成。他能始终保持冷静，不轻易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恐怕是他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吧。”孙关宏说。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王沪宁就收获了“一本政治学辞典”的名号。

1985年9月5日，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谢希德教授在一位年仅29岁的普通教师的专业职务呈报表上签署了意见：同意提升为副教授。至此，国际政治系政治学教研室教师王沪宁破格提升为副教授一事正式获准了。

很快，这位不仅在复旦，当时也是全国最年轻的副教授成了全国性的新闻人物。“副教授,才29岁！这可能吗?莫非他……”有人将信将疑。

“这是个好兆头。看来这次职称改革真还有新鲜的。”更多的人特别是青年教师感受到的是振奋与激励。

讲资历、挨年头的做法曾使年轻人积极性受挫，在复旦这样人才济济的名牌大学里，竟然首破其例。

三年后的1988年，王沪宁再次显示后来者居上的态势，成功晋升为教授。

这本《政治的人生》是王沪宁早年的一本随笔集，政库君念大学时曾认真读过。记得当时还读过同属“名人日记”系列的刘金宝的《金融之回响》。出书时刘金宝担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曾获评世界“十大杰出青年”，后因王雪冰案牵连而落马。王、刘两本著作，现在旧书网站上尚能买到，不过《政治的人生》一般标价250-300元之间，而《金融之回响》标价在2-5元之间。如此云泥之别，令人不胜唏嘘。

1991年国政系民主选举系主任，这是学院空前绝后的系主任的民主选举，当时王沪宁和朱文忠两个人竞选系主任，王沪宁当选了，后来又当上了法学院院长，当时的法学院包含国际政治系和法律系等。

复旦给了王沪宁充分的活水，让他能够如鱼得水地发挥自己的才华。

1983年到1985年担任国政系总支书记的李幼芬教授回忆，王沪宁在政治学系于1984年入了党。

“我和王邦佐老师非常欣赏他的才华，支持他的发展，从来没有说是要限制他一下。很多学校，据我们了解，老年教师对青年教师有才华，要超过自己的，就是压着，青年教师上不了，但是王沪宁在我们这里，我们非但没有压他，还为他创造条件。”孙关宏回忆。

孙关宏和王邦佐在恢复和发展政治学时还是讲师，接着碰到了“文革”，助教一直当了18年。他们1960年毕业，一直到1978年才提讲师，一直到1985年，才轮到他们提副教授的事。

“这个时候，我们支持王沪宁也报。他81年毕业，毕业四年，我们60年到85年已经毕业25年了，王沪宁只有四年，但是我们支持王沪宁也报。我们报了三个人，一个教研室要提三个人，提的太多。”孙关宏说，“王邦佐说可以啊，我们排个顺序好了，排顺序的时候我们是把王沪宁放在前面，我们那时的顺序是：王沪宁第一，王邦佐第二，我是第三，我们都没有意见。”

当时，两人考虑到两点，“一个是学科发展，一个是支持年轻人，我们支持王沪宁发展是没有私心的。”

虽然王沪宁年轻，和研究室的同事们年龄相差达到了20岁，但培养年轻人的风气在政治系一直存续着。

有重要的国内或国际会议，都会让王沪宁出席。“当时确实是比较无私的，关爱年轻人，培养年轻人这方面特别关注，不大考虑自己的名利。”孙关宏说。

王沪宁自己也注重传承优良传统，培养年轻人。

复旦老教授李幼芬回忆，1984年她生病住在长海医院，王沪宁去探望她。那是一天傍晚，王沪宁来到医院看望李幼芬后对她说：“李老师，你还要再带几个研究生。”

李幼芬问带谁，王沪宁提了两个人，“一个是林尚立，我说林尚立嘛，因为他入党的时候我参加，所以说我比较了解，我说这个人可以的。另外一个叫王元，王元我不认识，我也没有给他上过课，后来见了面，谈了话后，我同意带他了。”

舌战狮城，一鸣惊人，这背后，有着王沪宁的巨大贡献。

首届国际华语大专辩论会复旦大学代表队的决策中枢包括：由时任校党委副书记秦绍德挂帅，副教务长张霭珠任辩论队负责人，国际政治系主任王沪宁任顾问，哲学系俞吾金教授任领队兼教练，青年教师林尚立任副教练，人事处处长张一华担任联络员，同时成立了由30多位中青年骨干教师组成的专家指导团。

1993年3月26日，30多位专家指导团成员首次在文科大楼1004室聚会。这一天，王沪宁好像特别轻松和潇洒：“这一次我是无官一身轻，顾问顾问，顾顾问问就可以了……”

1988年，台湾新闻记者秦先生(中)在辩论赛不久后前前往上海拜访复旦队师生，与复旦队两位指导老师伍贻康(左)、王沪宁(右)在复旦校园里合影。

其实，王沪宁的心情并不比俞吾金轻松。曾任第二届亚专辩论会复旦队“教头”的王沪宁内心很清楚复旦此次通向夺冠之路的艰难。

早在1988年复旦大学代表队在新加坡第二届亚专辩论会上夺冠，首次参赛的复旦代表队过关斩将一举夺冠，向世界展示了复旦人形象，一时风光无限。

1993年参赛时，王沪宁对队员们说：我们做一件事，就要追求100%的完美，如果有了99%的成功，还有1%的遗憾，就要抓住这1%不放。

台湾大学队的一位教练曾向王沪宁讨教训练队员的经验。王沪宁意味深长地说了这样一句话：“辩论队员首先要学会怎样做人，其次才是学会怎样当一位辩论员。”

事后，王沪宁评论复旦队夺冠：“是知识的胜利，智慧的胜利，智商的胜利！”

王沪宁常怀一颗感恩的心。

1978年进入复旦，1995年离开复旦，17年的复旦生涯，青年王沪宁的用功、儒雅、睿智的形象深入复旦国政诸人之心。

对于复旦的恩师和同事，王沪宁投桃报李。在导师陈其人教授80岁寿辰的时候，已经前往北京工作的王沪宁还专门写了信来。

王沪宁也一直感谢孙关宏提携。无论是到美国当访问学者还是离开了复旦去了北京工作，他一直和孙关宏教授通信，保持着联系。

他还一直关心着孙关宏的职称问题、博导问题。到北京工作以后，有一次王沪宁回来看望老同事，和气地称，主要就是来看看老同事。

多年来，复旦的老师感念他的情谊，但是都不太愿意因为大事、小事去麻烦他。

“出国潮”下安于国内的教书匠

王沪宁1955年10月6日生于上海，籍贯山东掖县（今莱州）。爱学习是多篇介绍王沪宁文章经常出现的字眼。据称，爱学习王沪宁的性格还十分内向。王沪宁上中学时，逢“文化大革命”。学校罢课后，他就一个人躲在家里看书，从不参加抄家、批斗等活动。1971年，16岁的王沪宁初中毕业，由于体弱多病，未上山下乡，留在家里继续自学。

因破四旧，可供阅读的书很有限，但王沪宁抓到什么读什么，现在回想起来，王沪宁仍对那段时光充满眷恋。他对身边的同事说：“那时候虽然没什幺特别有价值的书好读，但对我个人却形成了两大优点：一是我学会了思考，可以把一些最普遍的事情条理化分析，问几个为什幺；二是让自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到现在为止，我仍然觉得读书对我来说是最快乐的事。”

由于好学，做人又谨慎，1972年夏，做了短暂学徒工之后，王沪宁被作为“工农兵学员”推荐到上海师范大学干校外语培训班学习法语。1977年，王沪宁毕业后分配到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工作了一年，此时恰逢中国恢复中断长达10年之久的高考和研究生制度。王沪宁的英语和法语都很好，按正常情况，他可以走上一条外交官生活道路。但1978年，他报考的却是当时刚恢复的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政治专业研究生，师从有名的研究《资本论》的权威陈其人老先生。

毕业后，王沪宁留校任教。《中国高等教育》1986年第9期的一篇介绍王沪宁的文章称，当时，高校里有少数年轻人，向往出国简直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青年教师人才匮乏，王沪宁也知道有合适的机会出国深造会有益于学问，但他不相信唯有出国才能成大器。当时的王沪宁，总是主动请缨带课。作为教学上的新兵，王沪宁在短短的几年内接连不断开出新课，一学期通常开两三门课，多时要同时开四门课。由于勤奋，王沪宁迅速成为研究政治学理论的知名青年学者。

1985年，年仅30岁的王沪宁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副教授，此事使得王沪宁成为全国性的新闻人物。此后王沪宁又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学者王沪宁的著作与政治观点

作为一位学有建树、著作等的政治学教授，王沪宁治学严谨，功底深厚。《比较政治分析》、《反腐败：中国的试验》、《美国反对美国》、《国家主权》、《行政生态分析》、《当代中国家庭村落文化》、《腐败与反腐败》等都是王沪宁所著。

王沪宁的许多观点都是新颖的，他大量评价外国最新的、经典的政治学名著，同时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大量撰文，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作对比性剖析。

1986年，王沪宁发表文章，提出在改革中必须有中央权力的必要集中，要依靠政府的力量来推进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该篇文章引起很大反响，上海知识界开始讨论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政府集权的作用，开始介绍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和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有关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会的理论。这被认为是八十年代中后期在学术界、思想界风靡一时的新权威主义的理论萌芽。

1987年5月出版的《比较政治分析》，是王沪宁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该书是中国内地第一本从宏观角度对政治现象进行分析的政治学专着——《比较政治分析》。该书从政治形式、过程、决策等10个领域入手，用比较政治学的学术方法，古今中外、纵横比较各种政治现象。正是这样的学术积累，奠定了王沪宁从学者走入决策层、实现由学术研究到实际操作层面的根基。

1994年底出版的《政治的人生》一书记录的虽是生活琐事，却内含了其对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王沪宁喜欢简约，讨厌繁琐，因为烦表格复杂而放弃去日本做访问学者。在1月12日的日记中，王沪宁称写过一篇文章叫“反对表格主义”。日记还提到一件事：“上次要去神户大学做访问教授，一定要问我初中是哪天毕业，高中是什么时候毕业，哪一个月?哪一天?真是荒唐，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和我做一名访问学者有什么关系?最后下决心不去，受不了这个。”

王沪宁进京辅佐三任总书记始末

1995年，时任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的王沪宁，以一名普通中共党员的身份奉调晋京，进入中央政策研究室并出任政治组组长。

有关此番自沪入京的机缘，《现代领导》2010年第8期引述知情人士的话称，早在中共十三大之前，王沪宁的政治才华就被党和国家领导人看中，尤其是颇得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曾庆红的赏识。曾任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在调进中央之前就曾有过请王沪宁作政治顾问的念头，进入中央之后仍念念不忘，而且多次在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面前提起。后来，江泽民同志为此还同王沪宁开玩笑说：“如果你再不进京，这一帮人可要跟我闹翻喽。”

调入北京后，王沪宁接受的第一项任务是参与起草十四届五中全会文件，在报告中系统阐述了“十二大关系”，即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等十二个方面的关系。当“十二大关系”作为全会内容被以决议形式传达以后，美联社当天发表评论称，新决议既表现了第三代领导人的群体智慧，又表现出了未来中国的强大希望。

1998年，王沪宁出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并且自此时起，开始以“国家主席特别助理”身份，在江泽民出访等外事活动中陪伴左右，成为江泽民时代最为重要的高层智囊。

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胡锦涛当选总书记，来自上海的王沪宁则在此时更上层楼，不仅在中央政策研究室由副转正，更直接进入中央委员会，进入中共权力最高层。在5年后的十七大上，王沪宁更进一步进入中央书记处，成为中共中央最重要的智囊，对胡锦涛执政十年的政治建树着墨颇多。

十八大后，习近平外出活动时，王沪宁总是陪伴左右。

在2012年秋召开的十八大上，王沪宁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晋升至25人的决策核心圈，创下了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进入政治局的历史先例。而在十八大之后，王沪宁则紧密陪伴新任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左右，成为新一届中共高层的核心智囊。

至此，王沪宁实现了辅佐三任总书记的新记录。分析人士认为，连续辅佐三任总书记、政治地位逐级上升，王沪宁的政治角色更趋吃重.